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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26 12:00 | 豆瓣： 我最喜欢的大司马桓温北伐时见中土战火燎原，曾登楼而叹，说：“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他所批评的王夷甫，即是魏晋南北朝时有名的清谈家王衍。《晋书》里对王衍的评价与桓温出奇的一致，以至于后世对他的评价也大多是“清谈误国”四个字。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在面临与两晋相似的南北分裂时，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可见后人对王衍的评价，实在不高。然而大凡一面倒的评价，或褒或贬，总会让人觉得不那么真实，更何况三国后期清谈之风已盛，导致西晋衰亡的八王之乱，更多的是司马家内讧，于王衍而言，误国责任几何，倒是个颇值得玩味考究的问题。 王衍，字夷甫，琅邪郡临沂县（今山东临沂北）人。很多人知道琅琊王氏，大概是因为这个家族在东晋时占有极重要的政治地位，门生子弟遍布朝野，不仅与陈郡谢氏并称“王谢”，更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然而相较于后起的陈郡谢氏而言，琅琊王氏可谓是簪缨世家，往上据说可追溯到春秋周灵王时的太子晋，而至魏晋近千年的时间里，这个家族也是人才辈出。其中声名最显赫的，当属大秦名将王翦、王贲，和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的王祥。王祥生于黄巾起义爆发的元和七年（公元184年），历经东汉、曹魏、西晋三朝，官至曹魏司空、太尉，西晋太保、进爵为公。在经历了诸多政治阴谋，朝野屠戮，改朝换代以后，八十五岁的王祥对世事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给子孙后代留下遗言说：“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琅琊王氏原本就是儒学世家，以信、德、孝、悌、让五者作为立身之本，也算正常；然而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的政治局面，会发现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马昭去世，司马炎即晋王位，为自己登基做准备之前，曾颁布过六条选拔人才的标准：“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絜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除却“忠”以外，其他的与王祥的遗嘱何其相似。然而正是因为没有固守这个“忠”字，王祥在魏晋动乱频频之时才能保全自己，在朝中名士泰半被杀的情况下得以安享晚年；也让琅琊王氏审时度势，不断机变进取，“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最有声望的家族。 王衍正是出身在这样一个家族。他不仅出身显赫，更是神情明秀，风姿详雅，自幼便享有高名。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见到总角时候的王衍后，嗟叹良久，说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生出这样一个宁馨儿，但将来误天下苍生的人，也未必不是他。《晋书》真假史料掺杂，大多评述不足为据，所谓后来误苍生之说，未必是当时的实情。然而根据王衍的为人处事，我们不妨对他的性格推测一二。他十四岁的时候去拜访当时德高望重的羊祜，“申陈事状，辞甚清辩...幼年无屈下之色”，然而羊祜对他的见解却不以为然，大概还给了一些批评，王衍便“拂衣而起”。还有一次族中宴饮，王衍问其中一人：“之前托您办的事，怎么还不去办呢？”这样的责备惹怒了族人，举起食盒扔在了他的脸上。王衍默然无语，盥洗完毕，整理好仪容后，拉着王导一起离开了。然而坐在牛车上的他，内心其实并不如表现出来的那么平静，终于忍不住一边照镜子一边对王导说：“你看我的眼光，仍然在牛背之上”。仅仅从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出，王衍的心性极为骄傲，无法忍受他人对自己的批评指责，即便是自己错了，也会立刻找出理由来为自己辩解——这也是后来他清谈义理的时候，“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的原因之一。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因为边关动乱频频，朝廷下诏要求推举可以安边的人才，尚书卢钦便推荐了“好论纵横之术”的王衍为辽东太守。然而奇怪的是，十七岁的王衍却拒绝了这次任职。