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右一）与崔荣德（左一）和朱先树
崔荣德论
杨青云文/图
我本人发表在《人民网》上的新闻：《崔荣德“低处的树说”血泪成诗》：“诗人境遇各异，而诗歌的领地没有高低，在神圣的诗歌面前，诗人的精神同样伟大。”这是2015年 6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乡村教师、诗人崔荣德诗集《低处的树说》作品研讨会上，所传达出的庄严。崔荣德是一位重庆生活水平落后地区的乡村教师。他的诗与他的为人一般质朴“今夜，我把我的祖国/缩小 然后再缩小/直到缩小成渝东南边陲/一个世外桃园的小小县城/缩小成这个小小县城/西北偏僻的小小村庄/这个村庄就是干田堡/这个村庄变成了/我的祖国”。从年少，到如今中年，崔荣德以贫困和坎坷的生活，以超人的坚韧献祭了诗歌，他如今诗歌创作上的成绩实属不易。他的诗，将生活的巨砺凝结成枝蔓，花骨朵的诗行，挤满盛筵。《文艺报》理论部主任熊元义评价：高处的树与低处的肯定不一样，崔荣德是以树说的视角，其实就是人说。诗人用树的视觉写出了花香麦香以及大地的乡土味。无论是树人或是借喻树来说事，崔荣德以树人而立人的诗学精神是值得我们赞扬的。《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李宏伟在发言中感慨陈词：崔荣德诗人一直生活在大山边远的贫困地区，他能坚持自己的信念，从底层视角给乡村的纯净气息，用诗来抒发正能量。正是这种当代文学可贵的东西，支撑了中华民族坚硬的脊梁。李迎兵教授说：诗人写一只蚂蚁把它生命的庄严感写出了思想的高度。中国萧军研究会会长萧鸣主要介绍了崔荣德的感人事迹，在会上博得阵阵掌声。与会者认为，作者生活在基层，以文学作为生命的支撑而更好地把精力投身教育事业，实属难得。他的诗歌作品，通过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方式讴歌生活，谱写了一曲乡村教师与命运抗争的不屈乐章。
自崔荣德《低处的树说》作品研讨会今年6月在北京成功举办，《人民网》《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报》《作家报》《光明网》《搜狐网》、中国作家网、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华文教网、贵州作家网、中国教育在线、教师报、人民艺术家等30多家媒体报道崔荣德的新闻。崔荣德何以如此魅力引起专家、学者、教授以及众多媒体的纷纷关注与热议？我们可称之为“崔荣德现象”的文化个案不是突如其来，也不是当今文学批评呈现出炒作性的赞歌满天飞，鲜有批评的声音，也就是某些评论家所谓的“深度美乡”把“崔荣德现象”延展了沉毅、谦抑地对诗人乡土智慧的视觉，在诗中广阔地设下了血涌喷张的新乡土主义初萌般的诗学精神。崔荣德的诗学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说，与诗人在短期内使自己“干田堡/这个村庄变成了/我的祖国”有着必然相联的审美属性。崔荣德已经在诗歌界被定位为“用树的视觉写出了花香麦香以及大地的乡土味。无论是树人或是借喻树来说事，崔荣德以树人而立人的诗学精神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这种定位置身于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时代语境中，要坚守一种理想精神，已是很困难的事。就是这样最困难的事，让诗人崔荣德写出一个小“我”的祖国“干田堡”彰显了崇高和理想主义精神，是不能忘记诗是人类向上精神的闪灼。在这种大背景下，如果说“崔荣德现象”少些聒噪，多一些学术性的评论和思考，对于当下诗坛而言，未免不是一件好事。这场关于诗歌引起蔚为壮观的文化个案，也许是一次对诗歌清理的最好契机，可以引发人们对乡土写作的反省和思索，推动诗歌教学回归学术，回归理性，在这个繁华而浮躁的社会中，需要给诗人一个惟美惟善的情怀。以鹰隼之眼打量乡土中国的人，他们以鹰隼的利爪把握乡土写意才是具有真正为诗歌卖命的人。但崔荣德现象又带给我的是眩晕和激情的冲击，这也许是我本人太渴求见证一个同道写作者的文化符号。这在我所要写的这篇论点论证中，成为精神耗损的最大能量，因为没有这最大能量的付出也是写不深写不透“崔荣德现象”的。
