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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文化

2015-08-21  钟离绝遐...
语言文字
www.HB.xinhuanet.com  2005-03-04 12:46:44 
楚地由于位处江汉及汉淮之间,北方的华夏语、西方的藏缅语、南方的苗瑶语和东南的壮侗语都在楚地接触和交流,所形成的楚语自然是吸收了多种语言成分而词汇丰富多采、音声别具一格的方言。楚国语言属华夏语言系统,在语音、词汇上具有较多的自身特点。公元前666年,楚令尹子元率军伐郑,郑无备,“县(悬)门不发”,子元惊疑,“楚言而出”,说:“郑有人焉。”可见,楚人操“楚言”,与中原各国及其他地区是不同的。孟子曾用南蛮[鸟决]言这个比喻,形容楚人语音的奇特难懂。但中华文化是各地先民共同创造的,彼此交流融汇,故各地语言既相异又相通。楚人既操楚言,又能说华夏之语,不影响楚国和其他各国的交往。

见于文献记载,楚言词汇不少。最突出的一例,是《左传·宣公四年》谓令尹子文原名为斗谷於菟,并说:“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谷於菟。”。春秋以后,随着各地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各族人民相互学习,彼此促进,楚国成为南方各族的融合中心,在语言上,楚人也起着沟通夏夷、消除隔阂的作用。在扬雄《方言》中,楚与魏、卫、宋、郑、韩,吴、齐、巴、秦之中的某一地区共有的方言词汇约70个,其中与吴共有者占了一半以上,反映楚、吴方言比较接近。

文字,在人类文化史上是发蒙启昧的关键,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楚文字承袭商周古汉语文字,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环境诸方面的影响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字风格,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

西周时期的楚国文字,与中原诸国的文字还没有多大区别。楚公家钟铭文就与宗周钟的铭文风格类似,气势浑厚,规整,略显波折。春秋至战国中期,楚国文字形体逐渐趋向修长,笔划细而首尾如一,排列比较整齐美观,笔势圆转流畅,风格自由奔放。如王孙浩钟、王孙遗者钟、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博等。从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与山东大店2号墓出土编钟铭文的对照中(图1),可以发现楚字的特色,这种楚字,略具虫形,是虫书的雏形。战国中期以后,竹简、帛书式的手写体据主导地位,铜器铸铭、刻铭均受其影响。字形趋扁平、体势简略,横笔昂首,首粗尾细,有的波势挑法己具后世隶书雏形。如江陵望山天星观竹简、荆门包山竹简、长沙楚帛书等等。春秋末,在篆书的基础上,附加鸟形装饰,使文字艺术化,此即所谓“鸟篆”的起源。如楚王孙鱼铜戈铭文共有六个字,均附有鸟形,富有情趣,表现了楚人对鸟类的特别钟爱。与之相关系,楚人的篆刻艺术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图2,“冷贤”印)。


 

楚文字从形体上看与中原古文字有渊源关系,但又不尽相同于中原甲骨文、铭文、篆文一脉相承的“古篆体系”,在“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春秋战国时代,楚人按照自己的生活和语言特点独立创造了不少新字。如见于铜贝(亦称蚁鼻钱)的“聚”;见于江陵望山楚简的“歇”;见于楚帛和金铭的“蔓”;见于楚简及铭文的“戴’等字,既不见于他国,也不载于先代“古篆”,已突破了中原古代文字的范围。这些新字虽使今人很难释读,但在当初必生动地记录了楚人的语言,表现了楚人的新变精神和创造意识。

由于楚人最先发明毛笔(图3),这不仅使帛书、竹简的出现成为可能,也推动了字体本身的演进。1954年在长沙一座战国中期楚墓中发现了兔毛制作的毛笔实物。毛笔写字,较之以往的刀刻,轻松灵便,因而推动了字体的革新。所以隶书最先在楚字中孕育出来。如江陵楚简将“乙”字末尾一笔已明显地有隶书的波势;又“月”字写作不仅有隶书的形架,其右下一笔,也可看出隶书的挑法。

楚国有几个常用的方言虚字,几乎成了楚辞语言形式上的重要标志。如兮、些等字,读起来常有一种悲楚凄厉之感,形成楚辞特有的韵调,可说成了楚辞外部形式的标志!

民风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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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风俗具有丰富性,体现在形式多样,种类繁多,构造复杂,色彩强烈等方面。以下只从饮食、居住和服饰等方面对楚国风俗作一简要介绍。

饮食是物质文化和社会风俗各部分中最能反映民族和地区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楚国地处南方,气候温暖,土壤肥沃,适宜种植水稻,野生动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也较多。楚人以稻米为主食,在楚纪南城内,发现五外有火烧过的稻米遗迹,最大的一处长约3.5米,宽约1.5米,厚约5~8厘米。楚人的基本副食品有鱼类、肉类和蔬菜类为主,这些副食品是从畜牧、捕猎、园圃种植和采集等方式获得的。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铜鼎里,就有牛、羊、猪、鸡等,竹笥里也有许多鸡的大腿骨。在江陵望山一号墓和二号墓中还发现有调昧蔬菜生姜和小茴香。楚国的水果种植也很普及。古有:“江浦之橘,云梦之柚”的说法。

各个方国中要数楚国饮酒的风气最盛。在楚国最具传统特色的酒是香茅酒。楚人向周天子进贡,祭祀神灵都使用香茅酒。楚人有两种饮酒方法,“冻饮”和“酎清凉”,“冻饮”是将冰块置于酒壶外使之成为冻酒,“酎清凉”则是将酒壶浸入冷水中使之成为凉酒。这都是楚人在夏季的饮酒方法。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两件冰(温)酒器,这种器物是由两种容器组合而成,里面的方壶形容器是盛酒的,每个方壶中均有一把铜勺,外面的方鉴形器在夏季里用来盛冰或凉水,在冬季则用来盛热水。

