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远古演进至今，大的文明进程，是游猎、渔猎，到游牧再到农耕。在人类数千年发展历史的众多年代里，中国北方民族似一股股劲风进入中原、建立国家，与中原众多朝代并行发展，乃至统一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影响、左右着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进程，甚至相当时期主宰了人类文明进程。中原文明发展进程实际上就是伴随着与“北夷南蛮”的交往、冲突、征战、厮杀的历程。
在这些北方民族中，东胡、鲜卑、蒙古、女真等民族建立的政权，对中华民族的融合和世界文明的进步影响至为深远。他们发祥于大鲜卑山（今大兴安岭）[1]，发迹于北方，在北方茫茫大地上，演绎了振铄古今的历史，形成了传承千秋的北方文明。
“犬鹿氏”崛起于大兴安岭
森林是人类的摇篮，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源泉。作为陆地生态的主体，人类的祖先曾经在这绿色的拥抱中度过一段漫长的岁月，这里，是人类最初赖以生存的摇篮。
大兴安岭，绵延1200千米，岿然矗立亿万年，这里是人类的早期栖息地之一。
200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考古调查发掘队，在大兴安岭北坡塔河十八站附近发掘出来的石器里，就有石片刮削器、石核切割器和雕刻器等，都是旧石器晚期的遗物。这是我国已知的旧石器文化中最北的一个遗址，说明从旧石器晚期[2]以来，大兴安岭丛林就已是人类祖先劳动、生息和繁衍的地方。
内蒙古师范大学著名蒙古族语言学家芒·牧林经过30年探索提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犬鹿氏”的学说。他认为，距今约1.5万年前的“扎赉诺尔人”是今天亚细亚地区80%以上蒙古人种（黄种人）的原始远祖。那个时期形成有两个血缘家族群体，一支生息繁衍在黑龙江中游和松花江上游地区，他们把狗驯化成人类的最早家畜，即“养犬者”[3]；另一支生息繁衍在大兴安岭地区，他们把鹿驯化成家畜，即“养鹿者”[4]。经过几千年的进化，“养犬者”和“养鹿者”这两个族群成为相互通婚的联姻群体——“犬鹿氏”。
“犬鹿氏”历经三次大规模迁徙。在距今约1.35万年前的大迁徙中，“犬鹿氏”中一支沿鄂霍次克海经白令海峡抵达美洲大陆北部，成为印第安人的祖先。约在1万年前，“犬鹿氏”开始向东、西、南3个方向进行第二次大迁徙。一支沿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上游南下，到达东北平原和辽东半岛成为肃慎、高丽人的祖先；一支从海拉尔地区沿伊敏河流域、嫩江流域和大兴安岭东麓南下到达辽河流域，成为殷契、东胡、鲜卑人的祖先；一支从额尔古纳河流域向西进发，沿克鲁伦河逆流而上到达鄂嫩河流域，成为乞颜和鞑靼人的祖先。第三次大迁徙是距今约8000至5000年前，先期到达金思台、辽河流域及辽东半岛的“犬鹿氏”群体，分五路向西、北、东、南和中原地区进发，历经2000余年。
从犬鹿说的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从大兴安岭及其涵养的黑龙江等河流域走出的犬鹿氏是东胡、肃慎、鲜卑等众多北方民族的先民和祖先，他们从大兴安岭犬鹿氏迁徙中演变而来。他们的祖先在长期生存环境的影响下，秉承着大兴安岭雄浑、厚重、刚毅的性格，走出大山、走向中原。
东胡开启北方各族交往、征战、融合历史
犬鹿氏的一支从海拉尔地区沿伊敏河流域、嫩江流域和大兴安岭东麓南下到达辽河流域成为东胡人的祖先。
“东胡”，因居住于匈奴（胡人）以东而得名。在远古也称“土方”或“屠河”，又作“徒河”。“东胡”之名最早见于《逸周书》卷七《王会篇》，曰：“东胡黄罴[5]”；《山海经·海内西经》亦载：“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
