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是一代通儒，著作等身，然而论及文学的文字却极少，新近出版的钱穆版《中国文学史》，可谓拾遗补缺之作。
原来，此书是由钱穆的学生叶龙，将其1955年至1956年间在香港新亚书院所做的“中国文学史”课堂笔记整理而成。书中的内容曾于2014年在媒体上连载，引起诸多文学史家的激烈争论，成为一时的文化事件，而此次出版则意义更为重大。 由于本书是依据钱穆课堂讲授整理而来，保留了口头语言的特点，理解起来要比钱先生的一般著述更为容易。课堂讲课总有兴之所至的时候，钱穆自己又不可能做最后的“修订”，许多即席的发挥就更能窥见钱穆的性情和才学。 比如在第十七篇《建安文学》中，钱穆说：“中国最高的文章没有内容，没有理论，没有思想，是空的。”单看这句话有点突兀，要是钱穆自己写文章，这看起来似乎有漏洞的句子，大概是不容易见到的。但是这貌似突兀的观点又非常有意思，在一般人印象中，钱穆自然是提倡“文以载道”的通儒，怎会对“没有内容，没有思想”的文章评价如此之高呢？ 实际上，它透露出钱穆高超的文学审美直觉，这句话是钱穆在一大段介绍《昭明文选》的文字之后说的，钱穆对其评价非常高，所谓“吾人如欲研究古代文学，除研读《诗经》外，再加上《昭明文选》就足够了”。 《昭明文选》是中国上古文学极重要选本，选入包括周、秦、汉、晋、宋、齐、梁七代之诗文作品，共有130位作家。但是并没有选周公、孔子之经文，因为“不能任意裁剪删节，有伤原来面貌”；老、庄、管、孟之文，由于诸子重立意而非重文，所以也没有选；记言和记事分属历史而非文学，也不选入。 对于《昭明文选》的选文标准，钱穆是颇为欣赏的，在他看来“这是文学开始觉醒与独立的时代”。钱穆博览群书，涉猎极广，其著述以史学、经学、文化、思想、考据、理学等领域的学术性论文为主，属于文学范畴的在他五十四册的全集中只有《中国文学论丛》一册而已，但他对于文学的重视与理解力，绝不是著述数量的比例能够反映出来的。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钱穆渊博的知识没有成为其文学审美的障碍。（只要稍微浏览一下其他老派学者掉书袋式的文学批评，就可知道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在他的意识中，仍然是把文学之纯或者说微妙的审美视为文学的关键，对此钱穆在第十八篇《文章的体类》中有进一步的阐发： “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真是指讲真理、讲真情。鸟鸣兽啼是自然的，雄鸟鸣声向雌鸟求爱固然是出于求爱，但晨鸟在一无用心时鸣唱几声，那是最自然不过的流露；花之芳香完全是自然地开放，如空谷幽兰，它不为什么，也没有为任何特定的对象而开放；又如行云流水，也是云不为什么而行，水不为什么而流，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这是最纯真最自然的行与流。写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学作品至此才是最高境界。” 这段话简直就是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中国版，这个观点出自以儒家思想安身立命的钱穆，还是多少让人有点意外，并由此更增添了几分钦佩之心。和文学本身的复杂一样，钱穆对文学的品评也是极微妙的，甚至乍看其某些观点似乎有自相矛盾处，而实际上这些都反映出钱穆对于文学审美精微的把握。 在钱穆看来，“文学是有情感的，是生命，也可以说是间接的生命。”随后他又补上：“文学又是时代的。”然而，“最高的文学又是不求人解的”。所有这些观点，在某个特定语境中都是正确的，而如何正确地使用，又在于批评者内在的领悟力和理解力。那么，当我们看到钱穆从道德上轻视汉赋，认为“赋后来变成皇室的消遣文学，作为供奉之用，即成为御用的帮闲的文学，如司马相如的赋便是这一类作品”，也就不难理解了。 同样，初唐诗人沈期与宋之问也难以入钱穆的法眼，因为“他们人格差，在武则天时代作应制诗而已”。而在评价比较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几位诗人的优劣时，人生实用的一面似又占了上风：“杜甫的诗不超脱，却是人生实用的，故其境界比庄子为高，庄子只是一位哲学家；陶渊明与屈原相比，陶为人退隐而不合作：故屈原、杜甫可说已达到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而庄子、陶渊明则较次。” 请注意“庄子只是一位哲学家”这句，在钱穆看来，最好的文学家当是在最好的哲学家之上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可惜翻遍全部讲稿，没见到钱穆就此问题展开进一步的阐述。这大约就是讲稿的特点，讲到精彩处经常有出人意表的观点，但又不似写作那样，可以把这个观点稳妥地固定下来，仔细经营，用缜密的论据给予这观点以说服力。 钱穆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在1962年为自己首部有关中国文学的《中国文学讲演集》撰写序言时就写得清楚：“讲演究和著作不同，有许多意见，我自知非精密发挥，不仅不易得人同意，抑且容易引起误解。”