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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村夫
再过十来天，就是我和妻结婚20周年的纪念日了。这20年来，妻和女儿跟着我“转战南北”，一路奔波。我们从寄住亲戚10平米的筒子楼，到合租别人的小平房，再到暂住部队营区的公寓房，在经历9次搬家的之后，直到我40岁转业到孝感时，最终才有了自己真正的家－－一套120平的商品房。虽然住房条件一次次改善，但最让我梦绕魂牵的却是老家的三间土屋。
老家土屋坐东朝西，由三间正房和两间偏房组成。偏房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盖的，三间正房则是解放前父母分家后盖的。说起三间正房的建造过程，一直是父亲一生津津乐道和引以自豪的。父母结婚后第二年就和大伯分了家。那时，不满18岁的父母为了避免大家庭的矛盾，决定在老屋后面的山脚下挖一块地基盖房另住。那时是在解放前，土改运动还没有进行，我家有自己的山林。农村的土屋墙体是用挖地基翻出的黄土夯实的，石头也可以就地取材。木材就成了土木结构房屋最主要的建材。门窗、屋梁、檩子、椽子、楼枕和家具等，全都可以从自家山林解决。建房花费最多的是人工。过去人工是不要钱的，主要是招待吃饭、酒菜等。为了筹集建房所需要的这些物资，父母起早贪黑、勤扒苦做，从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借个遍，终于将三间瓦房盖了起来。
父亲说，盖房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上梁。堂屋中间的大梁，是请专业的画工画好的，正中好象是一个太极图，两边是一些花鸟图案。60多年过去了，我们现在还能依稀分辨出当年这些图画的轮廓。上梁有严格的礼仪程序，因为它象征着房主人一家未来的运程，所以无论是主人还是帮工的都特别重视。上梁时，负责建造房屋的“工程师”也就是盖房的木匠按照既定的程序，提着斗（过去装粮食的容器）从屋梁上边走边唱。同时他还向堂屋里撒五谷和孩子们喜欢吃的点星，象征着五谷丰登、人丁兴旺。
三间土屋根据用途，其名字也有区分。中间的叫“堂屋”，相当于现在的客厅，主要放置神柜和餐桌椅；南边的一间我们叫“厨屋”的是厨房，做饭和冬天烤火的地方；北边的一间是卧室，我们叫“房屋”，里外干墙分开，父母住里面，我们住外面。这里也是我们七姐弟出生的地方。“房屋”又分上下两层，中间用楼枕支撑，楼面用实木铺平。几个姐姐平时住楼上，家里的粮食和衣物也都放在上面，以防潮湿。在农村办红白喜事的时候，这里也是收取客人礼品礼金所在地，我们叫“库楼”。
这三间土屋盖好不久，土改就开始了。我家的山林被收，土地被收，农具被收，只剩下母亲的嫁妆和生活必须的锅灶了。从解放前到改革开放前这三十多年，三间土屋没有变样。中间瓦片年久破裂导致屋漏，北边的墙体被雨水冲刷了几处漏沟。我很小的时候，每看到这一片漏痕，总担心墙体倒下来，但让人惊叹的是这片墙一直耸立至今。到了80年代，生产责任制实行以后，我家又划到了一片山林。几个姐姐出嫁了，大哥也快到了结婚的年纪，父亲才考虑到再在北边山墙外开挖地基，另盖两小间偏房。从此，南边的厨屋加了楼板再干上土墙，我们兄弟才有了各自的卧室。
土屋虽然简陋，但它冬暖夏凉。严冬时节，我们兄弟挤一个床睡觉，上面只盖一床被子，下面垫着竹席和稻草，也能度过一个冬天。如果换到现在的水泥房屋，那是不可想象的。夏天的时候，除了蚊子不可阻挡外，因为土墙隔热的缘故，暑天也不象城市森林那样离了空调不能过。
老家的这三间土屋见证了半个世纪的风云变迁。每次政治运动，都会在它的土墙上留下印迹。这些标语都是刷了写，写了刷，一层盖着一层。从最开始的“打土豪，分田地”到“人民公社好”、“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从“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再到改革开放后的计划生育。后来经济条件好转之后，父亲请人挑来石灰把土墙粉刷一遍，原来的政治标语也被深深地掩盖在其中了。
父母亲在土屋里住了六十多年直到他们离世，始终没有舍弃这几间房屋。期间，我们兄妹曾经也接过他们到城市居住，但父母亲舍不得这几间伴随他们大半生的老屋，没住几天还是选择回到乡下。用父亲的话说：你们城市房子的水泥味，不如乡下老屋的泥土香。
儿时放学的路上，每当我看到土屋冒烟的时候，几里路远就能感受到饭菜的香甜。长大后，我离开家，父母亲会站在土屋前目送我走出村口。当听说我要回来时，他们又佝偻着身躯在土屋的台阶前轮流张望。父母亲就在这20多年的张望中累弯了腰，盼白了头。如今我回到老家，再也看不到父母忙碌的身影，唯一呈现在眼前的还是那几间逐年破败、承载着我童年记忆的、伴随父母一生的老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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