楚人的建筑样式和居住习俗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楚国都城的建制和布局同北方一样基本上采用大城套小城的双城制。楚都纪南城(图1,楚都纪南城故址)呈长方形,城垣周长15560米。城内东南部为宫殿区,存有台基84座,并发现城垣土墙遗迹和护城河古河道。宫殿区北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再往北即城的东北部则为商业区。楚王宫的正门之一名为“茅门”,通过茅门后便是楚王治朝的朝堂。王宫内既有空间宏大的“高堂”又有曲折相连的“曲屋”, 既有进深幽远的“邃宇”,也有小巧精致的“南房”,这些由大小、高低、长短、层楼、结构、繁简不一的宫廷建筑组合在一起,这样便形成了一个气势磅礴、宏伟壮观、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体。最能反映出楚人的建筑特点和工艺水平的,还不是都城内的宫殿建筑,而是游苑区的行宫和高台建筑。历代楚王建有大量有行宫供他们游乐,楚成王建有:“渚宫”,是建在郢都南面的水中州土上的一座行宫。楚灵王时建的章华台是楚国层台建筑中的杰出代表(图2,章华台宫殿遗址)。


民风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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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屈原的《九歌》中写到干栏式建筑,其特点为一楼架空,二楼居住,以竹木结构为主。干栏式建筑是楚国民间的主要建筑形式。这种民居建筑式样在我国南方的土家族、苗族中仍然沿用。南方水乡,渔民多生活在水上,以船为屋,称为“船屋”。“船屋”在屈原《涉江》是提到,有屋宇、梁柱、轩版和窗棂等设施。

服饰方面。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装束。楚人的衣着具有地域色彩,历史上曾冠之以“楚服”和“楚制”的专称。与中原民族相比,楚族性格活泼,无拘无束,富于创新精神,敢于别具一格、表现个性,这种民族性格和精神也推动了楚族在服式上不断地推陈出新。

从服饰史的角度看,目前东周时期楚国的服饰资料发现最多,不仅有大量的绘画、造型资料,还有一批难得的实物,为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楚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我国传统的服饰有两种基本的形制,即上衣下裳制和衣裳连属制。在楚国,这两种服式是交互使用的。古制上为衣,下为裳。楚国的衣有单衣(图3,一龙一凤相蟠纹绣紫红绢单衣),有夹衣。有面无里的衣称为单衣楚人称为褋,屈原《九歌湘夫人》:“遗余褋兮醴浦”。夹衣是面和里夹合而成的。马山一号楚墓出土有夹衣的实物。 按照季节分,夹衣可分为春衣和秋衣,马山一号墓中,秋衣写作[纟秋]衣,并有实物出土(图4,([纟秋]衣)。按照《说文》的解释,裳,“下裙也。”马山一 楚墓中出土了两件单裙的实物;另外在信阳楚墓的漆瑟漆画上和曾侯乙墓钟架铜人身上都可见身着下裙的人物形象


 
民风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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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的实用功用是遮羞,而不能防寒。裙内穿夸。古代文献中所说的夸是“胫衣”即穿在两腿上的筒套,今所见楚墓出土的夸的实物实际上与裤差别不大,两裆不相连,在背腰处开衩,类似于现在小该穿的开档裤。正因夸有开衩,虽可防腿部严寒,但不能蔽羞,因此,在夸上要加穿裙。夸是裤的雏形,在马山一号楚墓发现了一件长裤,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件裤子实物。

衣裳连属制的服装的典型代表是“深衣”,它对我国古代服装的影响最大,古代的衫、袍都采用这种衣裳边属制,一直到现今的连衣裙也是衣裳连属制。深衣是先秦时中原的服式,也是楚人的主要着装,长沙楚墓出土的木俑和漆卮上彩绘人像以深衣为主。

袍服也是衣裳连属的服装,是长可及脚面并有絮有丝棉的冬季服饰。楚庄王的主要服装就是“绛衣博袍”。袍与深衣的区别是,深衣曲裾,袍为直裾。直裾长袍是楚人在深衣的基础上创新的一种新的民族服装。马山一号楚墓共出土了7件袍,这七件袍又可分为三个形制。第一种形制,正身和双袖斜裁下裳正裁(图5,素色棉袍);第二种形制为正裁,两袖平直(图6,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袍);第三种形制也为正裁,但两袖特长(图7,小菱形纹棉袍)。


 
民风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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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的冠式有獬冠、高冠等。獬冠形状前高后低,,为模仿獬角形状做成,由于楚文王十分喜好戴獬冠,引得楚人竟相效仿。高冠因高耸于头,故而又被楚人称为切云冠。楚人大诗人屈原就以戴这种高冠而为荣。楚人除戴冠外,还戴帻,帻是用于束发的专用头饰,马山一号墓中出土有一件帻的实物(图8,红棕绢面帻)。

服饰是衣裳的有机组成部分。楚人使用的服饰主要有佩剑、佩玉(图9,玉佩组饰)、花卉及带钩。佩剑是男性的主要服饰,剑是古代防身与进攻的主要武器。楚国男性喜佩剑与楚人尚武的风俗是分不开的。剑也可能是纯粹的装饰品,如《说苑》记楚襄城君始封之日“带玉剑”。在特殊的场合,佩剑还具有宗教的意义,如女巫降神时佩剑的主要目的在于“避邪”。

