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父亲1959年从古巴寄回来的邮柬。 文、图 | 雷竞璇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名誉研究员） 2010年的冬天，我到了古巴，第一次踏足这片遥远得仿如在天尽头的土地，出发前内心很不平静，惴度着：我祖父和我父亲还会有什么痕迹留在那里吗？ 我们台山人出洋谋生的传统相当悠长，祖父追随先辈，远赴古巴。他何时前去，我不知道，到了想要追查时，已经无从问起，长辈们都仙逝了。至于父亲，他是在家乡结婚并生下我们兄弟三人之后，经祖父在古巴安排，1954年秋天去的。之后我们兄弟在祖母、母亲带领下，先后来到香港定居。为何当时没有追随祖父、父亲去古巴，我不知道，现在也无法追问。到了1959年，祖父、父亲一起从古巴来香港，两人不会说广州话，也不会听和说英语。这时候祖母、母亲和我们兄弟在香港已经生活了三四年。 记忆中，他们两人当年的“回乡”很风光，穿体面的西装，亲戚川流到访，他们送上一盒又一盒的雪茄烟，都是长方形的木盒，很讲究，然后在旺角一座新落成的大厦买下一个单位，一家人高高兴兴搬进去。不过，就在这一年，古巴革命成功，卡斯特罗上台，政府更换。祖父由于已经年近七旬，就留在香港，没有回转古巴；父亲则匆匆赶回去，自此之后，家里的气氛完全变了样。 祖父是1966年在香港逝世的，这一年我中学二年级。由于他从外国回来，我遇到不懂得读的英文字时，会向他请教，但他发出来的音，我老是感到有点奇怪，后来才弄明白，他说的是西班牙音。他有个洋名，叫José，非常西班牙。留在我脑海里的印象，是他不时夸耀哈瓦那，说那里的唐人街全美洲最大最漂亮最繁华。 至于父亲，回去古巴之后，无法脱身，在当地待了六年，最后我们从香港汇钱给他买机票，经欧洲绕了大半个地球回到香港，身上分文全无，父子两代在古巴的努力，化为乌有。这是1966年的事情，祖父在他回家之前几个月病逝。之后的一年，香港有大暴动，再过一年，父亲逝世，患的是肺癌。我估计，他回到香港之后心情抑郁，加上在古巴养成的吸烟习惯，47岁就死掉了。他也有个洋名，叫Julio，相当于英文的July，即“七月”，也是常见的西班牙名字。这一年我读中学四年级。我和祖父、父亲相处的时间不长，两人对我来说都陌生。 此后，母亲总是不愿意提到古巴，偶然说及，也会伴随连声叹息，这显然是一页伤心史。2004年，母亲去世后，我整理她的遗物，找到一批信，捆绑成一扎，绝大部分是现在已没有人再用的邮柬，是父亲历年从古巴寄回来的，近二百封。我陆续读了，震动说不上，但感到丝丝哀愁。 其中一封是祖父从古巴寄回来的，很特别，用铅笔写在一张单行纸上。字写得倒也畅顺，看来祖父有勤于动笔的习惯。由于信封没有保存，写于何年，无法确定。 这是祖父遗留下来的惟一墨迹。祖母是文盲，不会认字，靠每日从日历牌上撕下一页，才知道日子。也许由于这原因，祖父很少写信回家。从前听长辈说，祖父本来是在美国加州谋生的，当厨师，回过家乡，再回转加州时，不让他入境，他于是改去了古巴。这事现在当然无法查考，但加州有长长的排华历史，说来也不是没有可能。 信是旧式写法，没有标点符号，我现在加上，将全文移录如下，错别字不改动，幸好不算多。内里有两个字我认不出来，用问号标示，也不影响理解。信里头的“金瑞”是祖母的名字，“炳勋”是父亲，“维礼”是祖父。全信如下：
