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老乡亲是我的救命恩人

昵称5136053 2015-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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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老乡亲是我的救命恩人

尧乡子民

少年经历多磨难，乡亲掩护解困危。奈何大德无以报，仰对长空叹疚亏！

四句垫话念罢，待我与年轻的乡亲说说我苦难童年的遭遇。

我生于1937年9月，刚满月，日寇侵占了隆平城。由于父亲、姑姑从事抗日工作，被悬赏缉拿，房产被充公（乡亲们用于办学堂相保护）。奶奶和母亲带着孩子们分头逃亡。从此失去了安定生活，隐姓埋名，东躲西藏。怕走漏风声，被认出来，常十天半月就得半夜赶路，悄悄转换住处。藏遍了隆平、尧山、任县有亲友和堡垒户的村庄。到底受过多少人冒死掩护，我已经说不清了。由此给我取名“藏”，梳起小辫，假扮成女孩。

家乡人把这种动荡生活叫“跑反”。冀南行署专员张化南是教员出身，喜欢孩子，给我起小名就叫“小跑”。我懂事后说那是兔子，不许叫。实际上我一听见枪响就吓得浑身“筛糠”，急于钻房东家的地洞、夹壁墙，胆量不见得比兔子大。日本人命令老百姓办“良民证”，上面贴照片。那年月，只能到尧山城里去照相。我跟着母亲刚进门，碰上一个日本兵，吓得我浑身打战，在条凳上坐不住，母亲搂着我不停地说：“看这孩子冷得，看这孩子冷得 …… ”

最凄苦的时光在1942、1943年，日军实行“囚笼政策”，小小隆平县修了十七八座炮楼，几条封锁沟，我娘俩被阻隔在滏阳河东。更加接连大灾荒，口粮断绝。家中虽有几亩薄田由人代耕，纵能分得升斗粮食，也送不到我们手中。父亲奉命去太行山里八路军总部整风集训，临走对代理他职务的张镜波（父亲的外甥）说：“银海（镜波小名），恁妗子和恁兄弟就交给你了。”谁知，抗日武装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别说接济，连音信都没有。我娘俩和村民们白天躲在庄稼地里，不敢进村。年幼的我忍不住饥饿，为要吃一个红薯面窝窝头（甜、筋道、好吃），挨母亲暴打。遇到别人家往地里送饭的，这家给口窝窝，那家给碗米汤。我的大妹妹就这样病饿而死，抛尸乱丧岗。坚持敌后斗争的宁南县县长齐广桂（千户营人，亲戚）得知情况，送了一袋高粱，才算度过难关。

时局艰难，日伪军觉得天下已经属于他们，更加猖狂。几个有名的汉奸，都是本地人，其中一个还当过父亲的警卫员，叛变投敌，当上伪军大队长。穿皮靴，挎洋刀，外号“老天爷”，凶残至极，杀害抗日军民上百口，虽他的亲戚都不开面。这些汉奸对我家人了如指掌，若无群众百般掩护，一旦被抓，岂有活路！也有熟人见面背过脸去，也有满怀希望前去投奔，被推出门外。每到这时，我都感到恐惧、走投无路，呆呆地看着母亲含泪的双眼。在那种血腥的白色恐怖下，我母子就像瘟疫，沾上的人，就有家破人亡的可能，自然不能怪他们。毕竟伸手帮助的人居多，否则我们怎能熬出来呢！

在我的记忆中有几次危险时刻，多亏乡亲救助，得免灾难，至今深刻印于脑海：

有一次，在公子村，像往常一样，怕被敌特认出，不许我出门，形同囚犯。每天趴在窗台上，从一小块玻璃看院子里的鸡狗。有一天母亲听见我喃喃低语：“不知道爹在哪里，化南大伯也不来看我 …… ”回头一看，我在扑簌扑簌掉眼泪。一下抱住我，娘俩哭成一团。从此可怜我，放松了管教。一天，我被获准出去玩。突然鸡飞狗逃，日军马队和汉奸东洋车（自行车）队一阵风似地扑到面前，我被吓呆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太太一把把我拉到墙根，把我的脸捂到她怀里，小声说：“不用怕，不用怕！”母亲见不到我回去，既不敢出去找，也不肯钻地洞（洞口在猪窝垫草的下面），心急火燎。敌人折腾半天才走，待我跑回房东家，受母亲好一通埋怨。