以花草作为佩饰是楚人佩饰的一个鲜明的地区性特点。《离骚》云:“扈江离与辟企兮,纫秋兰以为佩。”男女佩饰香草,除起装饰作用外,还可以香气避邪、男女相悦。除此之外,楚女还以佩饰花草研未制成的香囊为俗尚,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危中有饰花香囊,绣绩香囊和绣罗锦底香囊,当系楚俗遗风。

发式除了产生美观效果外,还是民族识别的最重要的标志。见于考古资料楚人发式主要有四种:发式第一种发式是把长发于颈后结束,自然下垂。江陵马山一号墓的2号木俑头上的长发梳向脑后,用带束成一支,下端自然松开下垂,头发并未加以编结。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的二件木俑的长发在后脑束拢,自然下垂。第二种发式是长发在脑后梳拢,并编结成长辫自然下垂腰间。这种发式见于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的木俑。第三种发式是脑后挽譬。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上的女子便是这种发式。长发在脑后部挽成的譬用丝带扎紧,使之向后突出,未端略向上翘。第四种发式是垂譬。这种发式是把头发梳向脑后,编成为一束,在发束的下半段较膨大。

此外,楚人崇尚的一些主要的民俗风习是崇巫重祀,尊龙崇凤,尚武、尚左、好细腰等


 

 
楚文化的发展阶段
www.HB.xinhuanet.com  2005-03-03 17:58:16 
楚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按楚文化不同时期的特点,可把楚文化划分为滥觞期、勃兴期、鼎盛期和转变期4个阶段。

楚人建国丹阳至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是楚文化的滥觞期。在这一时期,楚国完成了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在兼采华夏文化和蛮夷文化之长的基础上,开始创造自己的特色文化。总的来说,此时的楚文化与华夏文化尚没有明显而重大的区别,尤其是陶器、青铜器等物质文化方面,但楚文化又毕竟显示出了一些自己的特性。崇火崇凤好巫、开拓进取、不拘礼法、爱标新立异等特点为后来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是楚文化的勃兴期。这个时期,楚文化开始呈现出自己鲜明的特点,表现在各个方面。从社会形态上看,农奴制布满了楚国各个县邑,奴隶制相反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民族政策上,楚人把自己定位于夷夏之间,实行抚夷属夏的国策。对于所灭之国,楚人的作法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而不以俘掠奴隶为好。从官制上看,楚官多称尹,从中央到地方,少有例外;从行政建制上,楚国首创县制,后为各国效仿;在兵制上,称谓、建制也与中原多异。这些大的文化背景已经充分昭示了楚文化的个性与气魄,楚文化也由此成熟起来。

楚民族风俗独树一帜。楚人尚赤,建筑服饰器物均以赤为贵。各地楚墓出土的黑底朱彩漆器就是例证。楚人尚东,生之坐向、死之墓向均以东为荣;与周人的面南背北、头北脚南迥然不同。楚人尚左,也与周俗尚右不同。楚人念祖、爱国、忠君比之周人更为突出,他们习惯于用原有地名命名新地,丹阳、郢数次迁移不改其名就是为了缅怀先祖。楚人由于历尽艰辛而建国称霸,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异常强烈,钟仪南冠面晋,南音不改,屈原成为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都是典型的例子。

楚国的物质文化开始显示出自已的独特风格。乐器中楚人最爱钟,并视之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楚钟不仅音色绝佳,而旦造型独到,甬钟、钮钟等都有从大到小不可颠倒的组合关系,因而称为编钟。众所周知,编钟是楚国音乐艺术的杰出代表。台谢建筑也有楚人的独创,楚人筑台追求高峻,以纵目远望,楚人修榭追求空灵,以澄怀远目,而且在建造中还有层台累榭的特点,这一点为后来的南方园林所继承。此外,楚国修城不建池也有别于北方而显示出自己的个性。

战国时期是楚文化的鼎盛期。此时,铜器生产登峰造极,铁器普遍推广,丝织刺绣兴旺发达,漆器木器应运而生,城市建设欣欣向荣,物质文化可算是达到了顶点。与勃兴期明显不同的是,鼎盛期的楚国精神文化大放异彩,给予后世巨大的启迪,从哲学到文学,从字画到乐舞,无不独风骚,彪炳千秋,更为主要的是,楚人的政治社会体制、民族文化心理,日常生活方式等趋于成熟定型,使楚文化真正成了独特的"这一个",千百年来为人们津津乐道。

秦汉之际为楚文化的转变期。秦国灭掉了楚国,并排斥楚文化,使楚文化遭受重大打击。但楚文化的精神因素方面远比物质因素方面根深蒂固,因此楚文化被打而不倒,秦末,楚人刘邦、项羽大兴楚文化,使楚文化有复苏之势,但离开了物质文化根基的楚文化终究是不可能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自成体系的楚文化不复存在,但楚文化的某些因子却与传统中原文化一样,成为新的汉文化的组成部分。至此,南北文化相互交融,彼此促进,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


 
楚国兴衰史
www.HB.xinhuanet.com  2005-03-03 17:58:58 
西周初年,荆人的残部主要是季连的羋姓后人,已西迁至丹水与淅水之间。鬻熊为首领时,审时度势,率楚民背弃商纣王,西行投奔周文王,并受到周文王的器重,周武王继位后,有图南之意,楚人觉察后,在鬻熊之子熊丽的率领下,举部南迁至睢山与荆山之间,暂时避栖于荒野之地。周成王时,周公避祸于楚,楚人敬之如上宾,周公大感其德,周公回朝后诉说此事,感动了周成王,于是周成王封熊丽之孙熊绎为楚君。荆楚开始跻身于诸侯之列,楚国正式诞生了。

