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草，又称“醉草”或“大草”，含有情感跳跃、奔放激越的意思，是书家在忘我状态下创作出的，迸发、洋溢着强烈笔墨意趣，具有极强的抒情性和艺术境界。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说：“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他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高的、心灵的反映；化实境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

　1.草不失真

　　狂草最重视“气”，归结到一点，就是气韵生动，贯穿于整幅作品中，是作者气质和性情的外化。狂草中的线条、布白、章法和结字等完全脱离固定的程式化模式，完全按照书家情感节律随心而生，绝无既定的格式和不变的成法，即便是书家本人也无法再现。但狂怪不是狂草的目标。要狂得自然，狂得和谐，在熟练掌握技巧法度的基础之上达到随心所欲、不逾规矩的至高境界。狂草的基本功在正书，张旭楷书在唐代首屈一指。他在介绍学书经验时说:“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其次识法，须口传手授，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其次在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变通适怀，纵合规矩；其次纸笔精佳。五者备矣，然后能齐古人。”

　2.刻苦勤奋

　　怀素《自叙帖》线条飞动，用笔尽为篆籀之法，屈曲盘桓，所谓“天机暗转锋芒里”、“神助留为万世法”。含有精熟功夫的成分在内。据传他一共写了四十几遍，此时他正处于创作高峰期。怀素是以超人的勤奋达到“志在新奇无定则”的高度。

　3.酒神力量

　　按照李白和杜甫诗歌记载，旭素二人作书常以墙壁为纸，自由挥洒，却不易保存，但可以推想他们题壁的作品还要颠狂一些。旭素追求的是“孤蓬自振，惊沙坐飞”的境界，情感表现方式已远离“二王”草书的典雅和飘逸。同时代的诗人皆评价认为结缘于“酒”。杜甫作诗赞誉有加:“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唐代许瑶说：“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淋漓半无墨。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草书和酒结缘，酒神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怀素被称为“狂僧”，酒至酣醉放浪，不拘小节，作书不拘笔墨，杨凝式说:“草圣本须因酒发，笔端应解化龙飞。”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地醉，而是以酒借醉，突破理性藩篱，消除心中的束缚，尽情发挥，达到从容无碍的创作之境。黄庭坚《山谷文集》中说：“然颠长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余不饮酒，忽五十年，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笔处时时蹇蹶，遂不复得如醉时书也。”

　4.禅意追求

　　与旭素观自然万象获得草书创作妙悟一样，黄庭坚也从自然造化中悟得真知:“及来僰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乃觉少进，意之所到，辄能用笔。”黄庭坚强调的执笔要旨是“掌实指虚，以无名指倚笔则有力”，以保证书法线条要有苍古润秀的篆隶意趣。黄氏运笔注重迟涩之法，这是其草书一般难以深入的关键点。线条有独特的执笔要求和运笔方式，动似惊蛇走虺、意态超凡，字势万变，静时显得安详缓纵、刚柔相济，内涵潜质，线条变化异常丰富。与旭素有极大的不同，极少一贯到底，甚至在一字之中也是多处断开，节奏感强，形成笔断意连的奇效，许多连笔多为实笔相连，行笔从容不迫，情感表现更加内蕴，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字里行间高情逸志直迈前贤，开一代新风。自五代以来，书法深受禅理影响，书法出现新的审美理想追求。清笪重光《书筏》中说：“涪翁精于禅悦，发为笔墨，如散僧入圣，无裘马轻肥之气。”

5.唯见神采

　　徐渭草书虽然在创作形态上异于常态，实质上与其他书家一样，同样有从继承到创造的过程。曾自云:“渭素喜小楷，颇学钟王。”初以“二王”为宗，同时对宋四家，甚至是赵孟兆页和王宠等都有取法，更多地受张旭、怀素和同时代祝允明的影响。徐渭草书面目多变善变，得益于他汲纳百家的磨砺，是其不朽的艺术天赋和过人创造力的体现，正所谓“深识书者，不见字形，唯见神采”。与王铎同时代的傅山在创作上也注重气韵和神采的发挥，但是相对来说，介于徐渭和王铎之间，放弃对于技法的完全依赖，表现出强烈的气势要求。

6.技法创造

　　王铎一生吃着“二王”法帖，在总结前人技法的基础上，空间分割变化和墨色应用手法更加繁复，整体形式上产生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效果。在王铎手中，草书表现力更加丰富。字形或正或攲，或断或连，跌宕多姿，一切变化随机赋形。王铎自言:“每书当于谭兵说剑，时或不平感慨，十指下发出意气，辄有椎晋鄙之快。”这种理想境界在他超长立轴中得到充分展示，“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来者，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在他的狂草作品中，找不到等分的行距，垂直或平行的线条，左右疏密变化无常，让人难以确认其中规律，每一幅都有创造，被吴昌硕推崇为“神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