《晋书》上的原文是，“不就，于是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显而易见地，王衍拒绝辽东太守的任职，并转变为“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的因由被掩去了，到现在已不可考；也许是出于政治避祸，也许是因为害怕边关动乱殃及性命，也许是其他无法言说的原因，我们无法得知在王衍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他从一个崇尚经世治国的人变成了一个不论世事的人，唯一能知道的是，那个好论纵横之术的王衍，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被历史抹去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那个终日以清谈为要务，贪生怕死的王衍王夷甫。 王衍虽然终日清谈，但仍有一些不好不坏的政绩。譬如出补元城令的时候，他“终日清谈，而县务亦理”。只是相较于他的政绩而言，清谈在仕途上给了他更大的助力。王衍容貌俊朗，皮肤白皙，“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在崇尚形貌外表的魏晋人来看，宛若天人之姿；更何况，虽有信口雌黄之讥，但他明悟若神，善言妙理玄言，于《老子》《庄子》有一定的见解，因此朝野谓之“一世龙门”，而王衍也“累居显职”，后进之士皆以他为楷模，称其以为首，《晋书》中所说因为他的缘故，天下“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但如果我们再往深一点想，清谈之兴，起于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以郭泰郭林宗为始，“周旋清谈闾阎”。但这种清谈，其实更多的是“清议”，是对政治时事的委婉议论，与后来的魏晋清谈，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到了曹魏正始年间，清谈内容则为之一变。王弼、何晏等人对《老子》《庄子》《周易》有了新的见解，以为天地万物生于无，进而崇尚以无为治天下，处人事，是为魏晋清谈玄学的开始。而当时的大部分贵族子弟，譬如钟会、夏侯玄、卫瓘、嵇康、阮籍、王戎、山涛等等，莫不参与其间，可见当时谈玄风气之盛，而阮籍更是被目为慕浮诞之宗主。但景元三年（公元262年），拒绝入仕的嵇康被杀。这件事令天下名士胆战心惊，恐怕一个不小心就祸及自身，纷纷被迫出仕。向秀的为官经历就带着这样浓重的悲剧意识。作为嵇康的好友，在其被杀后，他被迫入洛，历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然而他的内心毕竟是痛苦的，所以才会写下那一篇著名的《思旧赋》，序中说，“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这种悲剧意识不独向秀所有，众人的心态也发生了改变，企图在出世入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清谈的内容，又起了新的变化。另一方面，魏晋交替之际，作为实际当权者的司马氏曾杀掉了高贵乡公曹髦，以下克上，有违儒教大义，所以司马炎即位之前虽然颁布了六条选拔人才的标准，隐隐有以儒教治国的想法，但终究未能成功，清谈玄学渐渐成为主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清谈玄学为基础，达到身名俱泰的目的，才是西晋士人最大的追求。 深谙王氏家风精髓的王衍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因此与其说是王衍带动了整个时代的风气，致使天下矜高浮诞，遂成风俗，不如说是王衍顺势而为，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络，达到了进官加爵的目的。这一点从他的婚姻也可得到些许证实。 当初拜访羊祜的时候，虽然没有得到本人的肯定，但王衍的从容镇定，令众人为之惊讶。国舅杨骏更是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然而杨骏素来名声不好，也没有什么威望，王衍“耻之，遂阳狂自免”，装疯拒绝了这门婚事，后来娶了郭豫郭泰宁的女儿为妻。郭氏贪财又粗鲁，即使已身处富贵，但仍命令家中奴婢在街上去担粪。王衍的弟弟王澄看见了，规劝自己的嫂嫂，以为不可，结果郭氏大怒，抓住王澄就要用棍棒打他，王澄力争而脱，爬墙逃走了。王衍对自己这个妻子也很无可奈何，好在郭氏很害怕当时的幽州刺史李阳，王衍规劝她的时候，常常恐吓她说：“不仅我说这样不行，李阳也说这样不行”，郭氏这才稍微有所收敛。郭氏无疑是让王衍感觉厌弃的，但他之所以愿意娶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身份。郭豫是郭配的次子，是贾充妻子广城君郭槐的兄弟；而郭槐的两个女儿，我们都很熟悉，一个是嫁给了魏晋美男子韩寿的贾午，另一个则是晋惠帝前期把持政局的皇后贾南风。 因为清谈所带来的名声、皇亲国戚的身份，王衍一路仕途顺畅，历任北军中候、中领军、尚书令，还将自己的女儿王惠风嫁给了后来的愍怀太子司马遹。 司马遹非贾后所出，幼时聪慧非常，深为晋武帝司马炎所喜爱，以为有宣帝司马懿之风。然而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司马遹长大后只知道与宫人左右嬉戏玩耍。