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石并用时代--shenzixiang1的博客--凤凰网博客2011-05-16 09:49:23《中国通史》提出的，铜石并用时代，它的本质特征是：原始氏族社会，从开始分化到消亡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分化，发生在二个方面：一方面是由劳动力技术要素功能的新的发明，而产生的劳动分工。例如，石器制造中的，扬弃打制法，发明磨制法、切割法、管钻法。陶器制造中的，扬弃手制和敞口氧化烧法，发明快轮制和密封饮窑制造还原气氛的烧法。另一方面是从劳动生产生活的劳动力分工中，分化出非劳动生产的权力要素功能的分工组合结构。例如，中心聚落的形成，是属于剩余产品的消费需求。按氏族社会分化的形态和性质，又可以分成二个阶段，即《通史》划分的铜石并用时期的早期，也就是劳动生产、生活的劳动力的分工与非劳动生产的、属于对剩余产品需求的分化，“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至前2600年”，和铜石并用时代晚期，也就是城乡分化时期，“即公元前2600年-前2000年左右的一段时期”。 氏族社会的分化，是属于劳动力社会结构的层次分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与消费、生产力与消费力的扬弃与生成活动中，创造出新的少消耗劳动力，多出产品的劳动力技术要素功能，形成劳动分工，生产剩余产品，生成产品交换，生成非生产劳动的剩余产品的需求者。因此，氏族社会的生产与消费和剩余产品的生产与剩余产品需求的分化，就体现在生产、生活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剩余产品需求的各个方面。 铜石并用时代早期（一） 一、石器制作中的劳动力技术要素功能的创新，是生成氏族社会，从生产与消费的对立统一结构，分化成既有生产与消费的对立统一，又有剩余产品生产与剩余产品需求的、二重性对立统一的、社会结构的主要因素。因为，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早期，“铜器还很稀少，仅在个别地点发现了小件铜器或铜器制作的痕迹。石器则已普遍磨光，并已广泛地运用切割法和管钻法这种相当先进的石器加工方法，有些地方出现了专门制作石器的手工业作坊。”34可见，石器制作的劳动力技术要素功能的创新，不仅形成了专业的劳动分工，而且也促进了剩余产品的生产。因为，专门的制作石器的手工业作坊的产品，实质是用于交换的原始的商品交换，它本身就包含着相对量的剩余产品。另外，从《通史》介绍的仰韶后期遗存的石器制作，“虽也有通体磨光的石器，但并未占绝对多数；切割法和管钻法虽已采用，但寥寥可数”的石器制作的劳动力技术要素功能状况，再对照仰韶文化后期墓葬的“很少见有随葬品”的存在，足以证明：石器制作中劳动力技术要素功能对生产剩余产品的影响。 二墓葬和随葬品对考证以下问题的作用 1、大墓的随葬品，是该时期剩余产品需求的确证。理由是：1大墓的随葬品，是属于非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所需的工具或用具或食品，即使这些随葬品是属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工具或用品和食品，但是，已经作为随葬品使用，就不是与人们生存、生命活动相联系的生产、生活用品，而是属于维持人们生存、生命活动还有剩余的产品。随葬品就是剩余产品的需求；2大墓主人生前就不是生产劳动者，而是属于消费剩余产品的需求者；3大墓的随葬品，即使是墓主人生前的用品，也是属于剩余产品。例如，《通史》介绍的大汶口文化的十号墓随葬品，按单件计算，总共有289件。“鳄鱼皮、象牙和玉石等贵重材料当是从外地交换或掠夺得来的，玉器和象牙器还需要有专门技术的工匠和艺术家进行加工”。其中就有一件极精致的墨玉钺。这些都说明十号墓地的随葬品，在墓主人生前就不是与生产劳动相联系的。 2、墓葬随葬品的不同类型、不同性质表明社会结构正在生成非生产劳动的政治权力的结构层次。这些都说明十号墓地的随葬品，在墓主人生前就不是与生产劳动相联系的；例如，《通史》介绍的，在长江下游的薛家岗三期文化墓葬随葬品中，发现，有些石斧和多孔石刀“画红色花果纹者似属仪仗性质。...玉器数量颇多，有穿孔扁斧、玉镯、玉璜、玉玦、玉琮、玉管和坠饰等”。这些随葬品，应当是属于社会权力地位的象征，而不是简单的财富的表现。《通史》还介绍了大汶口、陵阳河。花厅墓地等考古文化的大墓的随葬品。“大汶口有20座墓葬随葬穿孔石斧，也就是石钺，约占全部墓葬的15%，这类墓一般同时随葬骨质或象牙雕筒和指环，随葬陶器、石、骨器和猪头也较多，其身份除某些石骨制作的手工业者外，多数应为武士或氏族贵族。...117号墓埋一未成年男性，他不可能有什么战功，但却随葬了除最大的十号墓以外的另一把玉斧（钺），其余尚有骨雕筒一，象牙雕筒二，束发器一对，以及玉笄、臂环和大量陶器，看来他不仅继承了财产，也继承了氏族的身份，表明世袭制也已萌芽了”。在陵阳河墓地，发掘了45座，分4群，只有第一群是大墓，其他三群都是小墓。在第一群墓中，不仅随葬有相当数量的陶器、猪下颚骨，有的还有石臂环、石铲、骨矛和玉坠等，有的是石环、石管等，有的还有石钺、石壁、石雕筒、石坠饰等，有两座还有木椁。有的墓中有石钺，《通史》认为，当是代表权力，有的墓中有刻着象形符号的大口尊，所以，“这当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家族的专属墓区”。 《通史》在介绍花厅墓地时称：墓地分南北二区，南区年代较早，属花厅期，北区有的属花厅期，有的较晚，大约相等于大汶口文化的晚期或良渚文化早期，这一墓区中除小墓外还有十座大型墓，它们彼此相邻，自成一片，在墓地中显得非常突出。而且，还发现了：一是殉人、二是有许多良渚文化的因素或输入品。随葬品往往多达一百余件，包括陶器、石器、玉器、彩绘木器和整猪、整狗等。这些墓中出土的陶器和玉器等很大部分具有良渚文化的风格，只有一部分属于大汶口文化。先后出土的五百余件（组）玉器中包括有斧、钺、锛、琮、锥形器、琮形管、璜、环、珠、管、指环、耳坠等。这些玉器在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差不多都能找到，有些玉器是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所共出的，几乎没有一种是大汶口文化所特有的。特别是在琮和锥形器上有近似微雕的简化神人兽面纹，从工艺到题材都是良渚文化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是良渚文化的人们所信奉的对象，不大可能传播到其它文化并为那里的人们所接受。因此，这些大墓的主人应属于良渚文化35，是良渚贵族入侵和横行占据的结果。 可见，花厅大墓不仅说明非生产劳动的社会政治权力结构层次的生成，而且，已经使用这一权力组织的力量，进行掠夺财富的战争。因此，生成社会政治权力的结构层次，是该时代剩余产品增多后的经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朱梦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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