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部“二战”史经典著作，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在此书中描述了日本于1936—1945年间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遥相呼应，在亚洲发动战争，侵略中国，蹂躏东南亚各国人民，偷袭珍珠港，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展开激战，直至最后被迫投降的历程。 《日本帝国衰亡史：1936—1945》的英文版于1970年在美国出版后即成畅销书，并获1971年度普利策奖，在西方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而它的中文版日前已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发行。
约翰·托兰 ▼ 美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1912年生于威斯康辛，参加过“二战”。年轻时曾梦想成为一名剧作家。战后，他写了很多剧本和小说，但从未有机会发表。在朋友的建议下，托兰转向历史写作，并一举成功，从此走上职业作家的道路。他的著作见解独特，富有文学性和感染力，并注重史料的搜集以及对当事人的采访。 历史不会简单地给人以教训 文| 约翰·托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西方人认为，东条大将和其他日本领导人——实际上是为数众多的日本人——同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是一丘之貉，他们不论受到什么惩罚, 遇到什么厄运，都是罪有应得。 事过25年，日本已经从精神上和经济上濒于全面崩溃的境地恢复过来，在世界各国之林中重新受到尊敬。可是，人们仍然不禁要问，怎么能钦佩和尊敬一个战争时的行为如同野蛮人一样的民族呢？ 本书之目的，主要就是要从日本人的角度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进而解答关于那场改变了亚洲面貌的战争的其他一些问题。为什么一个幅员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那样大小的国家要对珍珠港发动自杀性的进攻, 从而使自己与一个国力10倍于己的敌人决一死战呢？两国之间的战争是不是像今天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 是不可避免和非打不可的？打赢那场战争是不是就使美国从此永远卷入亚洲事务呢？
尽管有我的日本妻子和她家人的帮助，要不是发生了两件事情，我本来是不想写这本书的。这两件事情是日本人对自己不久前的历史所抱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及出现了一些新的重要文献。除了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已经存有的大量材料外，最近又发现了一些曾被隐匿或散失多年的宝贵材料，诸如御前会议和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的记录，过去以为已被焚毁的近卫文麿的部分日记，以及1940年至1944年2月21日担任陆军参谋总长的杉山元元帅所写的长达千页的“笔记”。 重要的是，日本的一些前文武长官，包括天皇的首席顾问木户幸一侯爵、天皇幼弟三笠宫崇仁亲王殿下、珍珠港和中途岛战役的实际指挥官草鹿龙之介，以及东条的头号心腹佐藤贤了将军等，都愿意毫无拘束和详细地谈他们不幸的过去。几年前，我为写《扪心无愧》一书搜集材料时，只要一触及某些敏感的话题，他们就面带难色，这种心情已完全消除了。此外，他们相信，战后西方人自己有了在亚洲的种种经历之后，对日本过去在中国所铸成的罪恶应该有新的认识。那些参加过这场战争的人，从将军到士兵，也比较愿意谈起他们的罪行，说出过去说不出口的话：怯懦、谋害、杀人成性、投降和开小差。 为了准确起见，他们以及每一个与作者交谈过的、其经历被写入本书的人，都阅读了有关自己的段落，而且往往还添加了说明问题的评论。书中的对话并非虚构。这些对话出自许许多多的谈话记录、档案材料、速记记录和当事人的回忆。