“大泽”是指蒙古高原东部的呼伦湖。这反映出有一个以黄熊或棕熊（即黄罴）为“图腾”的游牧民族，她们活动和生存在“大泽”以东今呼伦贝尔市东部及大兴安岭山脉一带的地域，这个部族被中原人称之为东胡人。他们早期世居大兴安岭地区以狩猎采集为主业，后来走向草原以游牧为主。
东胡作为部落联盟，包括了当时族属相同而名号不一的大小部落。战国后期，经过春秋时期的大动荡，中原地区发生了巨烈的变化，北方少数民族迅速发展壮大，大漠南北的许多互不相统的部落，逐渐趋于聚集，形成了两类较大的部落联盟。他们族系不同，一个是居住在蒙古高原西部的匈奴，另一个是居住在蒙古高原东部的“东胡”。他们相互敌对，东胡势力强于匈奴。
考古人员在东北地区老哈河流域发现了许多东胡遗址，研究表明，早在战国前期东胡人就掌握了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东胡人铸造的铜剑、铜镞、铜刀、铜戈、铜盔，不但有较高的工艺价值，而且非常锋利实用，特别是铜制双侧曲刃青铜短剑，和“修剑过颐”的长剑，和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比较，有着极其明显的地域特征。东胡人精骑善射，使用的角弓羽箭，一直到唐、宋战争中都是较为先进的武器之一。他们在科尔沁草原上创造了骑战和骑兵，并通过战争的胜利，把骑战和骑兵传入了中原，从而逐步取代了中原各国的车战。
生活在辽河流域的东胡人，其成长壮大的历史，也是开启数百年间北方各族交往、征战、融合的历史。在秦始皇统一六国时，东胡作为极为强盛的部族崛起于北方。《汉书·匈奴传》记载，公元前206年[6]，统治蒙古高原西部的匈奴部落发生了冒顿杀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的事件。东胡闻冒顿杀父自立，乃遣使者至匈奴,几次向冒顿寻衅,索取头曼生前所有的一匹千里马，索取单于的阏氏[7]。另外，在匈奴与东胡之间，有一块长约一千余里的地方作为两族之间缓冲的地带，匈奴人称之为“弃地”，匈奴语称之为“欧脱”，平时双方均不越界驻牧。两次索要得逞后的东胡王竟越过“欧脱”向西侵入“弃地”。冒顿号令全国兵马立即出动，进攻东胡，东胡王轻视冒顿，毫无防备。及匈奴兵至，大败，部族被击散，人民、牲畜及财产被掳掠。
东胡余部分两支分别逃至乌桓山[8]和鲜卑山，此后这两部分人各自以所居之山为部族之名。自称为乌桓族和鲜卑族。其中乌桓族在公元前119年，从匈奴奴役中解脱出来，汉武帝将其迁徒到上谷等五郡边塞外居住，设置“护乌桓校尉”管辖乌桓各部。东汉时，在上谷宁城[9]设置乌桓校尉，并用乌桓骑兵征讨匈奴、鲜卑。公元二世纪末期，中原地区爆发黄巾大起义，乌桓统治者蹋顿在192年统一乌桓各部。207年，曹操亲征乌桓，大破蹋顿于柳城[10]，得降众二十余万人。这些乌桓人被迁入内陆，逐渐与汉族融合；少数留居塞外的乌桓人，很快又为鲜卑人所征服。
鲜卑南迁西进
鲜卑，《后汉书》记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魏书·帝纪第一序纪》开篇记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先秦时已狩猎于大鲜卑山脉中部和北部，其名始显于东汉初年。早期的鲜卑主要生活在林木葱郁、水草茂盛，而人口稀少的大鲜卑山从事狩猎。战国前后，与乌桓等加入东胡部落联盟，秦汉之际，匈奴破东胡后，恢复鲜卑之称。
东胡被匈奴袭破，远走大鲜卑山的鲜卑人，狩猎为生，不断从大兴安岭汲取养分，休养生息。当时，鲜卑分布在乌桓之北，两者均受匈奴役属，与汉朝保持时战时和的关系。随着汉与乌桓、匈奴利益关系的变化，乌桓南迁，鲜卑也不断南移填补其故地，不断扩展自己的活动领域。公元前121年至公元前119年，霍去病两次击败匈奴左贤王，徙乌桓于上谷等五郡塞外，居于鲜卑山的鲜卑人南下饶乐水[11]流域，占有了乌桓故地，这就是后世的东部鲜卑。分布在大鲜卑山的鲜卑人在首领拓跋推寅带领下，南迁至大泽，即呼伦贝尔草原一带，他们在这里生活了近200年。史称鲜卑人第一次大迁徙。
