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现代化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现代化理论也需要随着现代化实践的不断展开而进行充实、修正与完善。这正是现代化研究的魅力所在。问题众多，我们在探索中前进，但方向十分明确，这就是文明的提升。 3天密集紧凑的交流与切磋，30多位不同学术背景的中外学者，近30万次的会议内容微博的阅读量，都来自一场跨学科、跨文化的高端学术论坛。 5月9—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美国维思里安大学共同举办、在广西师范大学举行的第三届中美学术高层论坛，搭建了围绕“现代化”这一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流思想、分享智慧的广阔平台。 对世界每个民族而言，现代化都是富有挑战性和复杂性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延续了此前两届论坛的主题“传统”与“启蒙”的追问，第三届中美学术高层论坛将问题引向更深层次，主题为“现代化：中西比较的视野”。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高翔在致辞中对现代化研究提出了十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并表示：“人类现代化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现代化理论也需要随着现代化实践的不断展开而进行充实、修正与完善。这正是现代化研究的魅力所在。问题众多，我们在探索中前进，但方向十分明确，这就是文明的提升。” “现代化”是未完成的动态过程 自16世纪以来，现代化潮流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国的各个领域。究竟什么是“现代化”，是研究现代化首先面对的问题，不同的流派对其有各自的界定。 从第一届起，华中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马敏就一直参加中美学术高层论坛。在他看来，现代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革，而是特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全球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心理各方面的巨大变迁。现代化又是一个连续不断的长过程。大体说来，它发源于16世纪的欧洲，经18世纪工业革命而向全世界传播，一直持续到今天也未停止。 维思里安大学人文中心主任、《历史与理论》期刊主编伊桑·克莱伯格（Ethan Kleinberg）表示，现代化是一个包含技术与科技变革等在内的过程，而不是我们应达到的一种状态。 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艾伦·梅吉尔（Allan Megill）回顾，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现代化的理论”主要在美国出现并盛行。理论家提出了现代化的“标准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无一例外地依据西方国家（主要是英国和美国）的状况，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政治自由统一起来。“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方法被认为是一目了然的：按照最好的西方模式发展经济。在他看来，这种对现代化的认识是一种概念的滥用。“现代化理论”的问题在于：它根本没有第三方。它从手头现有的事物中提取现代性的标志——迄今为止，这些事物几乎全都包含于西方社会。 数据证明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 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于洋务运动，其后历经波折，1949年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数据也从多个侧面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选择。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一口气列举了几个指标：“2000年，我国的国民平均预期寿命是70岁，现在已达到75岁，十多年中增加了5岁；2000年，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是900多美元，现在已超过5000美元；2000年，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不到10%，现在已达30%左右。可以说，中国现代化已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徐毅，报告了他与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研究员巴斯·范鲁文（Bas van Leeuwen）的合作研究成果：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了显著成绩。如1980—2012年，世界的工业总产值仅增加了2倍，中国却增加了30倍。据他们估计，2012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15.1%，美国为20.3%，英国则为3.5%。 “儒学复兴”并不可取 在论坛的茶歇环节，围绕“儒学复兴”这一问题的讨论，热度不减，与会学者对其投入了强烈的关切。 在开放、平等的讨论中，“需要正确对待儒家文化”的观点得到明确阐发和普遍认同：儒学作为一种前现代的思想资源，其所包含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合理要素，经过现代转化后方可被现代社会吸收和利用；谈论“儒学复兴”的话题必须尊重历史而不能脱离儒学所处的历史背景；站在历史和现实的高度，审视儒学的历史实践，以中国政治史、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历史事实与儒学著作的表述相对照，将得出中国所需要的是民主与自由而非“儒学复兴”的结论。 大陆新一代的新儒学学者，试图借“复兴”“政治儒学”将“制度儒学”纳入我国的政治制度建设中，对此，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柯锦华编审表示怀疑乃至反对。她认为，“制度儒学”实际上已在上世纪初消亡了，当我们对其进行回顾时，应当尊重历史，认识到它的消亡有其历史必然性。100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取得巨大发展，这是中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的结果，也有其历史必然性，这一点在谈论“儒学重建”时应被充分观照而不是被忽略。 “假如儒家的‘道统’真能够构建起‘现代’的国家秩序，能够使中国进入现代社会，而不是后来在晚清造成一个落后衰败的前现代社会的局面，那么中国的近现代史就得改写了。”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特聘教授陈嘉明强调，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自由等基础性的价值，恰恰是儒家所欠缺的。因此儒家文化的重建，首先是要更新儒家的道德哲学，以其“仁者爱人”的人文精神为基础，从中转化出以“权利”为本位的道德哲学，亦即以尊重人的权利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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