崔荣德现象：一部心灵宗教史
那么，崔荣德现象或崔荣德文化个案到低揭示了什么？
他是把一种新乡土审美的血浓于水有力地砍在了“中国乡土”的大地上。因为诗歌不仅是语言的技艺，不仅是情感的宣泄，还是人精神的修持历练。在诗人看来，精神的上升或孤独获得一体的万美之美印证着它的审美向度是朝着理性提升现代诗与传统之间有着不可消解的互文性关系。他通过写作把这种关系具体化与神圣化。尤其是诗人在他的“干田堡系列诗”缜密的知性和辉煌的抒情，表现出这位拥有宏大目标的中国乡土写意所热衷的精神修远，这使他敢于浑身都带着乡土的味觉在一条天路上走着我自己的乡村与炊烟……
先说什么叫“新乡土诗派”？它是围绕乡土观念上“精神家园”而写作的主题性流派。他们的父辈或祖辈几乎生存在城市之外的村庄。所谓“精神家园”，是指人类永恒的家园，是现在时态的人类依据自己的生命需求筑造出的一种精神模型。所以，新乡土诗的本质指向，是人类生命永恒的家园，是精神处于悬置状态的现代人类对劳动者与大自然的化合状态中呈现的健康、朴素美德的追取，是以两栖人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社会在自己多种规范的生存空间无法忍受与兑付生命情感时，对朴素、清贫、真诚、健康的美德的回溯。新乡土诗派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诗歌找到了生存的土壤。它不是一个流行的流派，但却是一个长久的令人回味的流派。
话题回到崔荣德的新乡土写作上来，他《低处的树说》可以说是经典乡土的个别“现象”，它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缺，但却审视着一部作品的独创性、启发性和一种历久弥新的生命活力。在我重新阅读《低处的树说》，无论是对于崔荣德自己的创作历程，还是对于当代文学发展史而言，它仍然占据着一个基本乡土母题的精审旨归。他首先找到的是精神避难的伊甸园，然后才是寻找另一种更惊喜交集的精神家园。前者以安恬为终极审美，后者以历险为精神旨归。前者自恋，后者自审。我喜爱那些敢于历险的诗人。说到底，精神的家园除去我们自身挣扎的过程外，更多的是被称之为一个巨大的、独一无二的新乡土诗学文本，一个以一种不可分离的完整性把民族的生存精神与人类神圣情感结合起来的象征体提升了只属于“干田堡”极富想象力的地域化概念中，一种试图通过文体形式对时间问题进行探讨的大胆设想与实践。
著名评论家刘辉说崔荣德：“他的乡土诗歌，不仅仅描述了耕耘与丰收，不仅仅形容了汗水与雨水，不仅仅显而易见地再现了乡间与山间的石头、峰峦、田垄、树林、野草、泉水，而且神拟了蜜蜂、蚂蚁、雀鸟、以及一切活灵活现的昆虫。思维描述与诗境意象的统一，勾勒了普通民众最底层最现实最确切的感知与感受。掩卷自思，一定有许多惊讶与震撼，一定会有收获与冲动。崔荣德其人，还有不少令当地人士赞叹并不可比肩的实例：譬如几次来北京接受大奖的经历，譬如许多报刊杂志多次循环出现“崔荣德现象”，譬如许多有大牌号的民间文化团体聘其担任重要职务。譬如他的园丁成就、散文诗歌授奖多有媒体报道。总之，做过大事，见过大世面。这一切甚至是酉阳人民骄傲的谈资。”
