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是中国的国粹之一，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辉煌的成就，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美国学者克罗伊齐埃在评述中国和印度的传统医学时指出：“这两个国家都有受人尊重的医学传统，它们具有的独特性和自主性，应视为这两个古老的文化实体在历史 上具有更大的自主性中的一个部分。就是这种自主性——反映在从未中断的哲学、宗教和文学的伟大传统中——给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以认同和凝聚力以及优于周围民族的深刻意识。这就使两国的文明在遭受外国征服的时候基本上不受影响……这也使印度婆罗门和中国士大夫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认识到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是文明人类的最高体现。在任何别的国家，这种文化信心是觉察不到的”
进入近代以来，西方医学开始大规模东渐。据粗略统计，鸦片战争以后至1920年，前来中国行医的传教士有563人。到1935年，散布于我国各地的教会医院达330所。20世纪初年数万留日大军中，赴日学西医者肯定亦有不少，其人数保守估计也有几十名，如鲁迅先生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19世纪60年代后，以合信所译《西医五种》、傅兰雅和赵元益合作所译《医学总论》等10余种书籍、丁福保所著译《丁氏医学丛书》等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西医学著作相继翻译出版，使西医学知识在中国得到较快的传播和普及，西医学在中国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并得以自成体系。
由于西方医学的传人及其发展，中西医并存并立的局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在这样的形势下，对它们二者进行比较并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就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如传教士李提摩太认为，西方医生，必经国家有关部门进行考验，“果能得医之意察脉之真"者，才准行医。治病时，医生“凡疾之在腠理、在血脉、在肠胃、在骨髓、在膏肓，或上药、中药、下药，以及五气、五声、五色，必分其等，而察其微”。不仅如此，对于一些常见病症，“且设会而聚议之”，“竭广众之智识，穷医药之变化，缒幽凿险，斗角钩心，必抉其精微奥窍而后已”，故“西国医学固已空前绝后，可谓神乎其技矣”。其对西医的肯定和崇拜，可谓溢于言表。英国医生德贞，也基本持同一态度。他曾在1 88 1年11月19日出版的《万国公报》上，发表过《西医举隅》一文。该文在介绍人体各个器官及其功能之后，强调“西医精于中医”，表现有二：一是西医以知人全体为最要，中医则不明全体。“华人医士多属耳闻臆测，毫无实据，故其艺不精。西国则不然，凡西国医士皆剖验死人之体，故人之筋骨血脉脏腑，无不深知洞见。若遇一症，病源之所在及受病之由，皆了如指掌，故易于施医。中国不准剖验死人，医士皆未能目睹全体。此西国医学所精于中华也。”二是西国医士必经正规教育，严格考试，方准行医。“西国医学不止于剖死人体，且必须国家考选方准以术行世”，“凡医士欲应试者，必先人太医院肆业四年，方准应考”。与上述传教士等外人一味褒西贬中观点针锋相对，此时中国学者则又强调西医必有其短，而中医必有所长。如学者陈炽说：窃尝取彼国医书而读之，固亦各有短长也。西人病死则剖视之，故全体脉络考验最详，然所见者已死之筋骸脏腑也，至于生气之流行、化机之运动，尚有非耳目所得见闻者。执朽腐以溯神奇，安必果能吻合？故西医常泥于实，而中医常失于虚。总体上他认为，“西医之法参而用之可也，舍而从之不可也”。名医唐宗海，对此也多有措意。其1892年成书的《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中，在谈及内科热症治疗时曾指出：“热之见证虽不一，而总归之于心经。该心为火脏，凡是火热，皆心所司，心化血以养火，则火不亢而热除；若火太亢，则心血受伤，故心恶热。凡治热证无不用苦药，所以治心之火也。西医见热病，即以冰置胸前。此热轻者，可以立刻除去；若热重者，外被冰阻则热反内攻，为热毒伏心而死。现在香港疫症，为西医十治九死，皆此之故也，所以港人逃避。然则西医，亦当知变计矣。”此外，他又比较了中医针灸、汤药与西医外科手术治疗方法的优劣得失，认为：“近出西医，乃谓中国但能用药，不知剖割去病。抑知灵柩针灸，无剜肠剔骨之险，恶起死回生之妙，犹恐术恶未精，不肯多用。……可知剖割粗工，不及针刺之妙；而针刺微渺，不如方药之详。仲景独以方药治病，为至当也。今人不考针剖兴废之故，偶见西医剖割得效，奉为神奇，而不知其得失泰半也。”李提摩太、德贞以及陈炽、唐宗海，他们均是近代最早进行中西医比较的人士。由于其评判中西医学的标准根本相异(前者以西医理论为标准，后者以传统中医理论为标准)，所以其观点自然完全对立。医学的根本功能在于防治疾病，因而评判医学优劣长短的标准，首先而且最终也应该是医学防治疾病的客观效果——实效。中西医学这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自然也应从其实效的高低来判定其优劣长短。从根本上说，中西医在实效上是并行互补的，而不是西医全面超过中医，或者相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述李提摩太、德贞站在西医理论立场上指责中医全凭“耳闻臆测”，固然有失偏颇；而陈炽、唐宗海从中医理论出发，判定西医治术不及中医针灸、方药治术之优，一味崇经尊古，同样不足取。思想的偏颇根于知识的贫乏。由于彼此对对方医学理论体系还比较隔膜，所论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树林”，其中西医比较不能不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
