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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民富与国强互为依存，相得益彰。民富为国强奠定着基础。国强为民富提供着保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把民富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础上的国强，也只有这样的国强才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保证。
国强与民富一直是各国所追求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民富的含义比较容易理解，即人民过上富裕安康的生活。而国强的含义，可以大略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一是指国家有能力保卫领土完整、抵抗外来侵略、保护国民;二是指国家可在国际社会中找到合理的位置，公平地参与国际竞争;三是国家有力量抵抗自然灾害、防御疾病、发展科技，有经济实力照顾社会弱势群体。一般来说，不能简单地将一国经济总量的庞大或者政府财政实力的强大，等同为“国强”。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已变得越来越富。与此同时，中国人是不是也在走向富裕呢?从平均数据来看比较乐观，只是细致分析后却会发现民富还未赶上国富的进度。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居民收入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下降。也就是国民收入的增长，赶不上GDP的增长，也赶不上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居民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
“国富民强”——路径选择的历史渊源
近代的中国通过“国富”实现“民强”，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走向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文明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显得无所适从。中国始终难以走上稳定的发展轨迹。而新中国的建立，从根本上扭转了这种局面，中华民族重新走上了一条复兴之路。特别是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明确和保证了这条复兴之路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从上所述可以知，近代中国的衰落和复兴，正是以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保证了民族的复兴和繁荣。简而言之，就是以国富保证民强，通过国富实现民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简要阐述。
首先，国家的稳定是民富的前提。纵观世界历史，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富裕，始终离不开稳定宽松的环境。没有稳定，任何事情都无从谈起。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在混乱中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在战乱频仍、动荡混乱的国家，相伴随的必然是民不聊生、生灵涂炭，根本谈不上人民的富裕，而要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实现人民的富裕，根本的途径就是增强国家的实力。
其次，国家的发展为民富提供了根本保障。国家能否走上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对于民富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建国以后，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错误的路线占统治地位，由于漠视国民的富裕，把个人财富视作邪恶的根源，力图采用人为的手段实现绝对的平等，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人民的普遍贫穷。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生活的不断富裕，得益于采取了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政策，国家开始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其结果是将社会所蕴藏的潜力发掘出来，将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出来。正是得益于上述的制度保证，民富才有可能实现。
基于国家战略的考虑，国富是实现大国战略的必要条件。大国战略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与小国战略相比，大国战略与之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于大国而言，因为其大，所以它不可能采取寄生战略，不可能与另一个大国结盟或持久结盟，它只能、必须、也有条件采用强国战略。
综上，可以看出，国强为民富创造了基本的条件。国强保证了民富，民富反过来会进一步推动国强。伴随着国家的强大，国家财力的增加，政府就能够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民富。这一点在中国非常明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加，更多的资金被投入到民生领域，使民生领域的各项指标得到了明显改善，人民的富裕程度在逐步提高。因此，通过国富实现民强，是近代中国走向复兴和富强的必由之路，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理性而必然的选择，是国家发展的初级目标。
国已强而民未富之原因分析——从理论到现实
在中国，虽然从“民富”向“国强”发展的趋势早已出现，但却因一些因素而受阻导致停滞不前。据有关统计，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非公经济发展迅速，中国社会财富的涌流和物质的繁华，以民富为本，以“民富”实现“国强”。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逆转，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金融政策向国有企业大幅度倾斜，特别是大型垄断性国有企业。自此，虽然国家GDP总量等宏观数据一路飙升，但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社会财富分配却日益两极化，许多民生问题出现。
对于上述问题究其原因，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分析。第一个层面来自于经济学理论。根据宏观均衡模型，如下：
Y=C+I+G+NX
其中，等式左边的Y是总产出或总收入;等式右边的C是居民消费，I是投资，G是政府开支，NX是净出口。此处不做严格的理论推导，仅从一般的经济学意义上来阐述。假设总产出Y既定，则等式右边各项的结构分布，决定了经济水平的“成色”。即，如果等式右边的I、G和NX各项均比较大的话，则留给C的空间就很少了，这就是经济学所讲到的“挤出效应”。C的空间少，意味着居民消费较少，居民的收入不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政府和国有经济占用较多资源用于发展，是导致中国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可以解释国富而民不强。
第二个层面，因为中国发展水准相对滞后的现实，因此，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事实上一直奉行经济增长优先的原则，故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往往会出现一些地方的发展模式雷同，过份强调以GDP为导向，发展至今甚至不惜牺牲环境和民生，来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第三，是传统的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过于偏重重工业，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服务业存在显著的管制，存在很大的调整空间。
从“民富”走向“国强”——结构调整、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
当前问题的关键是大力促进“民富”。从理论层面看，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从以下方面予以考虑。
首先，是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特别是放松服务业的管制，促进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为中小企业和普通公众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其次，从公民个体角度出发，大力促进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特别是要打破就业领域的行业垄断和城乡差异，保证就业机会的公平;同时，完善收入分配机制，落实和强化社会保障政策。
第三，从民营经济角度出发，进一步改革财税、金融、投资准入等政策，为民营经济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第四，从国有经济角度出发，在促进国有企业在非竞争性领域平稳发展的前提下，建立起一种长效机制，确保全社会能共享国有经济创造的财富。
在操作层面上，应从经济结构调整、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提上日程。在正在编制的“十二五”规划中，收入分配改革是其中要涉及到的重要内容之一。此次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以二次分配为突破口，在初次分配中辅以行政干预的思路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共识。按照国民收入分配方案，初次分配主要指市场经济活动中，国家的生产和进口税收、企业的净营业盈余以及居民的收入报酬;二次分配主要是指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法律等措施，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调节各收入主体之间的现金或实物收入。目前来看，有关收入分配改革的各种建议中，均明确指向二次分配领域。均提出要通过税收加大对垄断行业和企业的收入调节。在一次分配改革中，可以考虑逐步建立工资的协商机制。
其次，社会保障将得到大量投入。政府将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降低企业和职工缴纳的比例，促使更多人有能力参加社保，扩大社保覆盖面。政府对社保增加的投入，可通过增加国有企业分红来补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所获得的高额利润不应完全归企业支配，而应当上缴国家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这部分收入可用来作为政府对社保的投入。这样，既可以有效解决社保资金的缺口，又可以控制企业投资规模，有利于资本收益与劳动收入的合理分配。
总之，民富与国强互为依存，相得益彰。民富为国强奠定着基础。国强为民富提供着保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把民富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础上的国强，也只有这样的国强才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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