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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学堂|高建忠:李东垣以脏腑辨证构建了“内伤学说”

 qlxzwx 2015-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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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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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垣以脏腑辨证构建了“内伤学说”

李东垣是在精研《内经》、《难经》的基础上,目睹时医固守《伤寒论》治病的时弊,从临床实践出发,创立了“内伤学说”。应该说,内伤学说是为补伤寒学说的不足而产生的。

李东垣是非常推崇伤寒学说的,在其著作中多处引用张仲景的观点,也多有取用经方者。《内外伤辨惑论》中明确指出:“易水张先生云:仲景药为万世法,号群方之祖,治杂病若神。后之医者,宗《内经》法,学仲景心,可以为师矣。”其弟子王好古在老师授予“不传之妙”后,终于对仲景书“洞达其趣”,著成《此事难知》。

但,李东垣在创立内伤学说时,并没有取用张仲景所创立的六经辨证法,而是采用了脏腑辨证法作为内伤学说的辨证手段,言必五行、脏腑,少谈阴阳、六气。即便是取用经方,也多以五行学说、脏腑理论作解。如在《脾胃论》中谈到芍药甘草汤时是这样解读的:“腹中痛者,加甘草、白芍药,稼穑作甘,甘者己也;曲直作酸,酸者甲也。甲己化土,此仲景妙法也。”取用五苓散是为治疗饮伤,“治烦渴饮水过多,或水入即吐,心中淡淡,停湿在内,小便不利。”也不提太阳病。

创立内伤学说,采用脏腑辨证而不用六经辨证,表面上看起来和师承授受有关,与其老师张元素倡导脏腑辨证用药有直接的关系,同时上承《小儿药证直诀》和《中藏经》的脏腑辨证。但仔细思考,验之临证,这种选择也有其必然。

从理论上梳理,六经辨证始终落脚在给邪以出路。病在表,以汗解;病在里,以吐、下而解;病在半表半里,或枢转以外达,或清泻以内消。恰好适用于以“邪气”立论的外感病。脏腑辨证始终强调脏腑的功能、脏腑之间的关系,不足者补,太过者泻,不升与过降者升,不降与过升者降。确实更适用于以“正气”立论的内伤病。

所谓“治疗内伤病的思维”,即从其对发病的认识和对病变的治疗,重点着眼于正气。用金元医家李东垣的观点以偏概全,就是“内伤脾胃,百病由生”。

经方的生命长青,一方面需要正本清源,另一方面需要拓展应用。实际上,历代经方学者有意无意都在做着这两方面的工作。

经方的拓展应用,至少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扩大经方所治病证的范围,另一种方式是扩大或补充指导经方使用的理论体系。前一种方式是历代经方学者所惯用的,如《伤寒论》中的小柴胡汤治疗少阳病,后世医家用其治疗疟病,治疗诸多发热病,治疗小儿、老人感冒,当代医家用其治疗诸多免疫系统病变等。而后一种方式也被部分经方学者有意无意地使用,但很少有学者明确提出。

张仲景选用了以阴阳学说指导下的六经辨证构建起了“外感学说”(实际上温病学派构建的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也是六经辨证的余绪),李东垣选用了以五行学说指导下的脏腑辨证构建起了“内伤学说”(与伤寒、温病之外感学说截然有别)。当然,六经辨证是可以用于治疗内伤病的,脏腑辨证也是可以用于治疗外感病的。那么,出身于外感学说的经方,可不可以用内伤学说指导使用呢?脱离六经辨证,在脏腑辨证指导下使用经方,是不是经方的发展呢?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胡希恕先生明确提出:“《伤寒论》的六经来自八纲。”冯世纶老师经过详实的论证指出:“经方方证源于神农时代,《汤液经法》标志了经方发展,《伤寒论》标志了经方理论体系的确立。由《神农本草经》到《汤液经法》一脉相承的不仅仅是方药、方证,更重要的是八纲辨证理论,是经方自成体系的理论。经方六经辨证论治理论,是在古代方证积累的基础上,由方证积累,进而进行分类而形成的,其理论是基于八纲,是张仲景及其弟子认识到了表里之间尚有半表半里病位,这样使八纲辨证变成为六经辨证。”笔者认为,这一认识更接近于经方体系本身。

而后世很多经方学者,对六经辨证从五行学说作解,以脏腑辨证解读经方方证和应用经方,也经得起临床检验。孰是孰非,聚讼日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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