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史杂谈】中医和西医的第一次会师 节选自 郑骁锋《医林改错》 这是道光九年十二月间的一夜。三九隆冬滴水成冰，北风吹在身上，穿得再厚实也觉得刀割一般生疼。甫交戌时，北京城里各处商铺摊贩便都歇了业，大街顿时显得空旷寂寥。安定门大街板厂胡同恒家大院里却是灯火通明，一干下人源源不断捧着热气腾腾的烤鸭、涮羊肉、油爆肚仁、炸佛手卷什么的往厅堂里送，主人正在那里宴客。 上席坐着的是位清癯老者，寻常衣冠，看上去不是官场人物，神情也很是谦逊随和，但陪客的众人却甚是恭敬，唯恐招待不周。 此人便是京城里大大有名的医生王清任。那日下午他冒寒为恒家出诊，一帖药下去没多久，昏沉多日的病人便出了身汗，呻吟着唤饿。恒府阖家大喜，硬不放清任回家，定要他喝了酒再走。 席间清任三句不离本行，说的多是些行医的病例和心得。几巡酒下来，他有了些醉意，长叹一声：“我已过花甲，时日不多，只是有一心事未了，甚是不甘哪。”众人忙问是何事，他开始不肯讲，说是怕坏了大伙胃口，后来经不起一再追问才道：“我方从医，便有志愿，希望能明了人体脏腑——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瞎子夜行啊。多年来一有机会便观看凌迟行刑，甚至到乱葬岗观察被野狗刨出的死尸；到如今对内脏形状位置大致也有了些掌握，但对膈膜一物始终不能详解，年事日高，每当想到此处总觉不安，甚是苦恼啊！” 众人顿觉倒胃，但席间一人拈须微笑，慢慢道：“先生莫急，或许在下倒可以帮上几分忙——我当年带兵镇守哈密时，所见诛戮甚多，别的见识没有，对此物却有几分了解。” 话未说完，王清任已是离座而起，走到这人面前毕恭毕敬做了一个揖，口里连称讨教不绝，未了长长舒口气道：“四十二年了，今日终于有望完满。” 灯光下，众人分明看见老医生的脸颊微微颤抖着，两眼似乎有些晶莹。
次年，王清任所著《医林改错》终于刊行。 《医林改错》分上、下两卷，三万余言，主要内容有两方面：其一是“改错”，王清任认为前人医书言脏腑多与解剖形态不符，自相矛盾错误百出，于是他根据平生观察研究，一一绘制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亲见改正脏腑图形”；另一则是他对人体气血理论的独到认识。 《医林改错》问世之后，几百年来毁誉不一。一般说来，后人对其气血学说崇信者甚多，争论的焦点大多集中在清任的脏腑理论上。此书一出，便在医界激起轩然大波，引来众多名医的激烈攻击，说王清任是个“不自量”的“狂徒”，所谓“《医林改错》，越改越错”，流传开来甚至可能是种可怕的流毒。 反对者中，一部分是囿于传统伦理观念，视毁伤他人身体为极其不仁的行为，漫骂王清任研究尸体是“教人于胔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如今回头看去，早已经是荒唐的言论，消散于历史的风烟之中。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清任的理论是离经叛道的悖逆学说，甚至有人漫骂他此举是标新立异，拿经典做靶子，企图“东张西望东集西凑，便可驾圣贤而上，”哗众取宠出风头。 不可否认，古代典籍历经千百年流传下来，出于对前辈大师的敬畏和由此产生的自卑，加之老迈儒学的思想禁锢，多数医家确实缺少探索创新精神，很难突破前人的藩篱。遇到疑难或者与己见相悖之处，大多怀疑自家学问未到，实在想不通时干脆绕着走，说所有的不可解释不过是古书错简、衍脱，一拍屁股避开了事。这些人对清任的责难没有多大的价值。问题在于，尽管也有很多人认为他对脏腑的明确划分，是一种形态学上的准确化过程，但不少学者根据中医传统理论，对王清任提出了很有力的批评。 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医学几千年来对“脏腑”的定义，从未真正使用过解剖学和形态学的方法，“五脏六腑”藏象学说，在中医学体系中始终是一种功能化的概念，而不等同于实实在在的器官。 也就是说，中医学说的脏腑，虽然与现代人体解剖学的脏器名称相同，但并不就是那几块血淋淋的肉，而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中医藏象学说里的一个脏腑，可能包含了解剖学中几个脏器的生理功能。比如中医所说的“心脏”，并不仅仅是解剖学上那个由心肌瓣膜组成的拳头大小的物件，还包括了大部分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的功能，甚至还有思维功能。 此心非彼心，对一般人解释这个道理可能比较困难，好在中医有的是独特的内容。用“命门”的概念来解说这个理论可能会容易理解一点。命门，这个中医独有的脏器，自《黄帝内经》提出后，几千年来，它究竟在人体哪个部位众说纷纭。有右肾说，有两肾皆是说，有两肾之间说，还有人说命门不是有形的器官，只是存在于两肾之间的一股气。