他喜欢令左右纵马疾驰，将套马的勒索砍断，以宫人堕地为乐；一旦有人忤逆他，便亲自捶击殴打；他还在宫中设立菜市，“卖葵菜、蓝子、鸡、面之属，而收其利”，种种恶习，不足一一道来。司马遹不但不好学，还屡对师长不逊。中舍人杜锡好心规劝，司马遹却命人将针放在杜锡常坐的毡子中刺他，洗马江统劝谏，他也不听。与此同时，司马遹与皇后贾南风的关系越发恶劣起来。之前纳妃一事，司马遹对贾后就有所不满——贾后为自己的侄儿贾谧娶了司马遹原本中意的王衍长女，令司马遹十分不满，与贾谧争执连连。贾谧内心不忿，在贾后面前谗言告状，说太子扬言“皇后万岁后，吾当鱼肉之”，又密谋废后之事，不如先下手为强，废掉太子，“更立慈顺者以自防卫”，贾后采纳了贾谧的意见，并到处宣扬太子的鄙行。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十二月，贾后决心废掉太子，假称晋惠帝司马衷身体不适，命太子觐见。司马遹不疑有他，径直来到宫中。贾后命婢女陈舞逼饮司马遹至大醉，又将黄门侍郎潘岳手写的谋逆草书拿出来，令太子“依而写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补成之”，转呈给晋惠帝司马衷，并遍示诸公王。贾后本意是想赐死司马遹，但因张华坚持而作罢，将其废为庶人，送到了金镛城中。这件事其实充满了疑点，譬如吕思勉先生就曾在《两晋南北朝史》中提出疑问：太子醉后不辨书草，誊写是否真能半成？醉时手迹，与醒时迥异，王公百僚岂能不察？王公百僚中，真的无一人敢与之抗言？但无论此事的真相是什么，太子被贬至金镛城却是不争的事实。 而王衍在这个时候，却做了一件令人不齿的事情。因为太子失势，他害怕祸及自身，连忙表请离婚；而太子写给王惠风，为自己辩解的书信也被王衍留下，并未公布出来。与自己父亲的绝情相比，王惠风显然更重情义，与太子一别后，她“号哭而归，行路为之流涕”。不仅如此，等刘曜攻破洛阳将王惠风赐给自己的属下时，王惠风也是拔刀自拒，声称自己是“太尉公女，皇太子妃，义不为逆胡所辱”，因而被害。此是后话，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说王衍的运气的确不错。赵王司马伦等人因不满贾后摄政，废黜太子，因此联合起兵废掉贾后，原本王衍被弹劾，“太子被诬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离婚。得太子手书，隐蔽不出”，有司奏请将其禁锢终身，惠帝也同意了。然而很快司马伦当政，因为当初王衍给自己的娈宠孙秀品级，孙秀对其照顾有加，因而幸免于祸。只是王衍很看不上赵王伦的人品，便故技重施，装疯砍伤了自己的婢女，不再参与时政，保全了自身。等司马伦被杀，齐王司马冏入洛，以王衍为河南尹，不久又转为尚书、中书令，可谓官运亨达。但王衍显然与司马冏也不对盘，在百官为之拜的时候，王衍却十分自矜，“独长揖焉”，后来又以病辞官。两年后，也就是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成都王司马颖执政，以王衍为中军师，累迁尚书仆射，领吏部，后拜尚书令、司空、司徒。大概是因为时局太乱，王衍虽然身处高位，但也不愿依附于任何一个司马藩王，反而想尽办法谋求自保。其实看一看他对司马伦与司马冏的态度，也无一不是在谋求自保。赵王伦人品鄙陋，执政后大肆封赏，以至于官帽上的貂毛都要用狗尾来续，被人讥讽为狗尾续貂；而齐王冏辅政后则是大兴土木，沉溺酒色，选举不均，令四海失望，这两个人，显然都不会有什么出路，因此鄙陋赵王伦的人品也罢，对齐王冏不恭敬也罢，不过是王衍打算抽离政事的一种手段罢了。而王衍之所以能在司马颖执政的时候保持沉默，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因为长沙王司马乂辅佐执政，政治相对较清明的缘故。不过不久以后，司马乂被河间王司马颙的手下张方烤死，司马诸王所剩无几，只剩下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与东海王司马越三足鼎立了。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司马越击溃司马颖、司马颙并杀之，迎惠帝司马衷回洛阳，八王之乱才算告一段落，而此时的中原，却也已经大伤元气，不仅士人凋零几半，百姓死伤无数，更有胡人入朝，虎视眈眈，意欲一并西晋。在这样的情况下，王衍认为中原丧乱，所能仰仗的只有司马越了，便推荐了自己的弟弟王澄位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以辅佐司马越。《晋书》中记载，是王衍对自己的两个弟弟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这也是狡兔三窟的由来，深为时人所鄙。单截这一段话，的确会让人觉得王衍全为自己家族考虑，毫无护国之心，也无怪后来南宋词人陈亮有“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的讽刺。然而孙盛《晋阳秋》中却有着不一样的记载。其中写道，王衍对自己的弟弟们说，“今王室将卑，故使弟等居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所望于二弟也”，可见王衍所谋，乃是进图霸业，退守社稷的两全之策。