“干田堡的石头/也想走进重庆看看北京/但最终又回来了/自己的故土”。读到这里，我们为诗人感动于“自己的故土”。他为什么“最终又回来了”？他为什么不多看一眼重庆或北京？因为他自喻自己是“干田堡的石头”。既然自己是一块坚硬的“石头”。 既然诗人一直守护着他相依为命的“干田堡”， 他就不在于它多么令人震惊地呈现乡土中国的苦难与艰辛，而在于它以纯粹象征体的方式，以独特的时间意识使乡土写意呈现出更为深远与广阔的乡土本质，它完全是一部真正的民族精神史，给我们展示了民族生命存在最原始的诗化形态，也是最揪心之痛的真实情怀。诗人的脚踏实地，把大爱乡土的那一份真挚，以及文明进程所左右的绚丽景致，用很自然多变的手法把家乡与祖国交织一起，把深厚与天真糅成了至纯和心酸，从而写出了中国农民农村与学校的一部心灵宗教史、生命救赎的心酸史。
《泥土》： 世界上/与我们关系最亲密的/莫过于泥土/泥土在天空飞翔/我们穿行于/它轻快的翅膀/更多的日子/泥土保持沉默/在我们脚下/滋养万事万物/活着 我们被泥土/包围。被泥土呵护/死了 泥土海水一样/把我们覆盖/并深深淹没/我们绿色的思想/青草一样拔节/在阳光下/蓬勃生长……崔荣德的诗多含泥土味，他这类“泥土”是能“在天空飞翔”的，还能在地上“穿行于/它轻快的翅膀”。崔荣德的诗不仅仅是单纯反映风土和民俗，而是从乡村走向城市又从城市走向乡村一个现代人的生命直觉和理性思考相融会的审美表达。因而，相对于以往习惯上称其为乡土诗， 它们是丰厚而更具新的美学特征。他这类诗是源自黄昏时幽静的牧场，牧归孩子满脸的灰尘；广袤的大地，流水淙淙的山野；以及田野里弯腰拾穗母亲的背影……最后他们“被泥土/包围。被泥土呵护/死了泥土海水一样/把我们覆盖/并深深淹没/我们绿色的思想/青草一样拔节/在阳光下/蓬勃生长……”
那么情感的真挚就在于随物赋性，将自己真挚的情感融会于所要写的事物里面，达到情景互融。从《诗经》始，从屈原起，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和文化史几乎就是一个诗歌的历史和诗人历史。可是，在当代这个极度商业化的社会，文学已无可奈何地被挤到边缘，而诗歌又游离在文学的边缘。于是，诸多搅扰人们正常审视诗歌发展的因素随之而来如：关注者群体对诗歌事件的激动流于浮表化、谈资化。批评家和理论家的自动缺席与退场。文学公开媒体对当下创作流变的漠视。民间诗歌媒体的暧昧和扭曲。现代诗人群落本身充满了病态，甚至连作为诗歌推进者本身的诗人们也无一例外地被环境的毒素所浸染，这种时刻，诗歌的“泥土味”越来越变得珍贵与高雅。诗人的隐痛视角，特别是叙事语调自然形成了一个欲想得到业内哪怕一丝的接纳与容忍，必得以匪夷所思的论争方式进行。实际上，这已构成诗坛多年来风潮变幻的欲望之思，人类还会去追求一种精神的东西，而文学艺术将会首先成为人们关注的“泥土如海水一样/把我们覆盖/并深深淹没……”通过这样泥土的“深深淹没”我能够感受得到一丝与生俱来的乡土。诗人把这股乡土隐藏得很深，已经深入骨髓，也许这乡土也好或是乡愁是从骨子里冒出来的，是那么浓郁，又是那么赋有感染力。难怪有人说乡愁的浓度可以测量思想深度的乡土情结，这种乡土情结渐渐渗透到诗人的骨子里，散发出来的便是泥土的土腥味……
用诗爱铸就师魂
《给正在读书的孩子》：孩子 你到学校读书/就是学知识 知识不是你那/期末通知单上的分数/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家里/你要热爱做家务事还得学会/尊重他人/别人给你一支冰棒一颗糖果/你一定要说声谢谢/懂得感恩/才是有知识的孩子/孩子天空是蔚蓝的/你把你在学校学到的知识/慢慢积攒起来/长大后一粒粒洒向蓝天/春天就会到来……崔荣德是农村学校的一名教师，在他的诗歌有关写学生或是学校的题材占有相当的比重。一个教师诗人，他必须先是一个有激情的老师，然后才是他的诗人角色。崔荣德在年复一年单调而艰辛的工作中，他为了诗教普及，对他所教的学生也有意辅导他们写诗。在我眼里，教师只有两种：一种是提到教育眼睛就发亮，心胸就发热；另一种是除此以外纯粹是混日子的那一类。我想，成就一个教师的因素有很多，但‘发亮’和‘发热’绝对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在此提及崔荣德的“发热”“发亮”，指的应该是对教育的爱，对学生的爱，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爱，对语文教学的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一个有激情的语文教师，才能让课堂充满激情。正如崔荣德的诗中写到：“孩子 你到学校读书/就是学知识”，显然这些大白话的诗句说明一个诗人的爱，对一群特别“孩子”的爱：命名为诗人的“发热”他热在为孩子们呈现的“知识/慢慢积攒起来/长大后一粒粒洒向蓝天/春天就会到来。”