但尽管各有各的说法，但对命门“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的功能却基本没有异议，也不影响他们各据领会开出的药方的疗效。这正说明了中医藏象学说重视的首先是人体器官的功能。 如果说一些西方医学家对命门学说可能会嗤之以鼻——你倒是找出左右两肾的区别，证明出一个命门给我们各位医生看看？说什么“命门者，诸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故弄玄虚天书一般，胡说八道！那么对于中医的经络学说，他们就不得不瞠目结舌连呼不可思议了。 看武侠小说的，对经络都不陌生，提起金庸笔下的六脉神剑人人眉飞色舞，发烧级的甚至能一一道出到底是哪六道经脉；说到打通任督二脉，更有人是手舞足蹈悠然神往。然而，当西方科学家搬出所有最先进的吃饭家伙，密密麻麻在人身上缠满花花绿绿粗粗细细的电线，大动干戈折腾一番后，还是只能耸耸肩摊开手，一头雾水：“不过尽是些血管神经，经络在哪里呢？没有啊？”——这之前他们早已经将N个命苦的遗体一寸寸解剖得支离破碎了。 虽然在人体内找不到任何经脉的迹象，但他们不敢像对待命门那样贸然否认经络的存在：确凿的证据使得他们哑口无言，以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的针灸显示出不可思议的效果在他们眼里看来简直是神迹。且不提针灸对中风、神经痛、失眠、落枕等大大小小疾病的突出疗效，只凭几枚发丝般的银针便可以阻挡痛觉，进行手术麻醉，这就不能不逼着洋博士们一边摘眼镜抹汗水一边继续硬着头皮寻找这理论上遍布全身而事实上却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经络了——针灸，是最早走出国门，为西方医学界不得不接受的中医科目之一。 很清楚了，中医拘泥的并不是哪个器官到底在哪里，几斤几两长什么样，更在乎的是这个脏器到底有什么功能。对中医有价值的是活体上功能的运转，人一断气，便是一堆死肉，研究得再透彻也已是离开了本相。如有人真正用解剖学上的器官来对应理论中的脏器，混淆功能和实体，就好比用名词取代了动词形容词，多少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按此路子发展下去，以一个器官涵盖一个系统，确实有限制医家思维的危险，说是流毒，虽然夸大其辞，但不能不说也有些道理。 甚至当代还有医家认为，王清任对解剖学的研究走的是一条不该走的路，混乱了中西医基本理论，“吃家饭，管野事”，他根本就不该去研究什么解剖学——机械的解剖学如何能解释得了中医？ 这场尚未完全尘埃落定的争论，背后隐藏着中西方医学间根本性的区别。 中、西医植根于绝然不同的理论体系。 西方现代医学是在解剖学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对人体的认识和理解基于具体局部的解剖，以微观分析研究为手段。 也就是说，在西方医家眼里，人体是由神经、血管、骨骼、肌肉、皮肤等等一样样组装起来的精密合成体。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把人身上能切的薄薄切来，能取的用试管盛了，放到显微镜下细细打量或是用各种方法测试成分；再设计出层出不穷的仪器，如什么X射线、胃镜、CT，想尽方法使人体所有角落都无所遁形。因此他们看人，虽是七零八落，但又分门别类各成系统；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琐碎，科目也随之越分越细，有个笑话说西医连左右鼻孔都得分科，尽管夸张了些但也说明了这一趋势。 中医最根本的理论是阴阳学说，人体的一切都可分为阴阳两方面，而阴阳却是互根互用相互依赖，不可须臾分离的——就像人类可以分为男女，但强行分开两性必然会灭绝人种。所以尽管也分为五脏六腑五官九窍四肢百骸，但这些林林总总其实全部统一在阴阳之下，各种脏器密切相关，相生相克运转不息，从而构成了这个万物之灵的人身。因此在中医眼里，人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和谐整体；他们看人，从来不是一块块肉一根根骨一个个脏器孤立地看。 如老中医看病，甚至不用你开口，只是上下打量一番，歪着头，不动声色地把上一会脉后，便会悠悠地吐出几个字：“看来，你某处不太好啊。”当时定有不少怀揣西医诊断报告的患者觉得此老高深莫测，佩服得五体投地——居然能与X射线不差分毫，这定不是双肉眼，简直是火眼金睛啊！ 其实不过是内脏病变反映到脉象和体表上来罢了——既是一体，便有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嘛。而具体哪和哪联系，荣损表现在哪里便是学问了，中医自有一套说法；比如你脸色发黑，十之八九两肾有问题。 