2004年6月，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境内发现一处古墓群，出土了铜器、铁器等一批文物，经文物、考古学家判断为东汉鲜卑人遗址。在此之前，满洲里附近还发现了完工墓群[12]、扎赉诺尔墓群，这些证据充分表明拓跋鲜卑确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居住过。当时拓跋鲜卑还过着“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游牧生活，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阶段。
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公元89年——公元105年），北匈奴为汉朝与乌孙、丁零、乌桓、鲜卑等击败，被迫西迁，给鲜卑人带来了第二次大迁徙的机会。东部鲜卑势力发展到塞外，到达蒙古草原的西北部，留居在塞外的乌桓人则逐渐融入鲜卑。在公元2世纪，东部鲜卑联盟走向全盛时期，“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东部鲜卑首领檀石槐[13]建立了强大的鲜卑部落军事联盟。汉灵帝光和（178—183年）中，檀石槐死，后裔争立，联盟瓦解。
迁入草原西北的拓跋鲜卑人也加入了檀石槐联盟，联盟瓦解，居大泽的拓跋鲜卑人走出大泽，《魏书》载“献帝（拓跋邻）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14]迁徙的路线目前从挖掘出的鲜卑墓地可以看出是吉林——赤峰——乌兰察布盟——包头，一直到达了阴山山脉南麓的长川、盛乐一带。以后拓跋鲜卑继续向西南迁移，活动范围集中到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凉城至山西大同一线，但时间已进入魏晋时期。拓跋部始祖力微组建了新的部落联盟，加入这个联盟的除在漠北吸收的匈奴、高车、柔然各部落外，还有塞外的乌桓与东部鲜卑中的一些部落。
鲜卑在南迁西进的过程中，迁徙的路线长、时间久，所经多为匈奴故地。曾与匈奴、丁零（高车）、乌桓、汉人等融合而形成为许多新族别。按其发源地和后来迁徙分布及与其它诸族、部落的融合情况，大致可分为东部鲜卑、北部鲜卑和西部鲜卑，总人口数达二百数十万人。东部鲜卑经过檀石槐、轲比能等部落联盟时期，后来发展成为慕容氏、段氏、宇文氏；北部鲜卑主要是指拓跋鲜卑，《魏书》载：“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15]；西部鲜卑主要由河西秃发氏、陇右乞伏氏以及青、甘吐谷浑组成。
西迁南徙不断壮大崛起于我国北方的鲜卑诸部，其中慕容氏、乞伏氏、秃发氏，在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分别在中原和河陇地区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南凉；拓跋氏建立代国，后又建立北魏，并统一北方，兼并其它鲜卑诸部，创建了占据中国半壁河山的北魏王朝；宇文氏建立北周；吐谷浑在今甘南、四川西北及青海等地区建立国家，一直延续到隋唐之后。而鲜卑人里面有一支始终留在东北生活，逐渐成为了今天的锡伯族。
在东胡、鲜卑民族发展过程中，主体民族被汉族同化，其所属的部分部族如室韦、契丹等北方民族逐渐兴盛起来，通过数百年的发展壮大，分别登上历史舞台，演绎起推进中华历史进程的发展史。
契丹大辽雄霸半壁江山
“契丹”见于记载起自北魏。《魏书》载：“契丹国，在库莫奚[16]东”。此后，《新唐书》“契丹，本东胡种”。《辽史》“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世雄朔陲，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
