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街巷系列（28）——同仁路的历史由来（七）

五成 2015-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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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街巷系列（28）——同仁路的历史由来（七）

清代满族旗人市井百像（图画）

成都街巷系列（28）——同仁路的历史由来（七）

成都街巷系列（28）——同仁路的历史由来（七）

接上篇说说清末旗汉分治的解体。

     顺治五年，曾经有过鼓励满汉通婚的上谕：“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赤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姻婚。”当时正值民族矛盾尖锐之际，清统治者有意拢络降臣，缓和矛盾，“恩准”将宗女嫁给“三藩”。此外，除满族权贵掠汉人为妾外，还谈不上民间的自愿联姻。
    此后，在八旗内部，满族与汉军旗人通婚的渐多，有的满族并改用汉姓。嘉庆时期又曾明令禁止满、汉通婚(包括汉军旗人)，直到光绪二十七年，八旗制度已经解体，清统治者才宣布废除禁止满汉通婚的律令：“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惟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著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余年，自应府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民人等，皆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
    在光绪以前，成都旗人均在八旗内部缔婚，满族和蒙古族之间通婚较普遍，严格地遵守旗汉不通婚的禁令。在光绪解除禁令以后，由于旗汉人民之间长期隔阂，彼此的往来较少，因此，旗汉通婚的情况并不普遍。
     清王朝实行旗汉分治政策，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旗兵扰民的事件。我们知道，在元代进入中原地区的蒙古、色目军队，由于与汉民杂处，直接压迫和蹂躏汉族人民，加剧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元代)鼎革以来，编二十家为一甲，以北人为甲主，衣服饮食唯所欲，童男少女唯所命。城乡遍设甲主，淫人妻女，有志者率皆自裁。”可见为害之烈。但是，八旗军队在本质上是巩固清王朝统治、镇压各族人民反抗的武装，旗汉分治并不能阻止八旗将领对人民的压迫和掠夺。康熙中期，就发生驻防八旗掠夺人民的事例：“驻防将领持威放肆，或占夺民业，或重息放债，或强娶民妇，或谎诈逃人，株连良善，或收罗奸棍，巧生狡诈，种种为害，所在时有。”在成都，八旗官员扰民的事件也是不少的，只是由于旗汉分治，使之受到一定的限制，比之元代，程度较轻一些而已。
     清王朝为了保证“清语骑射”而实行的旗汉分治政策，给旗人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它是导致八旗制度解体的根本原因。第一，在清代中叶以后，旗人的政治地位虽高，但生活上却日益贫困。清人周洵谈到成都驻防旗人“多有数支子孙共食其祖遗之一分马甲者，至……前清中叶以后，穷褛不堪者居多，因房屋为官给，甚有摘拆瓦柱，售钱度日，仅留住一间以蔽风雨者。”咸丰十一年，成都将军崇实任内甚至采取筹款施粥的方法拯济八旗孤贫。第二，由于生活贫困，不少八旗闲散一生无粮饷收入，贫不能娶妻生子，严重地影响旗人人口的增长。从康熙六十年到光绪三十年(1721一1904年)一百八十三年之内，成都旗人的人口约增长4．2倍，同期四川省人口增长24．1倍@。第三，旗人不从事其它职业，形成大量的寄生阶层，他们没有工、农、商业的知识和技能，缺乏谋生的本领，在辛亥革命以后，“裁旗停饷”，不少旗人立即陷入贫不能自存的悲惨
境地。“旗人束手无策，呼诉无门，儿啼于旁，妻缢于室，甚至白头之父母不忍重累其子，因而自杀其身；其男女老弱中宵举家自尽者，不可一二数。凄惨之状，见之痛心，闻之酸鼻。”以上情况是八旗制度带来的恶果，也是全国驻防八旗的普遍现象。
    八旗制度由于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在广大旗民的反抗下逐渐解体了。道光五年(1825年)上谕：“闲散旗人告假，但令告明佐领、参领，给以图记，即准出外营生……或在外年久，愿改民籍者，准其告改。”从此给八旗制度敲响了丧钟。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枪炮的输入，八旗的“骑射本业”已黯然失色。“旧式刀矛弓矢，已无实用”(《清史稿·兵制训练》)。随着满、蒙、汉之间的接触日益广泛，清语逐渐为汉语所代替，在八旗里已普遍应用汉语了。驻防八旗虽然支撑到清末，但八旗制度的束缚早已被冲得七零八落，到光绪时期，“清语骑射”已成历史陈迹了。
      旗汉分治政策的瓦解，加速了满、蒙族与所在地区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如“杭州旗营，旧称旗下，在未裁撤前，久已满、汉同化。”在宣统时期，成都驻防八旗的上层与汉族官员和知识界往来已较频繁，不少八旗子弟到大城读书，满城内的“少城书院”也有少数汉人入学，满、蒙、汉族之间的，同窗、门生、故旧的关系盘根错节；在四川广泛流行的哥老会已有旗人参加并当首领。人民之间的交往逐渐增多，“满城”的高墙已经动摇，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已成为势不可阻的时代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