楚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惨淡经营,至熊渠时初露峥嵘。熊渠是熊绎第四代孙,是一位既有才识又有进取精神的君主,他整军习武,趁着中原动乱之机,开始了开疆拓土的进程。三苗早已归顺荆楚,熊渠把征伐重点放在西部和东部。在西征中,攻打了庸国(今湖北竹山境内),拉开了拓疆序幕。在东讨中,楚人攻打了位于今湖北中部的扬越,势力推进至江汉平原。接着远征,攻打了位于今湖北鄂州境内的鄂国。

征战既后,楚国逐渐兴盛起来,真正立于诸侯之林,熊渠离经叛道,分封3个儿子为王,镇守长江中游的3个要地:虽然在周王朝的压力之下,熊渠取消了3个儿子的王号,但楚国仍然在江汉平原扎稳了根基。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熊通为楚地之王,继续了熊渠的开篇拓土历程,公元前706年,楚国攻打姬姓诸候国随,并逼周天子晋升其爵位。遭拒绝后,熊通亲率大军再次征讨随国,大获全胜后,熊通自称"楚武王",成为天下诸侯中第一个敢于自己称王的国君。楚成王时,楚国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显强盛,楚国的大国声威真正建立起来了。

成王两传至庄王。庄王励精图治,终成霸业。庄王曾率领楚军,浩浩荡荡开赴伊水与洛水之间,对周天子耀武扬威。庄王武功之时,选拔孙叔敖实行文冶,楚国出现了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的鼎盛局面。

吴楚大战后,楚国经过8年的休养生息,逐渐恢复了元气。惠王时,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其间,楚国和诸侯列国战战和和,并无大的建树,一直延续到简王、声王。公元前400年,韩、赵、魏合兵数次攻楚,向楚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楚悼王谋求富国强兵之道,任用吴起开始变法,并取得了成效,一时间,楚国兵强马壮,横归中原,初露称雄之势。

威王后期,楚国成了七雄中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大国,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安徽北部,幅员空前广阔。"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楚国至此进入了最鼎盛的时期。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随即开始统-全国的迸程,诸侯国纷纷割地事秦,但仍不能挽救灭亡的命运。在攻灭韩、赵、魏后,楚军于公元前224年大举伐楚,楚国只有招架之功,而无反击之力。公元前223年、秦军席卷淮北淮南,攻陷寿郢,俘获负刍,绵延800的楚国就此灭亡。


 
九头鸟与楚文化
www.HB.xinhuanet.com  2005-03-03 17:55:10 
如果要给楚文化以一种形象的象征标志,恐怕没有比"九头鸟"更合适的了。"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难道还有比这句俗语更形象,更为人们所熟知和接受的吗?然而,九头鸟究竟是何物?它与湖北佬有着什么特殊关系?在它那神奇的形象下包含着怎样的深层文化内涵?这些不仅会挑逗起我们的强烈好奇心,而且对了解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楚文化的特殊性格,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楚人的九凤神

九头鸟形象的出现,最早源于楚人的九凤神鸟。出自战国至汉初时楚人之手的《山海经》,是记载九头鸟形象的最早文献。《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柜。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句曰九凤。"

"九凤"所居的"大荒之中",虽不知其确切范围,却可以肯定包括楚地在内,因为楚人之先帝颛顼,与他的九个嫔妃皆葬于此。《山海经·大荒北经》开篇就说:"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该书《海内东经》则说:"汉水出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附禺即鲋鱼,古字通用。楚人血统的屈原,在《离骚》中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这高阳即帝颛顼。颛顼葬于汉水,九凤与颛顼同在一地,可见九凤是楚人所崇拜的九头神鸟。

"九凤"的神性,以它的名字即可得到证明。凤是我国古代最为崇拜的两大图腾之一,与龙并称。它是吉祥幸福的象征,《山海经·南山经》中说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尔雅·释鸟》郭璞注:"凤,瑞应鸟。"《说文》:"凤,神鸟也……见则天下大安宁。"由于凤凰是吉祥之鸟,古代有的帝王,如少昊,周成王即位时,据说都曾有凤凰飞来庆贺。

楚人有崇凤的传统。大诗人屈原在《离骚》中写到神游天国部分时,第一句就是:"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据肖兵同志考证,全世界都十分流行的凤凰涅槃利用职权故事,最早就出自屈原的《天问》。先秦典籍中,多有楚人将凤比作杰出人物的记载,如《论语·微子》中,楚狂人接舆就对孔子作歌云:"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庄子·人间世》中,也有类似的记录。

楚人崇凤心理也得到考古资料的证明。如1949年2月在长沙陈家大山发掘到的龙凤帛画;1963年和1971年在湖北江陵两次发现的凤踏虎架鼓、长沙马王堆汉墓的非衣帛画等,都是著名的发现。尤其是马王堆帛画,在天堂正中人面蛇身主神周围,就有几只大鸟环绕。而画面中部天堂入口处,也有一只鹰嘴人面怪鸟和两只长尾凤鸟。这与屈原诗中描写的意境十分相似。至今,崇凤心理在民间审美情趣中还占有重要地位。

说过"凤",再来说"九"。九,在中国古代是个神秘的数字,天高曰九重,地深曰九泉,疆域广曰九域,数量大曰九钧,时间长曰九天九夜,危险大曰九死一生……就连唐僧取经也是九九八十一难,孙悟空是九八七十二变。为什么"九"字成为这种神秘的极数呢?据有的学者研究,这乃是因为"九"的本意是"九头龙"(或九头蛇)之故。中国古代有许多关于九头龙崇拜的神话。如《山海经》中就有"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的神话,"九首人面蛇身而青"的相柳、以及九首食于九山霸九洲共工等神话形象。九头龙既为人们所崇拜,九头鸟当然也不例外。