这点手艺只是小菜一碟，世间芸芸众生在高明的中医眼里，几乎没什么筋骨皮肉的区别，不过尽是些阴阳二气罢了，蜿蜒吞吐间症结何处一目了然。所以像王清任那样执着于一肝一肺，很多人确实觉得没有必要。 只把人看成浑然一体，其实还没迈入中医的大门。中医气魄奇大，眼底浑然的不仅只是人身，而是整个自然界、整个宇宙。也是在《黄帝内经》里便已提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后来董仲舒构建“天人合一”学说，便是从中获得了支持，反过来又影响了后代医人。依据这个观点，中医诊疗除了人体自身因素，还必须考虑季节气候昼夜晨昏，乃至地区方域的影响。 所以中医看病，正如立于高山之巅，俯视病患于天地间挣扎，寻根溯源方方面面都看得清了，方才轻轻出手，力图几下便扭转乾坤。 由此更有人踌躇满志，天人既然合一，既通人身，定也能知晓天文人事，便是做个宰相想必也不在话下——“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良相良医，原本便是同一门学问。 既有此胸襟，则西医那恨不能学孙行者钻入人肚里，零零碎碎一样样力求看得明白的仔细劲头，在中医看来实在是太小家子气了。如此死死纠缠一处，头痛治头，脚痛医脚，不能把握全体，功效定然有限——他们自己最自豪的，正是能从头痛中看出脚病，从脚痛中看出头病；你说胃疼，他的眼光说不定却转到了你觉得好好的肝。 如此便势必不能在人身上画格子，每人一脏一腑领去各自经营，所以中医科目分得很粗；反过来虽说各有专长，但不通全局做任何一科都必然是庸医。 只有明白头脚俱是一体，才能用根细线牵走一头牯牛。 一切科学的最深处都是哲学。 从中西医根本理论的区别，也可以看出些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比如一个注重全局观念，追求整体的圆满和谐，看任何事物总是在一个统一体系下的俯瞰角度；而另一个则注重每一方面的深入，由各学科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细化分散继续研究，由下到上组合成一个周密的科学体系。 这个大题目不是本文能够阐述得清楚的，我只想说，在这种文化差异下产生的不同思维方式，决定了东西方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种科学迥异的研究方法。 尽管不少学者倾向于人类文明并未完全在上一冰河时代中灭绝，怀疑周易之类玄奥的知识便是历经浩劫遗留下来的文明残片；但我像更多人一样，认为这一轮的人类——姑且如此说：相对地球几十亿年的寿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人类区区数百万年进化过程不会是唯一一次——在文明的赛道上起跑线不会拉得太远。也就是说，今天的东西方文明基本都是在这几千年内发展起来的。所以一些人把东西方文明看得高低很悬殊，扬之捧上天，抑之压入地，也许是意气用事了。 当代西方对人类智力的研究，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一点。神话般的天才超人，其实是不存在的，即便是爱因斯坦的大脑，比起凡人也并没有太多的区别。 尽管几千年间，人类文明的差距照样可能被拉得很大，那么现代科学一日相当于中世纪几十上百年的进展速度，也应该已填平了这个曾经存在的差距。 归根到底，人类从树上下来站直腰后，便在差别有限的基础上各自开始了迈向文明的征程。也许是地域原因，也许是几个人心血来潮，或也许是一个永远不能再为人知的原因，征途上，人类前进的道路慢慢歧了开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世世代代走下去，走出了这风光大不相同的东西方文明。 用差不多斤两的丝线织布，织小些当然细密，而织得大了势必疏薄。 西方科学注重实证，每走一步都要由上一步证明；相对结果，他们更看重过程，宁愿用繁琐的过程推断出结果也不愿相信直捷明了但没有经过验证的结果——所以尽管步子小些走得慢些，但毕竟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步子走踏实了能担负的东西也就多些。 中国文明胸襟广阔眼光远大，纳须弥于芥子，吞吐宇宙，其博大恢弘确实令后人欢欣鼓舞；但人类的智慧精力总是有极限的，如此广大的视角必然也使得这种文明有些空疏，尤其是相比越走头越低，越走眼神越集中的西方文明，这个缺陷更是明显。 头抬得比别人高，看得比别人远，肯定有其独到之处。还是以中医为例，他们就发现了很多看上去不相关的事物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文所说的经络就是很典型的。然而经络学说已经产生几千年了，这其间，难道就没人想去仔细找找，这些画在纸上的细线究竟在人身上是什么样的吗？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特点：重结论不计过程，讲究两头忽视中间。