崔荣德说：诗歌写作常常伴随着他进入一种虚无的状态，使诗人怀疑语辞的力量，甚至颓然放笔。但他深深地明白这种虚无和怀疑本身含有自我肯定的因素。那么,在诗人肯定了“一粒粒洒向蓝天”的花朵们，“春天就会到来”吗？重要的只是在虚无和怀疑中诗人将他的“诗爱”之魂更广泛地运用在教与学灌输给他的学子们。用“诗教”打开爱心之门“师德中最大的秘密是教育爱/教育爱就是铸造一种责任一种苏醒/小河解冻了/小溪欢笑了/裸露的河床铺满乱石/缝隙中挤着未化开的雪霰/我们踏上它热血从脚下升起/广阔的空无和一抹新绿/在我体内发出回声”（崔荣德《用诗爱铸就师魂》）
崔荣德的“诗爱”是一种人间大爱，他这种爱“铸就师魂”的可贵与无私还是爱，他把这种爱命名为“教育爱”。一个称职的老师只有有了献身教育的炽热情怀，有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抱负，有不知困难迎难而上的坚强意志，他才会拥有“一种人间大爱”，才会产生教与学用的快乐感，并且这种快乐会传递给讲台下的孩子们，泽润孩子们的整个人生。正是崔荣德“诗教”的感人故事。凭借对语文教育的满腔热忱，在语文教育教学上做出非凡的业绩，被《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联合表彰为2011至2012年全国最美乡村教师前100名。何文娜说：“一个合格的教师只有在热情的激昂中，灵魂的火焰才有足够的力量把创造天才的各种材料熔于一炉。”
一份付出就有一份收获。1987年崔荣德和另外两名高中同学在家乡小河镇赤土村（现为桃坡村）创办小河私立中学组建红土地文学社主编《红土地》文学报 至2007年12月，该文学社20年间几易其名，最终恢复到最初命名的"红土地文学社"。由原来的8名社员发展为全国250名社员。培养了数十名作家诗人。其中任明友 、黄大荣等已加入了省级作家协会成为了知名作家。2014年8月中华儿女报刊社、人民政协报社等单位把崔荣德表彰为奋力实现中国梦影响力优秀人物并在人民大会堂参加颁奖典礼，受到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2012年当选酉阳县第十六县届人大代表，被酉阳县委县政府表彰为十大师德标兵。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出版教育专著《六瓣文德书（我的作文秘笈）》《崔荣德诗选》《低处的树说》《梦回唐朝》等。
崔荣德在北京一次颁奖大会上发言说：“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我作为一名山村教师，不仅仅只是一个称号，一份职业，也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技能的传授，我这个特殊的职业更需要高尚的师德，更意味着责任与爱心。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崔荣德现在已没有更好的退路只能向前走、向更困难的远方远行。要是诗人不选择这一条更难走过的路，留在心中的危险和焦灼会更深些。一直走下去，去经历命定的图腾。让我们看看在坚硬而冰冷的川底，灵魂是不是望得更远。寂静被滚落的石块割开，我们摸着它一直向前。在这黑暗而洞开的小路上，诗人的心开始抬起双翼……
