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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潮流:王政复古

 敬亭山168 2015-08-28

  作者:张晓波

  在阅读《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以下简称《秦帝国的崩溃》)之前,笔者曾有幸读到“三联哈佛燕京丛书”中所收录的李开元教授所著《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以下简称《汉帝国的建立》)一书。



李开元教授的《汉帝国的建立》一书运用中日历史学界对于汉朝建立的最新研究成果,重新整合汉初以军功受益阶层对政治走向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军功受益阶层的衰落与再构帝国的历史过程,论证严谨、观点颖异,实为近年来史学界研究汉帝国独树一帜的作品。如果《汉帝国的建立》是一本典型的问题式的史学著作,极富现代史学精神,将问题的解答视为史学作品的最高诉求,那么,《秦帝国的崩溃》则与之相反,是作者向古典史学的回归艰辛之旅,也就是作者一再强调的司马迁所开创的史学精神。

  回归古典叙事历史之路

  在《秦帝国的崩溃》一书的后记中,作者表达了“复活历史”的写作信念。在作者所例举的参考书之中,出现是大量史传体作品,如大家所熟知的黄仁宇作品《万里十五年》和西方罗马史大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都赫然在列。这是一个颇为奇怪的信号,如果说在现代学术分工条件下,专业的历史著作必定参引大量同类别的专业著作或文献,而不是与其无关的传作品。同样,如作者允诺的“复活历史”的诺言一样,本书中出现了大量常规现代科学史学所摒弃的手法:心理学、推论、重构在场历史等等文学化的叙事手法。当然,并非全部现代计量科学的手法全部受到排斥,举例,在分析秦帝国对匈奴的军事以及阿房宫的修筑问题所使用劳动力及后勤保障问题上,作者使用精确的数量分析,在这里我看到了《汉帝国的建立》一书中李开元教授所擅长的方法论。但本书总体上来看,是在努力回归古典历史叙事的道路,即将单个或多个历史人物作为叙述的中心,以文学化的手法展开各个环节之间的紧张冲突,并以“纪事本末体”的专题历史形式结束单章的叙述。

  本书开始于刘邦出生,终结于项刘反目,汉高祖是本书一个中心人物,由此波及到秦汉大历史中的各个风云人物:秦始皇、项梁、陈胜、章邯、李斯、赵高、项羽等等。在每一个人物的叙述中,作者都不厌其烦地分析了其人的心理状态与历史情境中的反应,或者说,作者在考证——甚至是现场考古的背后却采用了颇不协调的写作手法,文学化!

  李开元教授专为一个专业的史学学者,为什么刻意回避专业的历史写法,以史传为中心?以史传为中心的古典叙述手法能否“复活历史”,现代人能否回到历史的在场?又通过什么样的手段重构历史学的想象力?

  重构历史学的想象力

  “历史有什么用”?这是年间学派史学大师马克布洛赫花了整本书来解释的问题,也是现代史学的尴尬。在将历史推入到琐碎而又单纯的计量分析,并将“规律性的历史运动”作为史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之后,历史学丧失了古典史家所阐扬的“一字一句间贬褒大义”伦理道德重任,同时古典史家葆有的变革兴亡意义的探讨并严谨而又冰冷的逻辑力量取代。简而言之,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数理逻辑的霸权进入到史学之后,使得史学成为了实验室中科学家们的产物,在黑格尔主义兴起之后,历史被完整地归纳进迈向未来的前进曲线。恰如赫尔岑所嘲讽的,历史是一出事先已编定好的悲喜剧,落幕处即历史的终点,观者都是愚笨的木偶,在观赏这一戏剧的中间,时尔落泪,时尔欢欣雀跃。在现代性知识全球化之后,历史的意义非仅成为西方史学的难题,也是中国史学的困境:古典时代可歌可泣的关于王朝兴衰成败的故事,早已为现代史学方法重构成规律演化的产物。在启蒙主义号召的解放主体的运动中,现代史学方法论恰恰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意义彻底解构,人本身沦为历史的附庸性。由此,现代性运动所达成的史学的悖论,在规律等等方法论背后,取消了历史本身。

  反潮流,就是重新回归人,回归历史情境中的人物个体。《秦帝国的崩溃》,尽管在题目上已经标明在处理一个极为庞大的历史事件,但却不折不扣的作为一种“反潮流”的体裁出现,包括被很多人误解甚至垢污的“文学语言过剩”。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不可能不清楚文学语言过剩对于文本本身的损害,与其说是作者炫技,不如说作者有意为之。

  人与势:王政复古

  历史叙述由事件由规律转向人物,必须再经由人物构建历史运动。这是“反潮流”叙述的必然,也是回顾古典的必然。《秦帝国的崩溃》一书中,将大量的笔墨花费在看似信笔所至的关于六国王公贵族及其后裔的家族谱系学的叙事之中,作者通过反复的叙述再一次强调了王政复古与秦帝国崩溃之间的紧密联系,此一点也为本书核心论述层面,或可为强秦的崩溃做一注脚。

  秦汉历史大转折,王政复古运动农民起义背后风起云涌,在农民军失败之后更成为倒秦的主导力量。王政复古这一议题首先蕴涵在秦帝国内部,秦朝以军事强力打破了周王朝所确立封建力量,但并没有在帝国内部完全实现郡县帝国的构想,关于郡县与封建的讨论远非焚书坑儒就所能彻底终结,往后的学者在探讨封建—郡县这一议题的时候往往注延续了将中央仅仅视为伦理、象征意义上的权威,从而扩大地方权力,隐含在背面的因素是由地方来分解中央的压力与权力,从而缓解中央在财政、政治、军事困难。封建与郡县的焦灼矛盾,即使在现代中国,依然有所反复。

  本书起于秦灭六国的楚地沛县,作者再三强调刘邦青壮年乃是楚国臣民的身份,而终于项羽“不做秦皇做霸王”。六国亡于暴秦,而秦亦亡于六国复兴。项羽的“反潮流”并未召回周王朝的亡魂,最终导致楚汉战争。人事的尽头,亦是政事的成败。谁能判定,若不是项羽的一意孤行,岂有日后楚汉争雄?在另一个维度上的“复活的历史”,如此兴趣盎然。

  借用“王政复古”一词。从学院式的写作到“反潮流”的向古典回归,会不会亦是一种历史写作“王政复古”?历史写作的“王政复古”能否突破现代性历学系统中的“去价值化”?《秦帝国的崩溃》仍仅仅尝试着开端。

  

(责任编辑:蔷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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