既然祖祖辈辈的经验都证明了两者之间的确存在因果关系，也传授了如何利用这种关系，那么具体如何引起反应的过程很重要吗？ 如果以多米诺骨牌来比喻中国文化，他们可能对两头的几张牌极为重视，然而对中间长长一串，却很有些不屑一顾——知道会依次推倒就行了，干吗要一张张称重丈量、仔细琢磨呢？如果硬要解说过程，他们也有办法，有的是空泛而神秘、用之四海皆准的大公式，如阴阳五行一类，一套下去万事大吉。 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受到了中国文化源头之一的道家学说很大影响。道家有个著名的典故：得鱼忘筌。筌，指的是捕鱼用的渔笼之类的竹器，《庄子·外物》说得很清楚“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你要的是鱼，得到了鱼，干吗还死死攥着鱼笼子不放呢——你就不嫌累赘吗？ 这种思维方式的确也有其优势：那就是掌握为经验证实了的知识后，便不再去拘泥其间繁琐的过程，如此可以将宝贵的精力用于进一步发展，这也许就是中国文明在过去几千年间相对有更多新发现的原因。 应该说，起初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学者都忽视过程的，也有人曾做过努力，想从逻辑概念下手，一步步细细推来。那就是先秦时惠施、公孙龙那些人的“名辩之学”。逻辑概念的重要性不用多说，西方科学的思维方式便是滥觞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三段论、定理、公式……如此发展方才有了当今的西方文明。如果“名辩之学”发展下去，也未必不可能为我国的文明进化提供一种细化的思维方式，可惜的是，这种学说还未成年，便夭折在了襁褓之中。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儒家，最讨厌的就是这种看起来空泛无原则夸夸其谈的所谓诡辩。他们向来对耍嘴皮子的都深恶痛绝，简直恨不能杀之而后快：“恶利口之覆邦家！”悲哀的是，中国逻辑学的诞生不幸正是以利口出名。 从此几千年，中国文明就是在道家得鱼忘筌、儒家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思想笼罩下一步步发展起来。不用在纸上密密麻麻推演计算，也不必埋头实验室满身大汗，最高深的学问，大都是凝神闭目调息匀气，慢慢参悟出来的。 辉煌背后的缺陷，当双方文明各自成长壮大，终于碰撞时，暴露无遗。
被抛弃的鱼筌在历史长河中很快便烟消云散；后人倒也不怎么惋惜，反正他们吃到了鱼。 这种思维方式的代表性学科——中医，尽管能看得比西医全面，走得比西医远，但由于历代的研究都轻视过程，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竟然不知道自己如何能走到这一步、如何能看到这一点——不知道怎么得到的这条鱼。假如有人问，中医以五行概括五脏，那你倒是说说，为什么肝就定要属木，而不是其他水、火，或者土呢？你说肝像树木一般要生长舒展，一个“像”字就能说明一切吗？ 积年的中医师要么目瞪口呆，要么白你一眼，懒得再与你说话——反正按五行下药，疗效是有目共睹的。 说不上道理，并不代表就是荒谬的。倒是西方现代医学的发展，一次次证明了中医具有的科学性。比如对盲肠的看法：从前西医经过严密的解剖研究，没发现盲肠有任何作用，便宣布此为退化未尽的无用器官，一有病变便随便割去；而中医既然认为人体是一整体，则每一物在整个系统中都有自己的作用，盲肠也不例外。事实是近年来已有西方学者声明他们发现了盲肠有解类固醇的作用。 还有心的思维功能。这本是西医嗤笑中医荒唐的典型案例——早已证实大脑才是人体思维中枢，心脏不过是运行血液的动力泵罢了。可近年来心脏移植后病人的性格变异，不得不使越来越多的医家重新审视中医关于“心主神志”这句话。 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中医袖着手不屑地看毛头后生们披着白大褂镇日忙活，鼻孔里嗤嗤出气：谁叫你们不信？老祖宗的学问大着呢！ 而任何科学若想进一步发展，便得从经验阶段上升到实证阶段，也就是说，中医若想走出一番新天地，必然也得利用先进的技术，通过试验一点点追溯出致病原因和产生疗效的科学解释。 这对中医其实很有必要。中医的看家法宝是中药，但几千年来，所有医人对中药的认识都来自于前辈和自己的经验。从满山遍野的植物中，一一发现其治病的特点功效，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然而你虽然知道了这味药对某病能有效果，可在经验阶段却绝对不可能了解究竟是这株植物中什么成分起的作用。 都说中药起效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知有效成分便无法提纯精炼，只好把一大包草根树皮一锅煎了，黑乎乎捏着鼻子灌下去，让其自行发挥——精华和糟粕一同下肚，安能不慢？