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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罗杵增 按：《国子监生武英殿书签官候选县丞黄君行状》较长，于此不详具。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找来细读。 现代人当然应该知道“洪亮吉”这个名字。理由很简单，他是有记载以来，世界上提出关于人口过剩及其解决方式等诸问题的第一人。这点对资源紧缺人口膨胀的现状来说，真是个“不幸被说中”的讽刺。 非常遗憾，提出这些，仅是洪亮吉治学之余，忧心国家大事的一点体现而已。当时是清嘉庆年间，无论中国人口还是世界人口，相对今日，都是不值一提的数字，而洪亮吉这天才般的预言，于其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 而且很抱歉，不久后他因直言上书，顶撞了满清嘉庆帝，嘉庆勃然大怒，直接把他贬到伊犁。 对于当时的读书人而言，这是板上钉钉的折磨性死刑。不仅因为当时伊犁困苦，而且在此之前，满清一朝，凡贬到伊犁的读书人，很少有活着回来的那一天。 在洪亮吉的生命中，这当然是件大事，但也不算什么事。单单就此，他其实不甚在意。 洪亮吉是一位传统的士君子，读书人。直言上书，义不容辞。取义，本来就有舍身的觉悟。所以在伊犁一路上，洪亮吉诗风大变，昂然苍劲，隐隐看到不屈的生命力蓬勃涌动，内威不可侵犯。 他在意的是他的亲友，他的学问，他作为读书人应尽的本分。但在此事之前，他的亲友大多不在人间了。就连他的死友黄仲则，也早已悲惨下世。这篇《国子监生武英殿书签官候选县丞黄君行状》（世之所谓《黄君行状》），就是洪亮吉护送黄仲则的灵枢回乡安葬时写的。 说到洪亮吉，或说到黄仲则这位有清一朝不可多得的天才诗人，都绕不过对方。他们诗文人格皆高标出群，分庭抗礼却惺惺相惜，当其世已被师长目为“二俊”，以“猿鹤”誉之，牢牢横亘于清中叶，后世人难以逾越。而最关键在于，他们是死友。 所谓死友，可以粗略认为是“可托付生死的朋友”。 今日多酒席上称兄道弟，背地里猛捅刀子的事，人们对身边人大多抱有戒心，很难理解什么样的朋友才算死友。《黄君行状》让我们看到了活生生的例子。  洪亮吉 当黄仲则二十六岁时，正值乾隆三十九年，教科书上所谓的“康乾盛世”，洪亮吉也刚二十九岁。他们刚赴江宁乡试不久，相约一起去常熟拜谒老师邵齐焘先生的墓。其时二人登临虞山，于仲雍祠中暂歇。仲雍祠北边即是邵先生的墓址，遥遥在目。黄仲则望着邵先生的墓良久，一直感慨，忽然对洪亮吉说：“对我有知遇之恩的人已经过世了。若我不幸比你先死，你可以帮我整理遗稿吗？就如同老师的遗稿《玉芝堂》一样”。 《玉芝堂》系王太常作为邵齐焘的朋友，为邵整理诗文遗稿时起的名字。洪亮吉一听，觉得不对劲，真恐是谶语，怕黄仲则不幸早逝，坚决不肯应下。黄仲则即取过祠里的香点燃，祷告神灵，要洪亮吉非答应不可。 黄仲则这是一种自知。自知享年不永，自知有死友可托付。然而终成为现实。黄仲则死后，诗稿便由洪亮吉托师长翁方纲、毕沅等整理，而后付梓的。 《黄君行状》几乎没有生僻的地方，通篇朴实畅达，从他们自幼相识，到“缘知来日非今日，已觉吾亲即若亲”的身世相连视为一体，到写出黄仲则卓然不同俗流的孤标傲立，再到时不重人材，怜惜黄仲则生不得其位，“君言少贱耽百忧，欲为卑官已不羞”的刻骨深恨，一直写到黄仲则被债主逼迫，无奈抱病离开京都，最后客死，于弥留之际写信给洪亮吉托付后事的沉痛过程，可谓一字一泣血。 洪亮吉这时已经仕途见显，而黄仲则穷困潦倒，病死异乡。但又如何？收到信件，洪立即借马飞奔，马不停蹄赶往黄仲则殒命之处。这是他的死友，以后再没有与他放浪形骸、患难与共的日子了。 这篇《行状》来不及修葺，也没有心思要写得多好，因为它本来就是在护送棺木途中写的。只是平平淡淡的文字里，蕴含着对亡友死不得其所的哀恸，且勾勒出了黄仲则这位天才诗人流星般短暂而夺人心目的一生。让后之君子读到，深怜黄仲则其人，深服洪亮吉其行，亦对这段生死交情竖然起敬。 天之生黄仲则，然而天亦怜黄仲则。否则洪亮吉不会与他相知相重，生死托付。不过这二人本来就是一对双子星，上天究竟有没有怜惜这些无处世之能却纯粹干净一尘不染的读书人？天晓得呢。 洪亮吉在《黄君行状》前面即说，“亮吉知君最详，途次撰君行事状，以乞志传，并使后之传文苑者有述焉”，这也是一种自知。果然，清史稿黄仲则传，很多事迹都从这里出来。 可能只有自知的人，才配拥有知己吧。可能只有黄仲则，才配拥有洪亮吉这位朋友。 至于洪亮吉被嘉庆贬到伊犁，甚至勒令他途中不准饮酒、不准写诗，但不到百日，即获释回乡了。当时京都大旱，嘉庆求雨而不得，便下令“清狱囚，释久戍”，以求得到上苍的体谅，并对内阁大臣说，“我给亮吉下罪之后，朝廷上敢言事的官员就少了”，感慨再三，放了洪亮吉一马。 这又是个讽刺。若非碰上那年京师大旱，洪亮吉的遗稿，又要留待谁人整理呢？ 腾讯儒学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及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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