在楚文化中,崇"九"传统也很明显。屈原的十分有名的系列作品,就叫做"九歌"。这是屈原被放逐时,"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故而"更定其词",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屈原还有一个作品叫"九章",他的学生宋玉则有"九辩"。《选游》一诗中,屈原曾写道:"朝濯发于阳谷兮,夕晞余身于九阳。"《楚辞》中许多地方用到"九"字、如九天、九畹、九州、九疑、九坑、九河、九重、九子、九则、九首、九衢、九合、九折、九年、九逝、九关、九千、九侯等等;连帝颛顼的后宫,也是"九嫔"。可见"九"在楚地信仰中影响之大。

综上所述,人面鸟身而九首的九凤,是楚人先祖所崇拜的一个半人半鸟的图腾形象,它是我国九头鸟形象的最早原型。

二、从鸟神到鸟怪

《山海经》中的九凤,是一个鸟神或神鸟无疑。然而,此后,九凤却从中国文献上神秘地消失了,取而代之出现的种种冠以其它名称的九头鸟,不仅完全丧失了神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况愈下,成了一个道道地地的鸟怪

从汉末至唐宋,古文献中的"九头鸟"有着种种不同的称呼,主要的是:

1、鬼鸟(鬼车)

《孔子集语·博物》引《白户录》上:"鬼车,昔孔子、子夏所见,故歌之,其头九首。"

《天中记》卷五十九引《本草》:"鬼车,晦暝则飞鸣,能入人家收人魂气,一名鬼鸟。此鸟昔有十首,一首为犬所噬,犹言其畏狗也,亦名九头鸟。

2、鶬(奇鶬、鶬鸆等)《广博物志》卷四十引《韩诗》:"孔子与子夏渡江,见鸟而异之,人莫能名。孔子曰:'鶬,尚闻河上人歌云:鶬兮鹄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长兮。'" 《昭明文选》中郭璞《江赋》:"若乃龙鲤一角,奇鶬九头。" 《正字通》:鶬鸆,一名鬼车鸟,一名九头鸟。状如鸺鶹,大者翼广许,昼盲夜暸虔,见火光辄堕。"

3、姑获鸟(或女鸟)《玄中记》:"姑获鸟能收人魂气,今人一云乳母鸟……时人亦名鬼鸟。"

4、九头鸟

《三国典略》:"齐后花园中有九头鸟见,色赤,似鸭,而九头皆鸣。"

此外,尚有苍鸆,逆鶬、夜飞游女等名称。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不同名称,可能是九头鸟形象从楚地传开后,各个地区对其的不同称呼。

后世这些九头鸟,与楚人九凤形象有渊源关系有迹可寻。例如:"九头鸟"又称"鬼鸟",据学者考证,在古代,"九""鬼"通用。例如,《史记》中的《殷本纪》与《鲁仲连邹阳列传》中,都记载商纣王以九侯、鄂侯、文王为三公。 但在《礼记》与《战国策》中,"九侯"改作"鬼侯"。《括地志》云:"相州滏阳县本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盖殷时九侯城也。""九"与"鬼"既通用,从神性的九凤,易名为妖怪的"鬼鸟"或"鬼车",显然是与九头鸟由神演化为妖的历史事实相契合的。又如"乳母鸟"、"女鸟"之名,皆以九头鸟为女性,我们都知道,在封建社会时期,龙为皇帝的象征,凤则被用于皇后,我国女性以"凤"为名的比比皆是,男性以"凤"为名的就较为少见了。

九凤本是吉祥神鸟,但后世文献中的九头鸟,则妖气十足,主要表现是:

  其一,滴血降灾,摄人魂气。唐人刘恂《岭表录异》云:"鬼车,春夏之间,稍遇阴晦,则飞鸣而过。岭外尤多。爱入人家摄人魂气。或云九首,曾为犬啮其一,血滴之家,则有凶咎。"

其二,点血儿衣,取人小儿。《天中记》说:"姑获鸟能收人魂气,今人一云乳母鸟。言产妇死化作之。能取人之子以为已子。胸前有两乳,有小子之家则血点其衣以为志,今时人小儿衣不欲露者,为此也。"

基三,形象丑陋,性情凶暴。宋人周密《齐东野语》中说它:"身圆如箕,十脰环簇,其头有九,其一独无,而鲜血点滴,如世所传每脰各生两翅,当飞时,十八翼霍霍竟进,不相为用,至有争拗折伤者"。(脰,即脖子)。

此外,据说它还喜欢人们剪下的指甲,以便从中得知人们的祸福。谁有灾祸,它就落在谁家屋上鸣叫(《岭表录异》卷中)。传说宋代景定年间,皇帝得了病。有一天,忽然青天大白日地看见九头鸟站在门前捣衣石上,哀鸣啾啾。当天晚上,皇帝果然病死了。此外,据说它还喜欢人们剪下的指甲,以便从中得知人们的祸福。谁有灾祸,它就落在谁家屋上鸣叫(《岭表录异》卷中)。传说宋代景定年间,皇帝得了病。有一天,忽然青天大白日地看见九头鸟站在门前捣衣石上,哀鸣啾啾。当天晚上,皇帝果然病死了。九头鸟即是大灾星,人们对它的态度自然就不友好了。南朝梁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了当时楚地风俗:"正月夜多鬼鸟度,家家槌床打户,捩狗耳,灭灯烛以禳之。"周密《齐东野语》中也说:"故闻之者,必吠犬灭灯,以速其过泽国。"