如今中医中药在国际上发展不乐观，无法确知有效成分以进行进一步分析正是一个重要原因。 而若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成分起的作用，势必先得了解疾病的致病机理、病毒和药物的化学成分、人体的吸收代谢过程。 这就是中医这串长长的多米诺骨牌上，多年来被忽视的中间那一段；或者说，那只被先人遗弃的鱼筌。 又或者更直接说，那些神奇诡异的脏腑。 充分发挥中药药效，只是重新认识中医，发掘中医神秘宝库的一小部分任务。冰山底下，蕴藏着先人无数宝贵的经验和大胆的设想，等着后人去整理去归纳去证实——去真正掌握、去以一反三、去触类旁通、去更进一步……。 如果再只靠有限的经验和苦思冥想，中医的老路，可能已经快走到了尽头。这类建立在参悟基础上的学问，在传承过程中，流失的比例绝对远远大于创新——因为缺乏中间的推演验证，能继承多少上辈人的经验全取决于后人参差不齐的理解能力。更何况很多高人并不具备准确表达自己感悟的能力，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高明的心得就此随着斯人逝去而埋入黄土。 由探索中间这段骨牌开始的路，其实是中西医走向会师的伟大征途。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中西医学宏观与微观相互补充，经验和技术相互提携，形态与功能相互验证，功力的进展将是几何倍数增加，必能激起滔天巨浪，联手荡涤那凶顽狠毒的病魔，开创出一个健康时代； 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终有一日，地球将汇合中西优势，真正浑圆一体，共同迎接着人类下一个崭新的纪元。
王清任一把扯下了隔在中西医学之间幕布的小小一角；厚厚的幕布下面，隐藏着那段联系人体功能和实体的多米诺骨牌。 其实历代想搞清这段骨牌的人也有一些，且不说详细正确的人体结构知识对外科的重要性，毕竟达到一定高度的医家都想往前再走一步，起码也可以满足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所以中医的解剖形态学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进步。 然而进展实在是太缓慢了，几千年几乎看不出有多大的区别。 直到王清任的出现。 作为一个名医，他当然知道自己涉足解剖领域对崇古因循的医界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并不能完全理解自己这一生事业蕴涵的重大意义，也不知道自己在解剖学上的贡献，其实远远小于在探索医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他只是凭着一个医人的责任心，觉得应该对古籍中的错误进行些力所能及的修正；或者，科学上的敏感，使他隐约预感到从今往后，再躺在古人经验上吃老本可能快行不通了——他可能开始发觉，脏腑间存在着很多古书上的简单记载远不能揭示的重要秘密： “前人创建医书，脏腑错误，后世业医受祸，相沿又不知几百年……” 于是在千年的权威、历代的圣贤重压下，他努力挺起胸，按着自己亲眼所见，一笔笔细细绘来；面对着预料中的责难，他坦然一笑： “余刻此图，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并非独出己见、评论古人之短长，唯愿医林中人，一见此图，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不致南辕北辙、出言含混—— 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
让我们记住这个日子： 公元1830年，清道光十年，王清任《医林改错》的刊行，标志着人类在中西医会师的漫长征途中踩下了重重的一步。 这部书耗尽了老人所有的精力，刊行后仅仅过了几个月，王清任病危。 病榻上，王清任枯瘦的手摩娑着依然散发着墨香的《医林改错》，心中感慨万千。几十年来无数次流连秽场的经历一时间都涌上了心头，他的鼻端隐隐闻到了那令人窒息的血腥腐臭之气，顿时他憔悴的脸痛苦地抽搐起来。 他连忙挣扎着微微摆头，目光移到手中的书上。 良久良久，他的脸色平和下来，眉宇间隐约还有一丝微笑——他似乎听到了病室中奏起庄严的梵乐，满天香花簌簌而下，一朵朵光明云在身边围绕。 一种从未有过的欣慰和宁静包围了他，使他再也感受不到浊世的痛苦与疲劳。 道光十一年二月十六日，一代名医王清任殁于北京，享年六十四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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