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的理念、视角、方法的研讨

　　宋杂剧无名像

　　北京民间风俗百图

　　音乐是什么？艺术是什么？文化是什么？这些看似非常清楚的问题，在8月22日至23日北京举办的“理念·视角·方法：中国音乐文化史学术研讨会”上，却成为与会学者再次重申的切入中国音乐史研究的难题。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管建华说，“现在的音乐界反映，越来越不懂音乐了”；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伯瑜说，“我们必须承认音乐是艺术，即音乐是声音的艺术。我们知道什么是声音，但什么是艺术呢”；天津音乐学院教授郭树群说，“因为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单线进化观念的影响，又囿于无神论世界观的局限，加之全球化影响的姗姗来迟，我们始终没能理解中国音乐文化史如何建构”。尽管有基本概念上的困惑，老中青三代中国音乐史研究学者们还是尽力用自己的思考和实践去接近理想中的中国音乐史的学术面貌。

　　超越音乐的音乐史

　　《音乐史+？》是西安音乐学院教授罗艺峰的发言题目。

　　“是不是音乐史加文化，就是中国音乐文化史？音乐与文化的关系，是相互外在的还是相互内在的？”罗艺峰一开始就抛出这样的具有哲学思辨意味的问题。他认为，“中国音乐文化史”并非“音乐史加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里，音乐就是文化，音乐与文化的关系是互为目的的。如古代有用乐的政治，雅乐的内涵包括天文、伦理、乐律、度量等普适性的文化元素，古琴、钟、笙、管等乐器法式的内涵也超乎艺术，其法式的解释都不是乐器学的。所以说，音乐的审美认知主义不能完全解释中国音乐文化史，文化哲学的解释才应该成为主要的音乐学术。基于中国文化哲学的社会历史主义研究对象是多样态、多品种的音乐，主要是社会的文化认知和体验。中国音乐文化史的对象，必然是“声音文化的”，非如此，不能尽其然。而研究目标是重建古人的音乐世界，包括物质世界、社会世界、观念世界，由此阐发音乐的文化机制。音乐史学只提供认识、理解古代音乐世界的可能，需要建立在价值无涉基础上的音乐史料学，在方法上有综合的史观，态度上取同情的理解，操作上取具体的解悟。

　　天津音乐学院教授方建军从音乐考古学的角度谈到“音乐史+？”。他认为，音乐史研究可以添加若干个文化层面，即研究音乐之外的因素，但这不是A加B这么简单的关系。对此，可以从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得到启发。由于中国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他对音乐考古学对于音乐史研究的推动很有信心。“在国外，有史前、原史和历史时期的区分，音乐考古学在史前、原史时期这种只能依赖音乐文化物质资料来研究音乐发展历史及其规律的时期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将可见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归纳为四大类：出土乐器、少量乐谱文本、音乐图像以及出土文献中的音乐史料。他认为，音乐考古学对中国音乐史研究可以提供的帮助是研究宫廷音乐、礼乐文化的物质构成、“器以藏礼”、仪式音乐以及音乐的社会功能和意义。

　　著名民族音乐学家杜亚雄对音乐史的重新写作颇有期待，他用丰富的事例指出，在过往的中国音乐史写作中，各少数民族的音乐常常被低估、被忽视。“萨迦班智达，中国音乐史为什么没有他的名字，不介绍他的著作？他是修证有成的佛教大师，是将西藏纳入祖国版图的政治家，也是音乐学家。”杜亚雄提出中国音乐史写作要遵循“四个一定”：“一定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定要关注用各少数民族文字记录的文献，一定要关注在历史上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少数民族音乐家，一定要关注留存至今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遗产”。他认为，现在还没有“中国的、音乐文化的历史”。

　　作为艺术与作为文化的音乐

　　把音乐作为艺术来研究和作为文化来研究到底有什么不同？

　　浙江音乐学院（筹）教授田耀农认为，文化和艺术是音乐的两个上位概念，从这两个上位概念的变迁可以考察中国音乐的历史定位，也就是音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位置。音乐首先是文化，后来才变成了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艺术属性增强，出现了较长时期的文化音乐和艺术音乐并存的情况。“音乐作为文化，就是使用特制的声音以协调天地鬼神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音乐作为艺术，就是以声音为物质材料所进行的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创造性艺术。”而目前的中国音乐史基本是作为艺术的音乐史，应该有作为文化的音乐史，因为国家主流意识层面、国家音乐教育层面以及广大农村音乐还主要是文化音乐。

　　反思中国音乐史写作受到的西方影响，管建华指出了19世纪阿德勒音乐学体系的种种局限：没有规定音乐的信仰体系和哲学体系，仅关心音高自律结构力的形式逻辑关系；对不同民族音乐发声的音声形态没有作为音乐的基本本体研究，等等。他认为，东西方音乐声音的定义不同，对其音乐声音感受性经验也有着不同的哲学语境。西方是审美，中国是品味；西方音乐的音高、记谱，是物理性的、机械性的，而中国音乐的口传心授是具有社会性生物习得的遗传，是有机生命的世界观的体现；西方的音乐风格style一词，是指样式，可以在书写层面分析，而中国音乐不光有音，还有声，音乐风格是文化的生命，讲究风韵、韵味；西方音乐是封闭性结构，是曲式，中国的曲牌、阿拉伯的玛卡姆、印度的拉格这三种东方音乐的代表，其表现形式是开放性结构，有一曲多用的可能性，演创合一，对音乐风格的口传心授的传承和理解不是用书写能够表达的。所以，中国音乐史学界应该转变音乐文化史观，走出单线发展的音乐史观，寻求新轴心时代轴心文明多线发展以及文化生成论的音乐史观；应该深入了解西方史学发生的变化以及对音乐体系和历史研究带来的新视角。“中国音乐文化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对过去人类多元文化音乐史的看法。”

　　把音乐作为艺术去研究，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韩启超提供了一种工具性的新方法，他的发言为《实证思维下的音乐具象分析——以京剧颤音为例》。通过学习国外的颤音分析，他采集分析京剧各个行当的颤音样本，得出结论：京剧的平均颤音速度是3.69Hz，西方音乐颤音基本是5Hz至7Hz。这对艺术风格的形成、对人的审美认知有着重要影响。而行当性质对颤音有绝对影响，不受年龄影响。丑行歌唱样本中没有符合要求的颤音段（颤音样本标准：需长于1.5秒或超过3个完整循环，没有音高变化，没有乐器伴奏干扰等）。一般认为青衣声音最甜美、柔和、稳定，老生更舒适、浑厚和稳定。但实验结果显示两行当振幅的变化特征并不支持我们的常识观念。平均振幅最小和最稳定的是花脸。所以，西方认为花脸最接近西方歌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