当年鲜卑檀石槐部落联盟瓦解，拓跋鲜卑南下后，东部鲜卑经过迁徒也发生了变化。到魏晋时期，逐渐形成了宇文、慕容、段三部，各以首领姓氏为名。东汉末年，葛乌菟之裔莫那迁至辽西郡塞外，统治了以鲜卑为主的部民。西晋时，占据濡源[17]至柳城[18]一带地区，西与拓跋部为邻，东与慕容部相接，控制了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地区，建牙紫蒙川[19]。东汉末年，葛乌菟之裔莫那迁至辽西。登国三年（388年），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东巡、北征，游牧于松漠间的原宇文部众迎战于弱落水[20]南，此后部众遂分为库莫奚和契丹两部分，各自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库莫奚居近魏边的老哈河一带，契丹则游牧于其北的西拉木伦河流域。
在辽河上游一带生活的契丹人，“草居野次，靡有所定”，“生生之资，仰给畜牧”。从东晋到隋唐之际，契丹有八个部落，平时各部单独从事畜牧、渔猎等生产活动，遇有调发攻战，则需诸部议合，不得独举，即所谓“猎则别部，战则同行”。6世纪中叶，当为契丹古八部阶段。古八部是一个为抵御强邻侵袭而组建的松散的部落联盟，契丹当是联盟的核心，首领当由选举产生。
唐时，契丹与唐时战时和。公元9世纪后期，唐政权衰落，对周边各族控制放松。游牧于潢水[21]和土河[22]流域的契丹人乘机崛起，到唐朝末年，契丹势力开始强大并迅速发展起来。916
年，十世纪初，契丹领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契丹国，都城设在上京[23]。建立了统治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的辽政权。辽同中原频繁更迭的五代各政权以及后来的北宋都有密切的交往与联系。辽朝第二代皇帝耶律德光时，改国号为辽，以后有时称辽，有时称契丹。公元1115年，中国历史上另一北方民族契丹族建立辽国。大辽王朝最强盛时期，曾经雄霸中国半壁江山，疆域北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东临库页岛，西跨阿尔泰山，南抵河北和山西北部。契丹王朝在中国北部持续存在了200多年，与宋朝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
元帝国空前绝后大一统
“蒙古”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室韦传》“大山之北有大室韦，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伦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传中称它为“蒙兀室韦”，是居于望建河[24]南岸的一个部落，是室韦部落联盟的一个成员，“蒙兀”是蒙古一称在中国历史文献中的最早记载。《新唐书》也有记载：“北有大山，山外曰大室韦，濒于室建河，河出俱伦迤而东，河南有蒙瓦部。”而大兴安岭，古时候就曾被称做大室韦山、大鲜卑山，新旧《唐书》中所说的“大山”应该是大兴安岭，“其部落傍望建河居”所说的部落就是室韦人的部落。
目前，室韦是蒙族前身的说法已经被史学界大多数人认可，而室韦则是东胡人的一支。屠氏所写的《蒙兀儿史记》开宗明义第一章便说：“蒙兀儿者，室韦之别种，其先出于东胡。楚汉之际，东胡王为冒顿所杀，余众遁走，或为乌桓或为鲜卑或为室韦契丹，在南者为契丹，北者为室韦，室韦依胡布山[25]以居，分布难水、完水、深末怛水之间。”清末著名蒙古史学者沈曾植说“蒙古语与鲜卑语相去无几”，从地域上看，鲜卑起源于今额尔古纳河东南的大鲜卑山，而后来室韦的活动地区也在额尔古纳河这一带，可见鲜卑、室韦、蒙古都是属于东胡这一族系的。
其实蒙古民族也是由许多草原游牧民族融合产生的，包括乞颜人、柔然人一部分、鞑靼人[26]一部分等。但有一点肯定的是，蒙古族追溯族源，始于东胡，也就是在鲜卑人南迁西进的同时，还有部分鲜卑部落留居在大鲜卑山，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部众增多，势力逐渐扩大，成为室韦人。经过室韦人阶段的长期发展，变迁成了蒙古民族。
