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萨布兰卡》中,英格丽·褒曼的名字取代了片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她泪眼婆娑、楚楚可怜的形象就此定格,成为一代中国影迷心中的永恒 在那个影像贫瘠的年代,伴随着电视机里播放的《卡萨布兰卡》,英格丽·褒曼的美就像一道光,冲破黑白的世界,令国人大开眼界。今天(8 月 29 日)正值褒曼百年诞辰,谨以此专题献上我们对她的怀念。 文 | 韦伊 编辑 | 程晓筠 作为好莱坞“黄金时代”最著名的女星之一,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1915.8.29-1982.8.29)留下了数以千计的照片。如果要从中找出共同点,那就是它们的焦点大都集中在五官上:尽管当时好莱坞网罗了欧洲各国的佳丽,但来自瑞典的褒曼还是以她大气而端庄的美貌独树一帜;顶着这样一张脸,即便是出演《化身博士》(Dr. Jekylland Mr. Hyde)中放荡的女招待,给观众的感觉也是可爱大于邪恶。
而在 1961 年,她还是媒体追逐的焦点,还在为《何日君再来》(Goodbye Again)在美国遭遇恶评而糟心。这部与伊夫·蒙当(Yves Montand)合演的电影根据法国作家萨冈(Fran?oiseSagan)的小说《你喜欢勃拉姆斯吗?》改编,是典型的法国式的爱情故事,欧洲人觉得它还不错,但清教徒们不喜欢。 有记者在旧金山的新闻发布会上呛声:“你同一个你没有嫁给他的男人一起生活,接着你又找了一个能够当你的儿子的年轻情人。简直是羞耻。然后你又回到同你生活过的那个男人那里,而这个男人在这些年里一直对你不忠实,并且以后还继续不忠实。这是部什么电影啊?”这种道德观上的苛责令她难堪,不免让她回想起那段为了爱情而被好莱坞,确切地说,是被美国放逐的往事。多年以后,她还不忘把这件事记录在她的自传中。这份纠结显然与那张照片展露的豁达相悖,而她似乎始终被这种内在与外在的矛盾与冲突所支配。 从理查德· 艾维顿拍摄的这张照片中,不难看出,岁月的侵袭在46岁的英格丽·褒曼的脸上愈来愈明晰,但她的整个人有一种曾经沧海的释然 还是不谙世事的少女时,演员就是她的梦想,所以一心报考瑞典皇家戏剧学校。然而,因为过于害羞的性格,她对自己毫无信心。她在自传中回忆:“我在表演的时候所显示的那股勇气恰好同我日常的举止形成截然相反的对照,其悬殊之大令人难以置信。我大概是造物主所造出来的最腼腆怕羞的人了。”拍完第一部电影之后,皇家戏剧学校的校长就禁止还在上学的她继续接片,这个向来优柔寡断的小女生在还未被电影界认可前又毅然做出中途退学的决定。 16 岁时还在瑞典皇家戏剧学院读书的英格丽·褒曼 褒曼一定很早就认识到了自己的这种冲突,才会选择与这一特质有共性的角色。在《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中,当 Ilsa 抬眼望着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饰演的 Rick 时是那么深情款款,可她同时还爱着自己的丈夫;在《爱德华大夫》(Spellbound)中,看似柔弱的女医生 Constance 能不屈不挠地靠一己之力拯救恋人;在《美人计》(Notorious)中,一直被误会是荡妇的 Alicia 其实是能为恋人赴汤蹈火的真性情的女子;在《圣女贞德》(Joan of Arc)中,一名乡村少女却要化身为拯救整个国家的女英雄;在《火山边缘之恋》(Stromboli)中,追随爱情的 Karen 因无法适应爱人家乡的生活而不顾一切地逃离;在《六福客栈》(The Inn ofthe Sixth Happiness)中,一名女佣一心想成为给饱受战火之苦的异乡人带来安慰的传教士;在《秋日奏鸣曲》(AutumnSonata)中,闻名世界的钢琴家在女儿面前是那么彷徨无力。或许正是因为褒曼本身的矛盾性与角色的矛盾性彼此渗透、融合,才令她的这些表演不但毫无生硬感,反倒让观众觉得人性理当有如此表现。
我们只知道意大利男人都是卡萨诺瓦的后裔,却不知道在这段恋情中,先出手的是褒曼,读读她在 1948 年写给素不相识的他的第一封信:“我有幸看了您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Roma, cittàaperta)和《战火》(Paisà),甚为欣赏。倘若您需要一个会讲流利的英语、并且尚未忘记德语、法语说得还不太能让人听懂、意大利语只知道‘我爱你’的瑞典女演员的话,那么我已经准备好过来和你一起拍电影了。”这不是赤裸裸的挑逗吗?世界上最美丽、最出名的女演员纡尊降贵地向一位专拍文艺片的导演祈求一个角色,罗西里尼又怎么能不领情呢?于是,《火山边缘之恋》原定的女主角、他的女友安娜·马格纳尼(Anna Magnani)被撤换,很快又成了“前女友”。 事实上,早在与罗西里尼结缘的三年之前,褒曼已经和另一位浪子、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谈了一场短暂却激情四射的恋爱,无奈他想离战火更近以拍到更好的照片,而她却想离战火远点以拍出更多的电影。好在两人再见亦是朋友,分手后也屡屡通信。所以,对褒曼而言,离开循规蹈矩的第一任丈夫佩德·林德斯特朗姆(Petter Lindstrom)仅仅是时间问题,没有罗西里尼,也会有别人出现,毕竟那是个不缺才子的时代。 罗伯特·卡帕镜头下的英格丽·褒曼 纵观褒曼的一生,她的这种内与外的矛盾性既令她的演技精进,又让她备尝爱情,但也令她的名声蒙尘。然而,对于大多数喜欢她的中国观众而言,她的那些所谓丑闻似乎是不存在的。因为在那个影像贫瘠的年代,伴随着电视机里播放的《卡萨布兰卡》(那时的译名还是富有地摊小说况味的《北非谍影》),她的美就像黑白世界里投射出的一道光令国人大开眼界。于是,英格丽·褒曼的名字取代了片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她泪眼婆娑、楚楚可怜的形象就此定格,成为一代中国影迷心中的永恒。也正因为如此,在她诞辰 100 周年之际,我们不得不献上纪念。
