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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与“四句教”

2015-08-11  陆波名师...

王守仁与“四句教”

宋元为“理学”最盛时代,明为“心学”最盛时代,代表人物就是王守仁。

王守仁原名云,后改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生于明成化8年(公元1472年),卒于明 嘉靖6年(公元1529),享年57岁。他因在绍兴会稽山阳明洞侧筑室攻读,创办阳明书院,别号称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是当代大学问家。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创立了“心学”。陆九渊认为心即理,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心是唯一的实在,主张发明本心,无须外求,以“尊德性”为入圣之要。王守仁将“心学”凝聚成四句话,亦称“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四句教”中,是由“格物”起,进而通过境界不同阶段的提升,达到“无善无恶”人的真本体与本性的回归。

明代几乎已经成为程、朱理学的一言堂,是后来被称为封建礼教的主要渊源,这时候的儒学思想已经和先秦儒家大相径庭。明代中叶朝政腐败,同时也是资本主义萌芽兴起的时候,王守仁先生开始反思程、朱理学,进而发展了宋代陆九渊的思想,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

由于王阳明年轻时期曾一度笃信朱学的格物说,当他用这种方法去进行个人的道德修养时,便发现无论是即物去穷理,还是循序而读书,都只能是“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就是这种“格物”或“即物”说,永远使自己与事物处于对待的地位上,并不足以解决个人自身的道德修养问题,因而他对朱嘉的格物致知说便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论述到:

“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传习录·下》王阳明著)

在他看来,朱熹训格物致知为即物穷理,欲以格天下之物而达自家体认透实的目的,显然是徒劳的。因为其格的后果只会使心与理分别为二,使主观之心与客观之理成为二张皮,不能融一。至于后一个方面,王阳明认为,由于朱熹主张问学致知而不注重身心修养,遂造成其后学在道德修养方面的知行脱离,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这种支离割裂的学术之弊必然给现存的社会秩序带来危害,有以学术杀天下的危险。因故王阳明说到:

“爰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王文成公全书·卷一》王阳明著)

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知行不二。致良知,是王阳明思想最关重要的论断,与朱子不同。他明白地说到:

“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是以吾心而求理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答顾东桥书》王阳明著)

朱子言性即理;王阳明明确心即理,是”理学”与”心学”不同处。那么,对于心的解说,他举例说到: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云:‘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王文成公全书·卷三·传习录下》王阳明著)

王阳明的良知说法来源于《孟子》,其含义是指一种“不虑而知”的天赋道德观念。王阳明对此加以发挥,并引进《大学》中的“致”字来。

他说道:

“致知在格物和格物而后知至。”(《大学》王阳明著)

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主张,以为良知即是天理,从而进一步要求人们首先认识和恢复内心所固有的天理,并由此推及自己的良知于事事物物,那么事事物物皆得其天理。而且,良知人人俱在,自圣人以至愚人,人人同具良知,人人有个判断是非善恶的自家标准。因此,他强调,良知就是人人所具有的“心之本体”,这是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改造。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全部学说的生长点。标志着他是真正地从实践的角度来谈道德修养,也是把儒家的道德本体彻底落实于实践生活的表现。使儒家扬善惩恶有了可操作性。明武宗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

所谓 “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

“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

王阳明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他说: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朱学而发,与朱熹的思想对立。程、朱理学包括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实践行,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救朱学之偏。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深化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克服了朱熹提出的知先后行的弊病,但是同时也抹去了朱熹知行说中的知识论成分。王阳明的观点虽然有利于道德修养,但忽略了客观知识的学习,这就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这个弊端。

王阳明的全部工夫只是一种实践,这种实践就是“体认”。不光是你的头脑中明白了就行,而是要身体认识它,并尊它而行。头脑认识明白,需要学习;身体认识明白,则需要功夫,功夫体验的方式,王阳明认为是“静处体悟”。他说:

“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扫除廓清。”(《王文成公文集·传习录·下》王阳明著)

只有“上根”之人才可静处体悟,而对于大量的“中下根”之人,必须从磨练上出发,做尽功夫。

他说:

“在意念上落实为善去恶,工夫熟后,渣滓去的尽时,本体也明尽了。”(《王文成公文集·传习录·下》王阳明著)

体认是学习功夫的方法,境界是工夫渐进后所达到的见地,又是本体在修养中的显彰。所以,境界往往随工夫的深化而与本体形成一种对应,这就是它们的相互印证。作为工夫是一种无心、无欲的修炼;作为境界,是“廓然大公”的进阶。境界只有在体认的修炼中方可阶级而上,以达到从执着到无执着而顺其自然、天人合一的地步,这些道理不是只靠读书的人所能知晓的。

“良知”本自是美的,也是人人具有的,但在现实中,由于为世事所累,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利禄缠身,使明镜般的“良知”不能朗现,才出现了“过与不及”之善恶和美丑之分。为了解其障蔽,他提出“致良知”,要求人们应在“过与不及之处”多下功夫以致“中和”,并使美丑、善恶自融,显现出大美来,那就是:

“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水无缺。”

  王守仁与“四句教”王守仁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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