说他不为自己家族打算，那是不可能的，但若完全没有考虑晋家天下，也并不确切。而我更倾向于后者。因为当洛阳危逼，外寇频频来犯以至于人情恐慌的时候，王衍将自己的牛车卖掉，表示与洛阳共存亡，以安众心。他说自己要留在洛阳，就的确留在了洛阳，虽然此时已于事无补了。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已经无法号令诸州郡军事的司马越忧惧而死，众人推举王衍为元帅，但此时的王衍却又害怕起来，借口说自己其实并没有做官的欲望，只是因为时间推移才做到了这样的位置，以自己的才干，不足以胜任现在的困境。众人没有办法，只得以襄阳王司马范为大将军，统帅全局。司马范带着众人准备回东海安葬司马越，不料半途在苦县宁平城被石勒抓住。王衍乃是清谈名士，石勒自然听说过他的名声，因此便让他过来相见，询问晋家旧事。王衍为之所陈，虽然言谈之中一一为自己开脱，但石勒还是很高兴，“与语移日”。《晋书》中记载，两人言谈甚欢，大概谈得太欢了，王衍便对石勒说自己“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劝勒称尊号”，石勒听了大怒，呵斥他说：“你从少壮时就入仕登朝，名扬四海，身居重任，现在却说自己从少年时就不参与政事！破坏天下，正是你的罪过”，因此起了杀心。然而他与王衍交谈多时，觉得他也算个人才，杀掉恐怕有些可惜，便询问自己的属下孔苌说：“我行遍天下，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该不该让他活下去呢？”而孔苌的回答却是很可玩味的：“彼晋之三公，必不为我尽力，又何足贵乎”！因此石勒才决定杀了王衍。这件事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王衍激怒石勒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他为求自保而劝石勒称帝，甚至王衍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还有待商榷；他激怒石勒，是因为借口说自己“少不豫事”，不肯为石勒所用。因此石勒才会询问孔苌的意见，留还是不留？而孔苌的回答也很干脆，留下来，他也不会为我所用，如此这般，何必再留？石勒这才决定杀了王衍。然而他毕竟对王衍有些赞赏，因此打算给他留个全尸——使人夜排墙填杀之，时年五十六。《晋书》中记载，王衍将死，对身边的人说：“我们虽然不如古人，但如果不崇尚浮虚，齐心合力以匡正天下，大概也不会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了”。这显然也是唐人修晋史时为了满足李世民的政治意图时加上去的话。石勒是中国史上唯一一个奴隶皇帝，不知书，十分务实，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如果王衍只与他讲一些清谈玄学，不能对时事做出精确的评论，并加以总结概述的话，石勒又何至于对他如此推崇，“与语移日”？可见王衍并非真的全然醉心于清谈玄学，他对于时事，有着极精准的把握，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和王祥一样，在经历了西晋这样多的动乱以后，还能安稳地活着，若不是遇到了石勒，他大概还能活得更好，更长，虽然他在政治上是为人所鄙陋的墙头草，没有任何原则和节操。 但若因此将“清谈误国”这四个字加诸在王衍的身上，无疑也是不公平的。清谈玄学本来就是当时的主流，王衍不过是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地选择最好的宿主，为自己及自己的家族谋求最大的利益罢了。谁规定说动乱面前，一定要死节，一定要忠诚呢？我很喜欢苏辙对他的评价——王衍之为人，容貌语言，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不忮不求，与物浮沉，原本是不错的，只是王衍左右逢源得太过，到底还是害了自己，一如俗语所言，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王衍虽然是西晋一位重要的人物，但关于他的史料，却出奇地少，并且很多地方显得十分模糊。那个如瑶林琼树的少年，在继承了自己父亲大笔财产后，因为亲故借贷不予追讨，以至于家资罄尽，只好搬到洛阳西边的田园中去居住的事，也再没有人提起了。那些曾有的过往，多半都被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即便想要翻找查阅，所看到的也只是满地劫灰。所以那个被王戎评价为“风尘外物”的王衍，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的确也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立场，保家之心甚于护国之意，唯好清谈以误国，致使西晋亡乱的小人了。 查看原文 ? 版权属于作者 商业转载联系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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