三、千年毁誉之争

受人崇拜的九凤为何消失,取而代之以九头鸟怪呢?它为什么会由神变妖,由何时何地变为妖怪的呢?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令人困惑的谜

好在古代文献上还是留有一些线索,为我们解开这个谜提供了方便。我们来看宋代著名诗人梅尧臣的一首《古风》:

  昔时周公居东周,厌闻此鸟憎若仇。

夜呼庭氏率其属,弯弧俾逐出九州。

自从狗啮一首落,断头至今清血流。

迩来相距三千秋,昼藏夜出如鸺鶹。

每逢阴黑天外过,乍见火光辄惊堕。

有时余血下点污,所遭之家家必破。

 民间文学主要在口头流传,这个故事何时何地由何人记录在文献上,很大程度出自偶然。例如盘古开天辟地最早见于三国时徐整的《三五历记》,伏羲女娲兄妹婚最早于唐代才产生。同理,梅尧臣的这首诗,很可能是记载的一个古老传说。尤为重要的是:这个传说的内容,与历史史实甚为弥合。

据史书记载,周武王死后,其子年幼,由弟周公旦摄政,七年后,周公还政于长大成人的侄儿,是为周成王。当时有人进谗言,说周公早想篡位。年轻的国王加害于周公,吓得周公逃往楚国去了。后来周成王从周公的一份祭天祷祠上,发现周公对自己一向忠心耿耿,后悔自己的鲁莽,于是杀了进谗言者,把周公又从楚国接回。

必不给周公以"政治避难",会将他引渡回去。2、由于周公曾避难于楚,对楚人的九凤神必然熟悉。

历史上,周、楚的确是死对头。周昭王率军亲征,竟死于汉水之中,成为异乡之鬼。周人对楚人之恨可想而知。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神,在它的敌对民族那里必然会被说成妖。象埃及大神沙特(sat),在希伯来人《圣经》中就变成了撒旦(satan)。我国东夷部族之神蚩尤,在华夏族那里便成了能飞沙走石的妖怪,周人将楚人的九凤图腾说成妖怪,并编出天狗断其一首的故事,也符合这条比较神话学的基本规律,至于是周公本人确有此事,还是民间传说附会于周公身上,那倒是无关紧要的。

 天狗咬断九头鸟一首的情节,更露出周人编故事的马脚。古代南方对"九"尤有神秘感,认为"九"为极数,故"九凤"本来就是九头。而北方则不同,南方是"九阳",前面已说过;北方神话中却是"十阳",象羲和生十日,羿射九日留一日的故事,都很著名。他们把楚人的九凤,说成十头而被天狗咬去一头,显然是按他们的传统习惯,在编故事时把崇"十"的心理自然融汇进去了。

长期僻居关中的秦国,最后终于扫灭了包括楚国在内的六雄,统一了全中国。这对楚文化传统的传播当然不利,所以《山海经》后,九凤神的形象便完全消失了,而作为鸟妖的九头鸟形象,则在全国普遍流传开来。包括荆楚在内,对"鬼鸟"吠犬驱赶,已沿习成俗了。

然而,就象历史上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样,当九头鸟以妖怪形象风行全国时,一个美丽迷人的故事,却从楚地蜕变出来,并迅速流传开去。这就是从姑获鸟中变异出来的羽衣仙女故事。鲁迅《古小说钩沉》中辑有这个故事:

“姑获鸟昼飞夜藏,盖鬼神类,衣毛为飞鸟,脱衣为女人。一名天帝少女,一名夜行游女,一名钩星,一名隐飞。鸟无子,喜取人子养之以为子。今时小儿之衣不欲夜露者,为此物爱,以血点其衣为志,即取小儿也。故世人名为鬼鸟,荆州为多。昔豫章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鸟,匍匐往,先得其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去就毛衣,衣之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以衣迎三女,三女儿得衣亦飞去,今谓之鬼车。”

这个故事显然脱胎于九头鸟怪传说,编故事者甚至知道姑获鸟即鬼鸟或鬼车。顺便说一句,按照传说,鬼车之得名,即来源九头鸟十八翼霍霍竟进所发出来的尤如人力车般的声音。但编故事者摒弃了"九头"的怪诞形象,以避免勾起人们对滴血降灾的鸟怪的记忆。他打破了一般人心目中"鬼鸟"或"鬼车"是不祥之物的心理定势,以"衣毛为飞鸟,脱衣为女人"的奇特幻想,并以凡人与仙女配婚,男耕女织的美好愿望,深深地打动了人们的心。以致它超越了时空限制而升华起来,成为中国民间故事中一个十分流行的母题。几乎历代笔记小说,从敦煌石室藏书中的《田章》,到《聊斋志异》中的"竹青",都有不少这个故事的变体。它还融入其它故事,如四大传说之一的《牛郎织女》,就借用了其中盗天衣成婚的情节。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羽衣仙女故事,是世界上极为流行的这类故事的东亚类型的故乡。据西方权威性的民间故事工具书AT分类法记载:这类故事遍及全世界五十多个国家与民族,已发现的异文达1200多篇,称得上是世界最流行的故事。日本学者君岛久子教授在她的《东洋的女仙们》一文中,说这个故事是由中国传到日本去的,其历史记载比日本早几百年之久。

世界上最早记载羽衣仙女故事的,是晋人干宝的《搜神记》、郭璞的《玄中记》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江水》。而这些记载中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楚地--湖北阳新与江西豫章。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的民族集团,中华文化是从远古以来各族人民劳动与智慧积淀而成的文化,是由许多部分融铸组合的一个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同样对人们的思想意识、精神风貌、心理气质等有着巨大而持久地影响。换句话说,我们不仅要看到中华文化的共性,而且还应该注意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个性。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民俗往往是各地文化特色的一个标识。