一次在林家庄，敌人出动扫荡，我娘俩随人群跑出来。敌人从西边牛家桥方向来，大家晕头转向出了村西口，看得见一队鬼子举枪向人群射击，身边土地上冒出一股股小旋风（事后得知是子弹落地激起）。刚犁过的地土暄，我人小腿短，母亲小脚，跑不快。此时，从后面赶来一位大汉，一手抓起我夹在腋下，一手扯了母亲，跑出一截地，滚进一条干河沟，逃往毛儿寨。

有一段时间，我被送到在东关住的姨家。一天，关帝庙前来了个演布袋戏的（一个人钻在布围子里表演的木偶戏），在东门站岗的伪军都围过来看。我忘记了危险，也挤进人群。认识我的人慌忙告诉我姨夫。我被姨夫拽出来，打了两巴掌。咬牙切齿地训斥：“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找死！”回过头去偷偷感谢那个人。

还有一次在南柏舍被敌人包围，母亲拉着我和堂姐在前面跑，伪军在后面追。我们慌不择路钻进一条胡同，推开一家大门闯进去。厦子里一位年轻媳妇正套着毛驴磨面。母亲只说了一句：“皇协军撵俺！”捏了些面往头上、身上撒，装作磨了半天面的样子。不多时，一个伪军推开大门。大约被游击队的“挑帘战”打怕了，只探进半个身子，拿枪比划：“出去，出去！听皇军讲道（训话）去！”见没人动，把枪栓拉得哗哗响：“磨面要这么多人？出去一个！”那媳妇显然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拍拍衣服，平静地对母亲说：“恁替俺看着磨，俺去。”就被押走了。这一去，和几十名百姓被绑成一串，押进县城，几天之后才放回来。

第二天，母亲拉着我，硬着头皮到这家，说不上是感谢、是安慰、是赔礼道歉 ……没想到，那媳妇的婆婆、公公、丈夫一句埋怨的话都没说，只是哭泣。母亲也跟着掉眼泪。若不是这家媳妇搭救，押进城去，必然被汉奸认出，断无活着出来的可能。

我和母亲，不过弱女幼童。一无些许恩德于乡亲，二无分寸抗日功劳，充其量算作“抗属”。乡亲们将拥护共产党、八路军的真情厚意倾注到我们身上，八年间不计其数的人不避危险，相继掩护我们。这种情分大概就叫“爱屋及乌”吧！这种宛如再造的大德高义，没齿不忘！

惭愧的是至今我对父老乡亲一无所报！五九年，来京的乡亲纷纷言说人民公社谎报产量，砸锅炼钢，公共食堂吃不饱，许多人浮肿，有的被饿死，群众怨声载道。我出于报恩思想，支持老爹为民请命，写成万言书。自以为与朱（德）老总关系好，呈送上去，满望能起些作用。孰料被转回单位，老爹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斗得大口大口吐血，差一点要了老命。

我原学医，只想老老实实做一名医生。退了休，也像后枣林庄郝广辰、东关赵景涛医师那样回去为乡亲们义诊，我一定会全心全意。不想半路被强行转行，改学一种十分狭窄的冷门专业。退休之后，百无一用。

我也完全没有想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人民群众唱着“最后一碗饭，送去当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上战场”，一点一滴供养、支援的我党、我军，打下江山才几十年，许多干部就变得超乎想象的贪婪腐败，脱离群众。虽然这些非我这平头百姓能管、能问的，但作为受过人民恩惠的党内一员，真觉得心亏，无颜面对父老乡亲。都知道军民、党群是鱼水关系，没有了水，鱼岂能活！但愿现今的反腐亲民政策能彻底扭转社会风气，让老百姓过得舒心，国家才能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