而这已经是在钱穆可以修订自己的演讲稿，甚至有两篇“是我舍弃原记录稿而径自另写的”前提下的阐述了。 类似的虽未经“精密发挥”，但却很有意味的观点，在叶龙整理的钱穆版文学史里至少还有：“我可以肯定地指出来，中国有两位大人物，即是两位大文学家：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问题。一位是司马迁，他解答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这当然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只可惜钱穆并未就此展开论述，可能的两篇精彩的论文，只能存在于想象中了。 从对整个文学大势的把握来看，钱穆版文学史是比较中正的，钱穆所激赏的屈原、司马迁、曹操、杜甫、韩愈、欧阳修、关汉卿，以至于桐城派古文和《水浒传》，现在基本已是公认的经典。 关于对曹操文学地位的肯定，整理者叶龙认为是钱穆在近代首先发现其重要性的，这引来南大学者莫砺锋教授的不同意见，认为鲁迅早在1927年就认为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了，在书跋中，叶龙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证明钱穆在1922年就在厦门集美学校的讲课中，充分肯定了曹操的价值。 这本文学史的主要价值不在于观点的猎奇，而在于钱穆本身是一位学识极渊博的通儒，他在讲述那些中国文学史上的扛鼎之作时，也总有自己独到的发现和独到的视角。 比如在讲《离骚》时，钱穆指出由于司马迁不识历史地理，认为《楚辞·渔父》里的“宁赴湘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有语病，人在鄂而何以会在湘水自杀，故改为“宁赴常流”。而钱穆则认为，屈原时代所说的洞庭湖与湘江都在湖北，只是因地名的迁徙而造成了误会。所以，屈原做《楚辞·渔父》时正居于湖北，所说之“湘流”实是指“汉水”。像这样的辨析实在非学识极渊博者所不能做到的。 如果说对于曹操的肯定现在已是共识，那么钱穆对于曹丕和曹植的比较则显出其眼光的特异之处。一般的文学史通常是表彰曹植而贬抑曹丕的，但钱穆力排众议，盛赞曹丕是中国文学史上讲文学价值与技巧的第一人，对曹丕所作《典论·论文》推崇备至，认为其表达了文学家的曙光，“曹丕才是真正文学家，能看出文学之价值。”前人褒曹植而贬曹丕，是因为刘勰所说的“位尊减才，势窘益价”，哥哥做了皇帝，减了才，弟弟不得意，别人同情他而更看重他的文学地位。这些意见都是不流俗的，这些不流俗的观点汇聚起来，才可能成就一部个人化的不人云亦云的文学史。 而钱穆最不流俗的看法，则是对新文学运动的批评态度，在《中国文学论丛》的再序中，钱穆对此有直率的阐述： “然民国初兴，新文学运动骤起，诋毁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甚嚣尘上，成为一时之风气。而余所宿嗜，乃为一世鄙斥反抗之对象。余虽酷嗜不衰，然亦仅自怡悦，闭户自珍，未能有所树立，有所表达，以与世相抗衡。” 然而时髦的文学观念往往又是易逝的，今天至少在学界对于新文学运动已经不再是众口一词的赞颂，相反，对新文学运动的负面作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反省，这时再来看钱穆几十年前所独自坚持的观念，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钱穆版《中国文学史》的出版是令人兴奋的事，但通览全书之后，和钱穆全集中仅有的论文学的《中国文学论丛》比较来看，前者的价值到底不如后者。《中国文学论丛》的前身是1962年出版的《中国文学讲演集》，收录钱穆有关中国文学的演讲稿16篇，这些虽然也是演讲稿，但是都经过钱穆自己仔细修订，甚至有两篇是丢开原讲稿重新写过的。1983年，在此基础上又增添了14篇，改名为《中国文学论丛》出版。 叶龙整理的钱穆版《中国文学史》中有意思的观点，在《中国文学论丛》的相关篇目中多半有更细致缜密的阐发。而后者中几篇极厚重的文章，叶龙整理版文学史则没有涉及。全书中最精彩的两篇文章，我以为是《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和《谈诗》，前者展示了钱穆全面而精深的学术功底，其考据功力一般学者根本难以望其项背。《谈诗》一文则将钱穆版文学史讲稿中已经流露出的偏于形式方面的审美趣味，做了进一步发挥。在这方面，近代大概只有顾随讲诗词的讲稿可以和其一争高下，顾随讲诗也许要比钱穆更敏感，而钱穆的批评视野则肯定比顾随更为开阔。 从装帧看，三联版的《中国文学论丛》相较而言更朴素舒服一些，钱穆版文学史封面在我看来有两句多余的话——“国学大师以死者的心情写死去的文学”以及“钱穆首讲文学史”。以我们对钱穆平实、扎实的学风的了解，我想如果钱穆健在的话，他断不会允许这两句充满商业营销风格的话上他的书的封面，或许连文字和观点他也会一改再改，不做“精密的发挥”，他大概不会将那些尚存漏洞的观点公之于世的。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23期总第52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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