九头鸟传说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它的演变本身就是一部活动着的文化交流史。它即是南北文化融合与中华民族集体创造的结晶,又体现了作为中华文化的一分子的楚文化的独特风格。它由神变妖,由妖变仙女的戏剧性变化,体现了楚文化在民间传承中顽强的心理定势。通过对九头鸟形象中文化内涵的分析,我们可以随着它走进楚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


 
荆楚文化精神在辛亥时期的继承与提升
www.HB.xinhuanet.com  2005-03-03 17:57:45 
具有2000余年历史的荆楚文化,由于外在环境与内在“基因”的共同作用,在20世纪初曾一度大放异彩。其表现不仅在于当时不少学者研究《楚辞》等荆楚文化成果取得巨大进展,一些知识分子“作楚声”、“用楚语”、吟咏楚地的山川人物事件以“重振楚风”,尤其体现在鼓动和发起辛亥首义的志士仁人对荆楚文化精神的发掘、继承和提升。

辛亥首义志士对荆楚文化精神的发掘、继承和提升,首先表现为爱国爱乡的炽热情感。辛亥时期的两湖志士以屈原为乡邦文化代表和人格楷模,称赞“屈原怀祖国而作《招魂》之什,是支那爱国巨子”。为了用“文章唤起国魂”,他们翻译西书,创办刊物,开办学堂,集会演说,宣传救国和“强国”的紧迫性。但与楚地先人不同的是,在当时新式知识分子的视野和思想中,“国”不再是据有荆山汉水的“万乘”之楚,“乡”也不仅仅指洞庭湖南北之地。《湖北学生界》发表的文章,虽也谈到了列强在湖北立租界、夺路权,外国商人在省内倾销洋货、廉价掠夺原材料等惊心触目的事件,称湖北为列强“竞争之中心点”,但他们的眼光包含了全中国与全世界,认识到“今日之世界,非竞争风潮最剧烈之世界哉?今日之中国,非世界竞争风潮最剧烈之漩涡哉?”因而,他们主张“固内界之团结”,希望国内各民族各省区结成“充实”、“团结”之整体,以实现“对外界之竞争”,从而“维持吾国固有之文明”。

其次是为追求理想而不懈探索并勇于接纳新知的襟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以求索。”这是屈原人生的写照,也是荆楚文化独特气质的体现。到20世纪初年,湖北青年为了救国救民,更是筚路蓝缕,勇于探索。他们不仅在国内各地的学堂和军队中求知求友,远赴日本与欧美留学的人数也居于各省前列。他们创办过“译书汇编社”、“作新社”等机构,出版过《新译界》、《湖北学生界》等刊物,并率先把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斯宾塞的《代议政治说》以及德国人写的《政治学》、日本人写的《万国宪法比较》等翻译出来奉献给中国读者,可见他们宣传西学之积极。他们还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使命,这就是要唤醒国人,“别开生面以求自立之道”,使中国免遭历史上印度、埃及、波兰那样的亡国命运,而成为一个“完全自主之国家”。再次是反抗强暴、卓厉敢死的斗争勇气。20世纪初,荆楚的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要救国救民就必须对帝国主义和专制主义这两个敌人展开顽强的搏斗。他们指出,欧美列强“如贪狼饿虎,四出搜索,不顾天理,不依公法,而唯以强权竞争为独一无二之目的,杀人如草不闻声”,除了使用赤裸裸的军事手段危害中国外,还以划分势力范围、谋取特别利益的方式来“夺我主权,灰我民气”;而君主专制制度又“以大地为一家之私产,以人民为一家之奴隶,以人权为一人所独有,以主权为一人之财产”,“束缚国民之言论,钳制国民之举动”,“取人民之赋税而不予以相等之利益,直以四万万人之血肉为香花美饵”。因此,他们呼吁人民群众迅速脱除“奴隶外人之根性”和“依赖君主之根性”,不要“服从强权”、“服从势力”,相反应“争权利于列强”、“争权利于君主贵族,蹈白刃流膏血而不悔”。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当时的先进之士扭转了传统士人“学与政分”、“行与学离”的不良风气,身体力行,脱下长装,深入到普通工人农民中间,展开有效的宣传组织工作。特别是为了发动学生和新军投入革命,湖北的革命团体此伏彼起,从未间断。常常是一个组织暴露或被侦破,另一个新的组织随即产生;一批领导人被捕或被迫出走,新的领导人又勇敢地接过重担。“耻声华,厌标榜”,埋头苦干,一马当先,终于成就了一鸣惊人的首义壮举。

最后是“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升华。在辛亥革命准备阶段,志士们的血泪之笔一再摹写中国人民“相率而辗转横死于刀锯鼎俎之下”的惨况。黄侃在《民报》上的《哀贫民》一文,详细地描写了鄂东家乡“山泽之农”的困苦:“民田之贷诸人者,十家而九”,“佃户见于田主,战栗忧苦,若见南面之君”;多数农民“贫而不能娶;其有妇,大抵童而娶之。至困亟,或生鬻诸人。……乡人生女,甫娩未啼,即扼而毙之”;终年缺衣少食,“羹不盐,灶无薪,宵无灯火、冬夜无衾”。故他发出“民生之穷,未有甚于中国之今日也”的呐喊。传统的民本观念虽然同情民生疾苦,并视民为国基,即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但其祈求仍只落实为希望统治者施行仁政,“宽民”、“恤民”、“裕民”、“让民自养”而已,人民群众处于接受施舍的被动地位。而具有革命思想和民主共和理念的先进之士从两个方面发展了传统的民本思想。其一是认识到人民大众是破坏腐朽黑暗旧社会的主力。人民群众身负的种种苦难,只有靠自己来解除。他们疾呼“命不必向,分不必守”,集众力众智向旧营垒发起总攻。其二是主张人民群众应成为理想社会的主人。他们说:“昊穹生民,心智官骸,何有区别?”“故论主权之所在,则马佣、估保、妇孺、仆隶皆有国之一分”,社会有“个人自治之人权”和“合群共治之人权”,“人人皆治者,人人皆被治者”。“民本”终于从认识上转化成了“民主”。黄侃后来作过总结,认为辛亥“革命之成,实由民气。民气发扬,实赖数千年姬汉学术典柯不绝,历史圣哲贤豪精神流注”。此说多少有些绝对,但从辛亥时期湖北的情形看,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对于催生辛亥革命和武昌首义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凤—楚人的图腾
www.HB.xinhuanet.com  2005-03-03 18:11:04 

