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与权力

　　康熙时代的西学传播，是清代科学史上最饶有兴味的篇章。科学不仅作为康熙皇帝的业余爱好，而且也成为他政治生命的重要部分，在权力的运作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康熙勤奋学习西学，事必躬亲，不仅因为他的确有此爱好，更是因为他试图藉欧洲新知来达到控制汉人和洋人之目的。本文将根据宫廷官方文献，结合汉族大臣的文集与欧洲所藏档案，以1711年日影观测为例，希冀从社会史、政治史、宗教史的视角，探讨康熙皇帝、耶稣会士和文人在历法改革中的不同作用，并阐释康熙时代科学传播，以及知识和权力交织的复杂背景。

　　1 引子：晷影测量的历史

　　圭表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测量仪器，主要通过测量正午日影的长短来确定节气，并测定方向。它由表、圭两部分组成，立表用于投射日影，圭是水平安放的标尺，用于测量影长。由于太阳正午高度随季节变化，日影长短也随之变化，夏至时最短，冬至时最长。日影观测已有悠久的历史，传说中周公在阳城(今河南登封)观测日影，以定地中。《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元代郭守敬用四丈高表观测，同时使用景符来调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最精确的测量，屡为后世所称道，还受到传教士的赞扬，享誉欧洲。明清时期，钦天监设有晷影堂，用来观测日影。明代在仪器方面因循守旧，在晷影观测方面鲜有进步。①

　　欧洲也有晷影观测的传统，或在教堂，或在天文台。日影观测在欧洲之所以重要，教会之所以重视，是因为复活节的确定和计算，都需借助日影观测。[1]晚明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之时，传入了很多西方仪器，如自鸣钟、三棱镜、望远镜，还传入了星晷(盘)、日晷等记时仪器，特别是日晷的制造，成为耶稣会士笼络汉人士大夫的重要工具。耶稣会士因此翻译了《浑盖通宪图说》、《简平仪》等著作，国人陆仲玉也撰写了《日月星晷式》。在钟表没有普及的时代，相对于昂贵的钟表来说，这些简单的记时和测量仪器比较价廉，满足了一般人掌握时间的需求。

　　万历年间，在钦天监工作的周子愚曾与利玛窦谈及“律吕之学”，觉得西学可以补中国传统学问之缺，于是请其传授，利氏“慨然许之”，但不久利氏故去，合作没有成功。周子愚觉得中国古代虽有日影观测，而没有专书介绍，并注意到西方在圭表方面的成就，任意立表取景，“西国之法为尽善矣”，[2]于是向龙华民(Niccoló Longobardo，1559-1654年)、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1575-1620年)等人学习，因此有《表度说》之作，详细介绍了欧洲圭表观测的方法。崇祯改历时，介绍了不少新传入的仪器(如望远镜，或称窥筒)，也提到了西方测量日影的知识：

　　三曰表臬者，即周礼匠人置槷之法，识日出入之景，参诸日中之景，以正方位，今法置小表于地平，午正前后累测日景，以求相等之两长景，即为东西，因得中间最短之景，即为真子午，其术更为简便也。([3]，50页)

　　在谈到郭守敬用高表观测日影后，《明史》引用梅文鼎之语，也谈到了西方的方法：

　　西洋之法又有进焉。谓地半径居日天半径千余分之一，则地面所测太阳之高，必少于地心之实高，于是有地半径差之加。近地有清蒙气，能升卑为高，则晷影所推太阳之高，或多于天上之实高，于是又有清蒙差之减。是二差者，皆近地多而渐高渐减，以至于无，地半径差至天顶而无，清蒙差至四十五度而无也。([4]，363页)

　　也就是考虑了地半径差、蒙气差等因素对日影观测的影响，使得观测精度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