庚子以前，国人从业于西医的人数相对还比较少，医界欧化的倾向也并不突出。庚子以后，医学界西医从业人士日增，而中医人士接受西医者也日渐增多，西医学的社会影响猛增，
医界欧化思潮初露端倪，所谓“废止中医”、“改良中医”等论调也开始浮出水面，中西医之争由此正式兴起。一些西医执业者或者是力主欧化的学者，以西医理论作为判定标准，一味指责中医学“落后”、“腐败”、“不科学”，否认中医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而主张废止之。
近代中国最早提出废中医者，要推章太炎的老师俞樾，他曾撰有《废医论》一书，主张废止中国医道。俞氏此论虽惊骇俗听，但由于他实际上并不懂医，全书违犯逻辑学之处甚多，
“基本上是一篇不通之作”，故其社会影响极小。除俞樾外，晚清名士吴汝纶也对中医持否定态度。
1904年，有人在《医学报》发表文章，强调今日中国“最为腐败、最为翕陋"者，“则莫若医学”，认为：生今之世，而欲求医学之改良，必拔其本塞其源，取古人之谬说一扫而空之，取西医之精理，改弦而更张之、探原之，论莫要于此。
20世纪初，以吴稚晖、李石曾等为首的新世纪派也是“废止中医”论的代表，他们认为中医是有毒害的国粹，主张将其送进博物馆。
平心而论，吴汝纶等人的上述观点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他们积极宣传西医学理论与长处，批判中医学的欠缺与不足，这对打破中医界长期尊经崇古、惟我独优的狭隘心态未尝不
是一种清醒剂。但他们由此走向民族虚无主义的极端，无视中医的独立价值和实用价值而主张废止，则不免失之轻率。
中医是中国的固有医学，中医的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历史一样悠久，中医的社会基础也如同中国文化的社会基础一样深厚。当医界欧化思潮渐露端倪、“废止中医”论公开出台之时，一些对中医学有着丰富认识和挚信的中医人士与学者，并没有熟视无睹。他们奋起抗争，积极申辩。如沈经钟当时在《国粹学报》上发表《医科应用论》一文，对中西医的优劣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他认为，中西医在治病上是相通的，“彼言脑筋，犹我言宗气；彼言血管、回管、微管，犹我言脉络孙；彼言群血人血管，紫血人回管，犹我言营为精气，能人脉，已为悍气，不能人脉；彼言吸管起腰旁，上至颈骨弯回，而下吸运血液以润肢体，犹我言中焦泌精液，上于肺脉化血以奉身”。但中西医具体说又各有短长，“彼之治病，犹长于治外而短于治内。能治一成不变之病，不能治倏忽转变之病；能治一源一委之病，不能治复杂歧互之病”。他批评西医解剖学拘于“形迹”而缺乏整体的观念。就用药来讲，西医重药物的化学成分，定性定量体现了一定的准确性，但它却忽略了物性并不等于药性，这是西医的短处。反观中医综以“气”说，不仅强调人体的脏腑经络表里标本之关系，且注意到人与物，即人体与外部自然的统一，从而体现了一种整体的观念。
与“废止汉字”论争一样，20世纪初围绕中医存废的这场争论，自然也是近代中西文化大论战的必然组成部分，是欧化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两种思潮双峰对峙在医学界的延续。因受一些历史条件的制约，此时中西医论争也只能算是刚刚启幕，更激烈、更深刻、更大规模的论争要到20世纪20年代后。但通过世纪之初的这场争论，我们也可以体认出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复杂性及欧化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在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对立。
这里笔者需要指出的是，16、17世纪以来，伴随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西方近代医学，虽在人体生理、病理等方面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其偏重于分析、缺乏综合、缺乏整体系统思维方面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19世纪以来，西医开始建立生物医学模式，从生理病理的角度看待人的健康与疾病，但仍然把人体的各个系统、器官，看作是各自独立、各习其职的机器部件。直到1984年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宪章，确认“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这才建立其当前世界所公认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而这一注重整体与系统的医学理论，中医早在2000年前就已基本形成。中医学的五大核心理论——阴阳五行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形神学说以及天人学说等，无一不体现着这一精神。因此，上述沈经钟对中医优劣的判分，不仅彰显了其极强的民族自尊心，而且其认识也颇富现代眼光。以上文字节自杨思信教授《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