祖父出洋，和当时大多数华侨一样，只身前往，不带家眷，长期漂泊海外，难得回乡，夫妻分隔，结果只有我父亲一个孩子，和国人向往的儿孙满堂绝缘。他离开故乡时，中国是纷纷乱乱，自己前途茫茫，归期难卜。但和他同期出洋谋生的华人相比，我看他还算是幸运的，得以落叶归根。近年我到古巴，接触过还留在当地的老华侨，不少孑然一身，无家可回。至于放置在哈瓦那华侨坟场地下室中一匣又一匣的骨灰，就更不必说了。 母亲虽然读过书，但识字不多，又一直为糊口而奔波，写信给父亲，多数是她口述我笔录，或者她说了大意我随意发挥。读父亲这些来信或回信，引起我不少回忆。在这些信里，我找到他在古巴的地址，读到不同的人物和各样的事情，有些我知道一点，有些茫无头绪。于是，我兴起了到古巴去一下的念头。然后就去了，在2010年年底。 结果呢？近乎一无所获，毕竟过了这么多年。在哈瓦那接触到的十多位老华侨，只有一位见过而且记得我父亲，他是我们的同乡，姓邝。他又特意找出一本纪念册，1958年出版，庆贺宗亲会在哈瓦那的大楼落成，里头有我祖父和父亲的名字，两人都捐了钱助建。此外，在中华总会馆的会员档案里，我找到父亲当年的登记记录。能找到的，就这么一些痕迹。 去古巴前，为了准备，我读了点书，了解一下古巴华侨的历史，知道这是非常沉痛的一页。祖父和父亲到古巴谋生时，正是古巴华侨最好景的日子。但我到达古巴时，看到哈瓦那唐人街残破颓败，华侨都垂垂老矣，从黄金时代的数万人，到如今只剩下150人左右，处境坎坷，是另一页伤心史。 2013年1月和12月，我又去了两次古巴，每次逗留一个月，访谈了约40位老华侨，将他们的记忆部分保留下来。也因为这几次接触，外加读了些书刊，增加了对古巴的认识，知道前辈们曾在那里闯出一片天地，也免不了遭遇挫折和不幸。
中国人最早到达美洲，比较确凿的记载，是在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群岛之后，乘坐西班牙的大帆船从菲律宾出发前去的，最先到达今日的墨西哥西岸，是被强迫或者被征召当水手、仆役而去，时为16世纪末。不过，这批中国人数目不多，有关记载也相当零碎。 直到1847年也就是道光二十七年，中国人移居美洲的历史才正式登场。这一年有两艘船从厦门出发，向西行驶，经印度洋、大西洋航抵古巴，运去600多名中国人，是被“卖猪仔”送去当苦力的，这正是美洲大陆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时期。之后，情况有如滚雪球，华工被大量贩运出洋，一年比一年多，招募和运载华工成了当时的大生意，利润很高。这些中国人到了美洲，就被驱赶到矿场、铁路、种植园工作，和奴隶没有分别，待遇恶劣，生活悲惨，死伤枕藉。19世纪后半期被贩运到美洲的中国人，数目在25万至30万之间，以古巴、秘鲁两地人数最多，这些华工后来能够活着回到家乡的，千中无一，是一段非常可怕的历史。 自此之后，中国人就一直在古巴，未尝中断。当美国厉行排华时，加州等地的中国人又移居过来，于是，古巴形成了美洲大陆最庞大的华人群体。上世纪的30年代至50年代，是古巴华侨社会的黄金时期，人数好几万，分享了当时古巴的繁荣。然后，1959年卡斯特罗的革命之后，商铺国有化，生活愈来愈不容易，华人社会迅速萎缩，到如今，已经落入近乎消失的境地。不过，毕竟有超过百年的积累，通过婚姻，古巴人口中的华裔血统还是显著：1100万古巴人中，百分之一有中国血统，即约10万人。我在古巴时，在路上有人主动向我招呼，很友善，看样子是个黑人，但他说他母亲有中国血统，见到我这个中国人，很想攀谈一下。 历史如此悠长而人数又不少，经过长期接触，古巴人对中国人形成什么样的印象呢？我没有做过系统考察，只想到这在当地人的日常用语中，应该有些线索，于是稍为注意。 古巴用语中，提及中国人最常听到的一句是“tener un chino atrás”，字面意思是有个中国人跟在或站在后面，实际所指，是遇到了坏运气。