图腾,是原始社会一种最早的宗教习俗信仰。人们把这种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奇特的文化现象称为图腾文化 。

我国古代传说中将凤视为神鸟,是鸟中之王。雄的叫“凤”,雌的称“凰”。《说文》记载:“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鳞后,蛇颈,鱼尾、鹳嗓、鸳思、龙文、鱼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战国时楚人歇冠子的《歇冠子》也说:“凤,鹑火之禽,太阳之精也。”描绘出了“凤”的基本特征:鸟类。高大,五彩金,能歌善舞,吉祥安宁,被奉为氏族图腾。

楚人尊凤是由其远祖拜日、尊凤的原始信仰衍化而来的,迄今已逾七千多年有文物可考的历史。楚人的祖先祝融是火神兼雷神。汉代《白虎通》说,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卞鸦. 绛鸟》注曰:“凤凰属也”。可见,祝融也是凤的化身。楚文化遗存中大量存在人首蛇身和人首鸟身的图案表明,正是楚国的先民们以“人心营构之象”经历了对鸟的崇拜,由此开启了我国传说文化中“龙凤呈祥”文化渊源的滥觞。从图腾崇拜在氏族制时期所反映出的突出特点来看,凤为楚人的祖先,故被楚人作为本氏族的图腾加以崇拜、尊爱便是必然的事了。

凤不仅是神鸟,而且还是楚族、楚国尊严的象征。楚人尊凤的影响便透到各个领域。如在楚国的文物中,凤的图像、绣像和雕像不胜枚举,楚人衣服上的刺绣图案也是以凤为主要内容。此外,还有“凤鸟双连环”、“虎座凤架鼓”、“凤龙虎绣罗禅衣”等,楚国的凤纹彩绘可谓千姿百态,无奇不有。

楚人崇凤一直沿习至今。1992年,在古城荆州的大东门处耸立起了一座气势雄伟的城徽--金凤腾飞。这座城徽的建筑结构分三层平坦台,上中两层的平台四周,护以雕刻有多种凤形纹饰的青石栏杆,占地面积2500平方米,主体雕塑的下方基座高4米, 用红玉色的大理石砌成。主体雕塑用材为不锈钢,高达8.5米,自重3500公斤。“金凤腾飞”分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是一只展翅欲飞的金凤,中部是一轮朝阳,造型如同神话中的九齿风火轮,下部为长方形的基座,饰云雷纹。以凤作为荆州城城徽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凤乃中华民族所推崇者,“楚是尊凤的民族”,凤是楚人的图腾。


 
“荆楚文化”的十大内涵
www.HB.xinhuanet.com  2006-02-15 16:39:12 新华网

据预测,2005年中国的文化市场消费将达六千亿元人民币,增长势头十分迅猛。面对广阔的市场空间,荆楚文化发祥地湖北省一直在呼吁建设文化大省。但实际上,从荆楚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来看,湖北省目前已是文化大省,只是尚未发展成为文化经济大省。

炎帝神农文化

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完成了向农耕时代的过渡。

楚国历史文化

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人“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鸣将惊人”的创新意识,“抚夷属夏”的开放气度和“深固难徙”的爱国情结,以及老子、庄子、屈原、宋玉等一大批名人,深刻影响着后人。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器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资源。

秦汉三国文化

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也是重要的文化中心,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重要的文化资源。特别是湖北境内是魏、蜀、吴三国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惊心动魄。《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中七十二回的故事发生在湖北或与湖北密切相关,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水镜庄、徐庶庙、荆州江陵、惠阳城、古樊城、夷陵、当阳关陵等著名景区,都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清江巴土文化

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所谓“清江天下秀,长阳歌舞乡”、“八百里清江美如画,三百里画廊在长阳”就是生动写照。

名山古寺文化

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一九九四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武当山古建筑群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几百年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都有较高知名度和丰富文化内涵。

地方戏曲文化

汉剧角色齐全,长于抒情;楚剧语言质朴,乡土气息浓厚;黄梅采茶戏唱腔丰富,感染力强;潜江花鼓戏,雅俗共赏。说唱艺术有湖北大鼓、湖北评书、汉滩小曲、汉川善书等,丰富多彩。

民间艺术文化

宜昌夷陵区的民间版画、安陆的民间漫画、丹江口伍家沟村的民间故事、黄梅的桃花和木版年画、阳新的布贴、通山的木雕等,在省内外具有广泛影响,这些地方被中国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民间艺术之乡”。

长江三峡文化

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秀美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特色鲜明的三峡文化。

江城文化

武汉地处长江、汉水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三千五百年的建城史使武汉市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


现代革命文化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地打响了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

有专家指出,文化只有和经济结合才能相互促进。在今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湖北省省长罗清泉表示,将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力度,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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