崔荣德多年来的工作生涯，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他只将满腔的爱尽情赋予了他的学生，一直努力用爱开启学生的心扉。今年六月在北京举办的崔荣德作品研讨会上，作大会主持的蔡诗华诗人在最后总结发言中说：崔荣德用他一颗大爱的心滋润与诗化了他的学生与干田堡，以他美丽如画的“干田堡”支撑起一片“祖国”的天空，用行动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大爱赞歌。一颗美丽的心灵不断穿越大山的时空，伟大与平凡就这样从一个诗人的梦中诞生。崔荣德，这个被喻为“干田堡的石头”，从此用诗人的无私与大爱诠释了朴素惟美的诗意人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最美诗人园丁的崔荣德用行动诠释了一个为人师表者的博大内涵。
干田堡：成为诗人特定的文化符号
《干田堡我的祖国》：今夜 我把我的祖国/缩小 然后再缩小/直到缩小成渝东南边陲/一个世外桃源的小小县城/缩小成这个小小县城/西北偏僻的小小村庄/这个村庄就是干田堡/这个村庄就成了/我的祖国/我的祖国我的村庄/山青水美人勤春早/从不分什么张王冉崔/它的子民世世代代团结拼搏/历经千百年沧海桑田/丹霞地貌旅游观光/酉沿高速畅通渝黔/干田堡在渝东南窗口/闪耀成一颗/亮丽的明珠/生活在这一片美丽国土/我骄傲 我是干田堡人/今夜当我再次/写下干田堡这三个字/干田堡就不再表示/我的出生之地/它已成为了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深深地嵌在我的诗歌里……一个先锋派的诗人就如同他发奋要使一种审美反叛或替代另一种美，因为一种表达形式一经确立之后，就像是一种小说文本似的好玩或是批评、或是否定它的“一个世外桃源的小小县城/缩小成这个小小县城/西北偏僻的小小村庄”。正是这个所谓诗人笔下的“小小村庄干田堡”与他的“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就是这个不起眼小小村庄的“干田堡”成就了诗人一个地域文化有象征意义的诗学符号。它也许是反美学，反趣味，反腐朽的审美观，甚至反对陈词滥调，反对平庸无味，真正的先锋意识就是在这种种的摧毁中构建，生成，或是在孤绝中进取直达，在反审美中成就“这个村庄就成了/我的祖国/我的祖国我的村庄/山青水美人勤春早/从不分什么张王冉崔”。
崔荣德永远保持着写作的前倾姿势，而他笔下的“祖国”或是“干田堡”始终是先锋派诗人构化于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思想上的异质性，它表现在对权力叙事和主流话语的审美上；二是艺术上的前卫性，它表现在对既有文学观念和美学形式的变异诗化。而这种变异诗化通常是以一种激进的审美方式来实现。这就是崔荣德地域文化环境中与环境相融合打上了地域烙印的一种独特文化，它的独特性与异质性，同时把深刻的思想性延展呈现出“生活在这一片美丽国土/我骄傲 我是干田堡人”。而这个地域文化通常是指一定的地域空间，是自然要素与人文因素作用形成的综合体。自然反射出不同的地域文化形成别具一格的地域景观：“今夜当我再次/写下干田堡这三个字/干田堡就不再表示/我的出生之地/它已成为了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深深地嵌在我的诗歌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考察诗人笔下的“干田堡”，人们心中的地域概念实质应该是一种功能性的界定。基于这种认识也可以说我们认识的“干田堡”： 跟北京 重庆的石头一样/干田堡的石头不高不矮/他们都由碳酸钙组成/干田堡的石头/钙质极为丰富/风风雨雨/很难将他们氧化腐蚀/干田堡的石头/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干田堡/白菜 小草 蚂蚁 喜鹊/是他们永生永世的亲人/他们相亲相爱与世无争/偶尔与泥土意见相佐/也从不脸红从不上访/在阳光的冲洗下/他们的心灵更加亮丽/干田堡的石头/也想走走重庆看看北京/但最终又回到了/自己的故土……（崔荣德《干田堡的石头》）