例如有关历次御前会议和联络会议的大量辩论部分，就是根据杉山元的“笔记”、最近搜集到的官方档案材料、私人日记，以及作者同出席御前会议的木户侯爵、铃木贞一中将、星野直树和贺屋兴宣等人的谈话记录写成的。木户侯爵在天皇每次参加会议后马上就能得到一份关于会议的报告。 我认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它没有认识到自己同时在打两种不同的战争：其一是在欧洲，与另一个西方民族及其纳粹主义交战；其二是在亚洲，既要同一个求强图存的侵略民族作战，又要在意识形态上同部分亚洲展开斗争。亿万被西方列强殖民的东方人把日本的战斗看作自己的战斗，看作一场种族和肤色的对抗。他们还把日本的胜利看作自己从西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胜利。
早在1922年，远东问题权威泰勒·丹尼特就写道：“每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对现在构成远东问题的种种祸患都负有责任。我们大家还是应该永远丢弃自以为公正和受害的无辜者的伪装，以忏悔的心情面对现实为好。”如果我们这么做了，1941 年与日本的谈判就非常可能以和平而不是以战争告终；美国也不会多年来被迫在亚洲成为道义上的警察。而道义上的警察并不是一个好当的角色，尤其是当美国自身的道德还成问题的时候。 本书就是按照事情的本来面貌如实写照那些被卷入人类最大规模战争的人们，他们头脑糊涂、自封崇高、不光彩、灰心丧气、充满矛盾和谬论。 我已尽我最大努力让事实本身来说话，如果有什么结论的话，那就是：历史不会简单地给人以教训，只有人类本性的再现，而不是历史的重演。事实说明，立足现在，认识过去，给我们的教益只会更多，而不是少了。战后由于美国自身在亚洲所采取的暴虐行径，使美国人进一步看清了上一代日本人当时的战争行动，这无疑是一个可以引为借鉴的例证。 以上图文选自《日本帝国衰亡史1936-1945》（四册） ▼  本书史料极为丰富，许多材料出自当时美、日两国的战时档案，战时日本的公卿贵族、重要军政头目和参战当事人也提供了大量第一手史料。作者根据史实，生动地描绘了一幕幕战争的残酷场面，揭露了日本战犯制造战争的内幕，以及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 编辑说书 ▼ 跳脱抗战叙事和盟军视角 文| 陈万龙 日本发动的法西斯侵略战争失败已经70年了，但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仍不能全面、客观地认识这段历史。而对于这种对现实政治仍发生作用的历史事件，往往是一些教条、狭隘的观点在将其简化和片面化，进而阻碍我们去真正深入地了解和反思。善与恶、胜与败、敌与我，大而化之，不容质疑。针对日本法西斯的衰亡，我想有两种主要的倾向在垄断着叙述和解释这段历史的权力：一是抗战叙事，二是盟军视角。 抗战叙事是指我们将凡是涉及到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题材的叙述——不管是小说、电视剧、电影，还是严肃的历史著作——全部放在抗战的框架之下，并且模式化。这就一方面造成读者、观众很容易将对日的反法西斯战争等同于抗日战争，忽略战争中的其他政治、社会生态，也忽略其他地区人民的抗争和贡献，无法形成日本法西斯衰亡过程客观的、全方位的了解；另一方面将这段历史简化、模式化，将日本军人“非人化”，遮盖了战争的复杂与残酷和人性的多样与悲哀。“手撕鬼子”的出现便是这种倾向走向极端的结果。  ▲ 手撕鬼子（由于画面过于血腥，就不上剧照了） 而所谓盟军视角，主要是说在英美掌握的世界主流话语中，美国作为日本法西斯另一个主要对手，也在一定程度上以胜利者的姿态主观地描述战争和政治博弈的过程，忽略对日本军队和各政治势力真实状况的研究和呈现。如果留心的话可以发现，美国电影中的日本士兵也存在被丑化和非人化的情况。
但毕竟，在英美世界，这种状况要好得多，很多人会对这种视角的垄断有所警惕，也会有人试图挑战或进行相应的补充。比如，好莱坞老牌硬汉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于2006年连续拍摄了两部反映太平洋战争中硫磺岛战役的影片——《父辈的旗帜》和《硫磺岛家书》。前者围绕着硫磺岛战役中美军极为著名的插国旗行动展开，后者则以日军留下的数百封家书为线索展开，分别从美军和日军的视角叙述故事。甚至以日方视角拍摄的《硫磺岛家书》还获得了更广泛的赞誉。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例子就是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日本帝国衰亡史：1936—1945》（后简称《日本》）。