室韦又作失韦、失围。据《北史》记载，南北朝时期，544年（东魏武定二年）室韦派使臣张焉豆伐等向东魏献方物，开始了与中原王朝的联系。自此近10年间，几乎每年都遣使向东魏后向北齐贡献。当时室韦人大体上分布在大兴安岭地区。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中原人对它了解的加深，可知隋唐时期室韦所在区域约东起嫩江东岸附近及今结雅河[27]上中游地区，西至石勒喀河[28]流域，南在今洮儿河流域与契丹为邻，北达外兴安岭南麓。隋唐时代室韦分为五大部，为：南室韦，有25个氏族，在今齐齐哈尔市至呼伦湖一带；北室韦，即乞颜人，凡9个氏族，分布大兴安岭东侧的诺敏河流域东达小兴安岭西段；钵室韦，居大兴安岭北麓盘古河流域；深未但室韦，大体在今根河流域；大室韦，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唐代室韦的部落名称和数目，新旧唐书《室韦传》所列不尽相同，经勘比后得20部。其中蒙兀（蒙瓦）部是蒙古部的祖先，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下游以东、黑龙江以南的额木尔河和激流河一带。
唐代后期动荡的局势把室韦人卷进同邻人的战争纷乱之中，刺激了他们的社会发展。进入8世纪之后，呼伦贝尔室韦人，在反抗突厥汗廷统治的斗争中发展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室韦族的解体，始于9世纪末。这是由于在其西边的宗主国突厥被回纥攻破后，9世纪中叶回纥又为黠戛斯所破，或西迁，或南逃，不久大量黠戛斯人返回天山西部地区，这给室韦创造了向西移住的有利条件；在其南方，契丹趁唐衰落之机，在9世纪末连连北进，致使室韦诸部或西迁南徙，或被契丹征服。出现重新组合。此后室韦有的部落以新的称号活动，有的在一个时期内虽保留了原族称，但在后来不断变化的形势下也改号易名。已知西迁的有蒙兀、大小如者室韦。蒙兀室韦约在10世纪初由额尔古纳河以东向西迁移，最后到达斡难河[29]发源地不儿罕山[30]，在辽朝时以萌古或被称袜劫子为号，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到金末发展为拥有16个部落的蒙古族。大、小如者室韦，约在9世纪初已由大兴安岭以东西迁至石勒喀河流域，唐后期称“俞折”[31]，辽又转称羽厥[32]，这时一些在大兴安岭以西的移塞没等部落也改称乌古，使其地域有今海拉尔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金末加入了蒙古族。南徙和西南徙的有大室韦、乌素古、和解等部。大室韦是在唐中期以后由石勒喀河流域南下至阔连海子[33]、捕鱼儿泊[34]一带的，辽代称敌烈，金称塔塔尔部，蒙古兴起后为蒙古兼并。乌素固部和西室韦等部，在8世纪中叶以后因军事行动已转移到阴山之阳的振武附近，军事上受挫后似未返回原故地，在辽金时代与黑车子室韦同被称为阴山室韦。黑车子室韦称号见于唐后期，他是和解、那礼等部在南徙过程中采用的新称号，新居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至山西省大同市一带，被辽征服后不久，其名渐不复见，乃以阴山室韦之名见于史书，金代是汪古部的成员，13世纪初归入蒙古族。
公元十二世纪，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多部落后，回到了大兴安岭额尔古纳河畔厉兵秣马，又把战旗指向了欧洲。之后，成吉思汗把额尔古纳这块祖先发祥的宝地又封给了战功显赫的大弟弟合撒儿。
女真到满洲的变迁
大辽和北宋对峙长达160多年，最终灭掉大辽的却是曾经归附于契丹的女真人。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在大辽的疆域内攻城掠地，并于1115年建立金朝。
女真族，作为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建立金国、乃至后来清朝政权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重大，从《后汉书》、《魏书》、《辽史》等典籍记载可以看出，其祖先其实为古肃慎人，即远古年代“犬鹿氏”从大兴安岭地区南下，到达东北平原和辽东半岛之肃慎祖先。