诗人对“干田堡”的自然条件与人文条件的综合认识写成了带有比较明显的地理性文化，而它的每一个地理事件都发生在一个具体的时空范围内，见证于具体的标志性特点“干田堡的石头/钙质极为丰富/风风雨雨/很难将他们氧化腐蚀”。这种带有写实意义的“干田堡石头”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开放的文化词场，将面对更为复杂暧昧的语言质感，植入历史的审美资本，使词语与现实的关联在强大消解的过程中“偶尔与泥土意见相佐/也从不脸红从不上访/在阳光的冲洗下/他们的心灵更加亮丽”。另一方面诗人语词背后的乡土情调，以反语言中提炼的锋芒毕露努力寻求一种粗鄙化草根书写的“故土”，即意味着与他的乡土视觉同步达到一首诗的独创性、启发性和一种生命活力。这是在于诗人先天就是惟美的的、政治的，宏大的，集体的，在他身上仍然携带着中国乡土最根本命题的“最终又回到了/自己的故土”。他或诗中的“它”为什么最终要回到他（它）的“故土？”它不是意味着对抗与决裂，也不是意味在混乱的价值现场鲜明地展开“阳光的冲洗”，而它是在语言中提升一次正本清源式的梳理与确证一个地理文化的疼痛与无奈，更为诗歌异端的精神呈现提供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开放场域。从诗人这类写“干田堡”的诗中带来的不仅是强烈的精神愉悦，更像是打开了头顶上方晦暗的天空，当网络和纸媒上发表的大量平庸的诗作败坏了阅读口味的时候，我们终于在崔荣德的诗中找到一片灿烂的星群从黯淡的眼眸中《记住干田堡》：如果下辈子/继续让我当老师/如果上级主管部门/在分配工作时/继续让我选择/我就回干田堡/回到生我养我启蒙我/教我今天写诗的/用几块木料制成的张家堂屋/在这间被称为大水民校的张家堂屋/我就像我的启蒙老师张朝光老师/当年教我们那样/把他的儿子我的同学安全/和槐树 冬国 新华等他们的儿子/喊到几张破八仙桌边坐着/然后用长长的竹竿/指着黑板大声地教他们读/干 干田堡的干/田 干田堡的田/堡 干田堡的堡/然后再让他们明确/干是由月亮堡组成的/田的近义词是银厂岩/堡的主语是熊家凹/干田堡加崔家岭/刚好就等于崔荣德/当然也得告诉崔家的孩子/记住干田堡/无论今后走到哪里/干田堡就是我们永远的根……”
从诗人写他的血源之“根”： 记住干田堡/无论今后走到哪里/干田堡就是我们永远的根。也只有在这里我们读懂了乡村的贫困和苦难得到真实的刻划，但是，生活的现实本身反而成为局限约束着意义的外延和升华，这使得“干田堡系列”始终呈现于表层真实的“被称为大水民校的张家堂屋”开始，崔荣德的诗歌明显发生了大的改变，他的启蒙视角，以一种特殊的民间立场揭开了长期以来裹夹在乡村上面的贫穷、愚昧、落后构成的审美外壳，而把笔触引向人之为人的本质内部“如果下辈子/继续让我当老师/如果上级主管部门/在分配工作时/继续让我选择/我就回干田堡”。他把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抗争命运的创造力延展了一个充满人性庄严的高贵生命。崔荣德这样的“高贵生命”换一句话说就是把握了人文要素的突出内涵，特一凸显了鲜明人文性作隐喻为中国乡村的发展历程提供了新的想象与阐释。诗人这一乡土情结纠缠在一起，并成为新乡土意义上的一门诗学。毫无疑问，他这一新乡土诗学已经从未被叙述过的乡土视觉被呈现出来，它冲击着当代文学史许多已经固化的美学模式与思想架构，并使我们感受到这乡土内核中所包含迄今为止尚未被发掘的“生我养我启蒙我/教我今天写诗的/用几块木料制成的张家堂屋”。在这里，我们几乎看不到乡土诗歌惯常的理性批判与问题审视的大介入、大深入骨头内质的极大勇气，也更加证明了诗人的难能可贵，它源自于崔荣德个体命运的乡土诗学，也因此饱含着血性对抗的色彩；同时它也是对“干田堡”的一个文化矫正，是诗人矫正了干田堡由文本转向人本，由拆解转向启蒙，由语言革新转向精神重建的转变，凝结着个人和时代的创痛， 它在长期以来被扭曲，至少符号化了被乡土生命还原的“干 干田堡的干/田 干田堡的田/堡 干田堡的堡/然后再让他们明确/干是由月亮堡组成的/田的近义词是银厂岩/堡的主语是熊家凹。”