“瑞典人更反感她跟一个意大利佬跑了” 为纪念英格丽·褒曼诞辰 100 周年,在今年上海电影节前夕,上海电影博物馆与瑞典驻沪领事馆合作举办了“英格丽·褒曼纪念展”。在此期间,专事研究褒曼的瑞典电影学者克努特森女士(UlrikaKnutson)还应邀来沪举办讲座,《外滩画报》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专事研究英格丽·褒曼的瑞典电影学者克努特森女士 B=《外滩画报》 B:在你看来,英格丽·褒曼靠什么魅力俘获观众?
与罗西里尼,以及两人的三个孩子在一起 B:他们两人在一起的那段时间也拍了不少电影,比如《火山边缘之恋》、《一九五一年的欧洲》(Europa '51)、《游览意大利》(Viaggio inItalia)等,但这些电影的知名度似乎都比不上她在美国拍的。
第二点,这也和褒曼的表演风格有关。毕竟她在好莱坞拍了那么多年戏,难免深受影响。她之所以去了意大利,除了被罗西里尼迷住以外,也是因为她想换一个新环境,接受新的挑战。然而,她可能并没有摸准正确的方向。在我个人看来,她之前受的全是好莱坞式的表演训练,但当她到了意大利后,却没有接受另一种表演训练,毕竟两个地方的电影是两种不同的风格。 第三,很少有意大利电影,确切地说,很少有欧洲电影会像好莱坞电影那样大获成功。在那个年头,意大利的确出了不少好电影,比如《偷自行车的人》(Ladri dibiciclette)、《洛可兄弟》(Rocco e i suoifratelli)、《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等,虽然这些电影都被归入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但它们跟罗西里尼的作品又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如果英格丽·褒曼去演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片子或许更合适。 B:如果说跟褒曼最合拍的导演不是罗西里尼的话,那就非希区柯克莫属。她出演了他的《爱德华大夫》、《美人计》、《历劫佳人》(UnderCapricorn)。后来,当他从她手中接过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奖杯时,她还称他为“可爱的天才”。然而,当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她似乎并不喜欢他。有趣的是,她和另一位大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关系也与此类似:虽然是朋友也彼此仰慕,但在一起工作却总免不了争执。伯格曼曾在他的《伯格曼论电影》(Bilder)一书里提过,在拍《秋日奏鸣曲》时,觉得褒曼很难交流。
或许,某些时候他很爱慕她,但她一定拒绝了,而且成功地跟他维持着朋友的关系。作为一名专业演员,她一定清楚希区柯克是了不起的导演,对她的事业很有帮助。所以在我看来,她喜欢跟他一起拍电影,但不喜欢跟他调情,不过她依靠她的智慧总是能够很好地应付这些事。
我想我们对于伯格曼写的故事不用太当真,只需要把这当成是一位电影天才讲述传奇的一种技巧。你懂我是什么意思吧?别误会,我跟其他人一样仰慕伯格曼,在我当记者时,还曾采访过他几次,可惜当时没有向他求证他书里写的关于褒曼的事是不是真的。如果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他很可能会一笑置之吧。 1948 年,英格丽·褒曼和希区柯克在一起 B:这次你带来的关于英格丽·褒曼的讲座的主题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偶像”,所以在你看来,她本人就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吗? K:我更愿意称她为“前女权主义者”(pre-feminist),因为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她敢于主动争取角色,会积极跟导演沟通,从不让别人设计她要走的路。同时,我也认为她把一些女权主义的观点放到了她演的角色里,比如《爱德华大夫》里的女医生。 我们不妨想想同时代还有哪些女星也是女权主义的先驱,有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还有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但她们扮演的角色本身就是当时的独立女性,而褒曼演的往往是富有戏剧性的、罗曼蒂克的电影。
和英格玛·伯格曼一起拍《秋日奏鸣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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