肃慎，又作息慎。族名源于“肃鸟鷞”的鸟名，本是一个以鸟作为图腾崇拜物的民族。东北地区多处考古发现肃慎遗址。1972年黑龙江省兴凯湖地区考古发现，在68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肃慎人就生活在这里。他们以渔猎为生，建立了规模较大的渔村，形成了父系群体，已创制了石斧、石凿、骨制渔具等劳动工具。考古中还发现了骨雕鹰头“海东青”、马鹿角雕制的图腾“鱼神”、夹砂陶器等文物。在《今本竹书纪年》里有关舜即位25年“息慎来朝，贡弓矢”的记载，这表明，早在5000多年前息慎族就成为以舜为首的部落联盟成员。（上接6、7版）据文献记载，公元前11世纪，肃慎族就向西周“贡楛木石砮（nu）”，与汉族建立了稳定的政治关系。《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周成王大会诸侯时，肃慎人曾献上“大鹿”，这就是俗称四不像的角类鹿，蹄类牛、尾似驴、颈背如骆驼的鹿属动物。能不远数千里把鹿进献给周王，说明肃慎人已初步掌握了驯鹿技术，出现原始的畜牧。周成王攻伐东夷取得胜利时，肃慎族的使者前来祝贺，周成王指令荣伯作“锡肃慎氏命”。“命”是中国古代帝王以信物爵位赐给臣下的诏书，周初肃慎族就臣属中原王朝并接受周王的册命。
女真民族历史名称在所处不同年代名称的变迁过程是：肃慎（西周初期）——挹娄（西汉初）——勿吉（魏）——靺鞨（北朝末叶—唐。包括黑水靺鞨和渤海靺鞨。在乌苏里江附近生活的部分的黑水靺鞨人演变为今天的赫哲族）——生女真和熟女真（唐末—辽早期。后唐天成元年即926年，靺鞨改称女真，属生女真含国部）——女真（金—明末）——满洲族（清朝）。
北宋初年，女真部落中的完颜部逐渐强盛，统一了今吉林省以北各部女真。1114年，其首领阿骨打起兵反辽，建立金王朝，并逐渐统一了河北及东北广大地区。直到1234年金国被蒙古军队征服。在近百年的发展演变中，大部分女真人与汉人及其他民族融合了，只有散居于今松花江流域、黑龙江中下游、东临大海的女真人延续下来。这些女真人主要以渔猎为生。满洲与这部分女真人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元末明初，一部分女真人南迁，到达吉林省和辽宁省北部及东部一带定居。至此，女真人大致分为三大部分，在明朝记载中分别被称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其中建州女真就是后来形成满族的主要成员。
建州部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于1616年在赫图阿拉[35]即汗位，国号曰“金”，史称“后金”。
1626年，皇太极即位。1635年11月22日[36]，皇太极正式宣布废除女真旧族称，定族名为“满洲”。直到今天，满族将这一天视为自己民族的诞生日，称为“颁金节”。1636年，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在其把女真族改为满洲族名称的过程中，曾经把部分今日的达斡尔人、鄂伦春人等少量的其他东北少数民族也合并了进来，再加上部分的蒙人和汉人，基本上都成为了后世满洲族的一部分。公元1644年，清军进入北京，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政权。
尾 言
“无边林海莽苍苍，拔地松桦亿万章。久矣羲皇成邃古，天留草昧纪洪荒。”[37]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内蒙访古》一文中曾说道：“假如呼伦贝尔草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闹市，那么大兴安岭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幽静的后院。”实际上，穿过历史的迷雾，追寻北方民族的足迹，正是大兴安岭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幽静的后院”，孕育了诸多北方古老民族，走出了震铄古今的东胡、鲜卑、蒙古等民族，他们成长壮大后，走出大山，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个深深的足迹。