崔荣德《干田堡系列诗》是一种带有越界性质的变革与尝试的新乡土写实，它意味着诗人要独自承担道德后果和乡土审美的确立之后，就如一种诗学理念和美学实践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显示出新乡土写作开放的视野和兼容并包的“干 干田堡的干/田 干田堡的田/堡 干田堡的堡/然后再让他们明确/干是由月亮堡组成的/田的近义词是银厂岩/堡的主语是熊家凹/干田堡加崔家岭/刚好就等于崔荣德。”崔荣德这样写“干田堡”，在进入乡土写实的大地深处，它不仅仅是一个有关“田的近义词是银厂岩”。它重要是包含着原始神圣故乡的相互冲突。在这里，文学与启蒙审美，乡土诗学与现实的争夺较量最为激烈。一旦它的新乡土审美被确立之后，它的历史属性就被从“干田堡/无论今后走到哪里/干田堡就是我们永远的根”。诗人在此强化的血缘之根，同时也指一种广义的宏大叙事。而这类宏大叙事以惊世骇俗的地域文化视角有力的颠覆了旧有的诗歌理念和写作模式，成为“新乡土”后最重要、影响最大的诗歌现象。它首先是从沉重的意识形态使命中摆脱了 “文学性”与“乡土中国”根本性地对立审美，因为对于诗人新乡土最根本的命题正是根文化的“干田堡就是我们永远的根”。因此，崔荣德的“干田堡系列诗”一直透视着乡村真实的刻划，但是，生活的现实本身反而成为“干田堡”现实意义中外延和升华的美学模式，在被摆脱已有的现实意义中朝着民族意识的审美内核，以及诗人精神意志的坚韧顽强等等，都显示着民间生存的深不可测与复杂的精神生成。而乡土生命之所以会如此蓬勃有力而又令人敬畏，恰恰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最大程度地昭示了民族的苦难性与伟大性的双重存在，昭示了人类的原始本能与神圣冲动之间的微妙大爱。
无疑，崔荣德诗歌的民间视角升华了超现实意义上的乡土观念，这一新乡土的神性之道在乡土中国的故乡、大地、家园、宗族等中间形态的文化价值已渐渐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一种原始审美的创造力，从而在乡土写作中实现审美的重要隐喻和民族神话的再次延续。但是，在崔荣德这里，“记住干田堡”的豪情碎片不仅仅在于宿命的力量，而在于外在的力量已被进步的乡土审美所改写一种让人震撼的力量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立体的“干田堡石头”，其实它就是活生生一个崔荣德的别称，除了坚硬不可碰，就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抗争命运的创造力，使民间生存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个充满人性庄严的崔荣德现象。
杨青雲：笔名三道快枪。河南邓州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韶关市批评家协会理事。2014年主持的范曾研究项目被北京市有关单位评为优秀人才。现为多家书画媒体机构和中央级报刊聘为高级研究员、副主编、专栏评论家等，其主要著作有《二月河评传》《范曾论》《杨启刚论》《郭思思论》《马忠现象的启示》《马新朝新论》《深圳天堂的凹陷才是底层的底》《杨青雲书法与绘画论稿》《樱花 ![]()
结》长篇小说等。现为《范曾研究》杂志执行总编。范曾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