这本书更多地从日方的视角来还原整个日本帝国衰亡的过程，详细地、全景式地重现日本各方势力的政治博弈、军事决策和战斗的过程，还有普通士兵和民众的真实战争经历和他们对战争的态度。给读者呈现一个完全不同于抗战叙事和盟军视角的日本法西斯衰亡史。 《日本帝国衰亡史》一书的作者约翰·托兰（John Toland）作为非科班出身的历史写作者，摈弃了传统史学著作的生涩与枯燥，代之以丰富的细节描写和对话，使读者身临其境。他的著作富有文学性和感染力，并注重史料的搜集以及对当事人的采访，善于用个体的经历和情感来展现历史事件的特征和质感。在写作本书时，除了梳理海量的美、日战时档案外，他还采访了上百位“二战”亲历者，其中包括战时日本的将领、贵族、官员、普通士兵和民众，还有广岛核爆炸的幸存者。正是这样的写作方式，决定了本书在独特视角下，提供了富有丰满人物形象和动人细节的历史叙述。 不同于抗战叙事的狭隘视野，《日本帝国衰亡史》一上来就为我们勾勒出了完整的各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宏大图景。其中，东南亚各国对于日本侵略的复杂态度尤其值得我们深思。托兰在书中指出，不同于欧洲战场，美国“在亚洲既要同一个求强图存的侵略民族作战，又要在意识形态上同部分亚洲展开斗争。亿万被西方列强殖民的东方人把日本的战斗看作自己的战斗，看作一场种族和肤色的对抗。他们甚至还把日本的胜利看作自己从西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胜利”。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近年来在面对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或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触及到对侵略战争态度的动作时，二战前没有被西方列强殖民的中国和韩国往往表现出强烈不满，而在被日本侵略前就沦为西方殖民地的东南亚国家则鲜有抗议之声。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是本书对战争准备阶段和战时日本各政治势力博弈过程的分析，之前被简化为一块铁板的日本政治生态就在这样的分析中得到了还原。比如，实际上以军部为核心的法西斯势力在完全左右日本政治方向之前，与其它政治势力展开过激烈的斗争，他们通过军队的行动、制造血腥事件、解体原有政治的制度，才最终清除了障碍，实现了发动并扩大侵略战争的目的。正如《新闻周刊》的评论，这本书“最为精彩的部分还不是对战争场面的描绘，而是那些对日本高层神秘政治博弈的揭示”。 全书的中间部分，主要是对太平洋战场各次战役的叙述。除了对战争场面真实、严谨的再现，这一部分中更为精彩的是对战争参与者或被迫卷入战争的个人的命运的刻画。在还原塞班岛战役时，托兰细致描写了一位日本护士在战斗中的表现和战争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的命运转折，让人动容。当然，在叙述战争状况的时候，更多的日方视角并不意味着为日方辩护。比如，对日军在巴丹半岛“死亡行军”中对待美军战俘的残忍行为，托兰就进行了着力刻画和谴责。
在接近尾声的地方，作者用了三章的篇幅来描写盟军对日使用原子弹的“艰难决定”和广岛、长崎在原子弹爆炸后的惨状，笔调充满悲悯之情。现在读来，令人唏嘘。对于此事，也许有人会强调日本的罪有应得，但我想，这样的悲悯并不是“妇人之仁”，从人类整体命运的角度思考的话，不管对什么样的国家或地区使用核武器，都起码应该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而对历史事件进行开放的、多视角的、人道主义的讨论，也正是本书的珍贵之处。
读完此书的读者应该会发现，托兰行文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历史学者的克制，不妄下评判，也不做任何预测。他说：“我已尽我最大努力让事实本身来说话，如果有什么结论的话，那就是：历史不会简单地给人以教训，只有人类本性的再现，而不是历史的重演。事实说明，立足现在，认识过去，给我们的教益只会更多，而不是少了。”我们70年后再来看日本法西斯衰亡的历史，也该冲破旧有教条的束缚，探究历史中真实的人性。希望我们真的能够从历史中获得更多的教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