我们在探询北方民族摇篮的过程中，由于学识、水平所限，不准、不妥、不尽之处欢迎读者批评完善。
【注释】
[1] 1980年，考古工作者在大兴安岭阿里河发现的嘎仙洞石室，是拓跋鲜卑祖庙，这证明大鲜卑山即今天的大兴安岭。
[2] 距今170万年—1万年前
[3] 以“阎家岗遗址”、“昂昂溪大兴屯遗址”为代表
[4] 以“蘑菇山遗址”、“嘎仙洞遗址”为代表
[5] “皮”音：棕熊
[6] 汉高帝元年
[7] 匈奴语，妻、妾、之义，音烟支
[8] 位于西拉木伦河以北，科尔沁草原中部，大兴安岭中部山脉中的一座红色的山峰，即现今的西罕山，清代也称之为乌哈那山
[9] 今河北宣化市
[10] 今辽宁辽阳
[11] 今辽河上源西拉木伦河
[12] 完工墓是早期古老的森林丛葬习俗墓葬
[13]檀石槐的活动年代是在汉桓、灵帝时期，如果按照《后汉书》关于他死的时间来推算的话，他应当生于汉永和元年（公元136年），死于光和三年（公元181年），时年45岁。
[14] 这里的被鲜卑人当作图腾崇拜“其形似马，其声类牛”的“神兽”，后据专家考证，就是马鹿。
[15] 北魏的先人是被黄帝封在北土的后代，因此他们就以封地（土）加上母亲（后）为姓氏，按照当地的鲜卑语就叫拓跋。
[16]
库莫即枯漠之异译，古汉语干枯之沙漠，即戈壁之景观，奚即夏禹之裔奚仲造车，奚人为奚仲之后，库莫奚即沙漠奚，意为居于沙漠之奚人
[17] 滦河上游
[18] 今辽宁朝阳
[19] 在老哈河上游
[20] 弱落水,亦称为作乐水、饶乐水
[21] 西拉木伦河
[22] 老哈河
[23] 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
[24] 今额尔古纳河
[25] 今外兴安岭
[26] 塔塔儿人
[27] 今俄罗斯精奇里江
[28] 俄罗斯赤塔境内
[29] 今鄂嫩河
[30] 今大肯特山
[31] 系“如者”转音
[32] 亦作乌古
[33] 今呼伦湖
[34] 今贝尔湖
[35] 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
[36] 后金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
[37] 历史学家翦伯赞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内蒙访古登上大兴安岭时写下的诗句
【参考书目】：
《史记·匈奴传》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后汉书·东夷列传》
《三国志·乌桓鲜卑传》
《汉书·匈奴传》
《新唐书》
《旧唐书》
《魏书》
《三国志》
《隋书》
《北史》
《元史》
《辽史》
《金史》
《蒙兀儿史记》
《逸周书》
《山海经·海内西经》
文章作者：森林之狼
发布时间：2007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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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o Iglesias《La Paloma》
拉丁情歌王子西班牙胡里奥·依格莱西亚斯(Julio lglesias)演唱《鸽子》：
歌词大意：
当我离开可爱的故乡哈瓦那，你想不到我是多么悲伤。
天上飘着明亮的七色的彩霞，心爱的姑娘靠在我身旁；
亲爱的我愿同你一起去远洋，象一只鸽子在海上自由飞翔；
跟你的船帆在海上乘风破浪，你爱着我啊象一只小鸽子一样。
（亲爱的小鸽子啊，请你来到我身旁，
我们飞过蓝色的海洋，走向遥远的地方。）
当我回到家乡哈瓦那好地方，是你唱着歌儿等候我在岸旁；
母亲我在异乡多么想念你，每天每夜把这离别的歌儿唱；
亲爱的我愿随你同去远航，象一只鸽子在海上自由地飞翔。
和你的船帆在海上乘风破浪，你爱着我呀象一只小鸽子一样。
（亲爱的小鸽子，请你来到我身旁，
我们飞过蓝色的海洋，走向遥远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