例如你想去看一部电影，到了电影院却发现门票已经卖完了，就可以借这句话宣泄一下；又或者去乘公共汽车，到车站时发觉车已满座，再也挤不上去，也可以用这句话表达失望之情。这大致是因为中国人在古巴什么工作都愿意干，不会计较，事事抢先，渐渐令古巴人感到总是争不过中国人，遇到中国人会吃亏，自叹倒霉了。 另一句流行的是“eso no lo cura ni el médico chino”，意思是这种病连中国医生也治不了，即无药可救。19世纪贩运华工到古巴的时期，海上航程一般三四个月，船只要配备医生。于是，中医很早便伴随远洋船只到达古巴，部分留下来在当地行医，形成了不少真假难分的传说。此外，我估计中国医术的神秘感，以及古巴的非洲裔人崇尚巫术，和这句话的出现应该也有关系。中国医术和医生能够引来如此正面的联想，也不是坏事。 华人在古巴虽然有160多年历史，但他们没有祠堂、佛寺或道观，求神问卜的主要对象是关公，这和其他地方的华侨社群颇不一样。在哈瓦那华区，关公厅有两个，一在中华总会馆，一在龙岗总会的大楼内，我都仔细考察过。中华总会馆的关公厅内，像前有一个铜香炉，据上面的镂刻，是光绪十九年广州铸造的，相信香炉连同关公雕像是一起在当年由中国运来古巴的。
古巴华侨拜关公，有特殊背景。最早被贩运到这里当苦力的“猪仔”，死亡率高，伤病亦多，能够在这残酷环境中存活下来，要靠互相扶持，靠生死与共的勇气与义气，于是，对他们来说，拜关公比拜佛祖、拜吕祖来得合适。 相应的也有在地因素。古巴是西班牙属地，主要信奉天主教，对其他信仰打压很厉害。最早在高压下谋求出路的是非洲黑奴，19世纪中期时他们的人数超过50万，比白人还多。这些黑奴多数来自西非洲，崇拜形形色色的神，但在奴隶主的禁制下，无法公开进行礼拜，于是他们聪明地将自己的神和天主教的圣人挂起钩来，逐渐形成了一套混杂而庞大的体系。在这众多神中，有一位名叫Changó，红脸，手持斧头，脾气暴躁，好战斗。早期的“猪仔”华工，跟在黑奴后面一起拜，将之当做关公，后来华工的人力物力增强了，才得以公开地拜关公。现在，古巴人也来敬拜，而且称赞关公很灵验。他们将关公呼作San Fan Con，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San相当西班牙文的“圣”，Con即“公”，但中间的Fan无法和“关”对应，究竟此洋名如何出现，无从知晓。 现今世界上还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已经为数不多，古巴是其中之一。 今日的古巴，还实施配给制，而且相当全面，各种生活必需品凭配给证购买，数量当然有硬性规定，供应又不稳定，但胜在价格低廉。古巴的基本工资是每月240比索，约合9美元，少得可怜，但由于物价便宜，民众的温饱不是问题。我看过家庭配给的小册子，当中除了柴米油盐等，还有肉类、海产、肥皂、咖啡以至香烟。不过，由配给买到的东西质量都差劣，要找好一点的物品，就要靠黑市。黑市在古巴非常发达，虽然政府也管得严。 古巴革命之后，先是推行土地改革，将耕地分配给农民，跟着进行企业国有化，将原本由美国资本控制的公司收回来。最后一波国有化在1968年推行，一口气将余下5800多个中小企业收归国有，华侨原本经营的杂货店餐厅洗衣馆等，就在此时全部被充公。从此，古巴再无私人企业、私人资本，法律也禁止雇佣关系。于是，全国只有政府这个老板，薪金实行等级制，差别很有限。这样的国营体制，效率低落、官僚颟顸、生产落后、物资贫乏，在所难免，但好处是没有什么贫富差别，社会相当平等。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了几十年，直到苏联解体，才无以为继，古巴不得不尝试改革。 以我所见，古巴社会主义有两项大成就：一是教育，二是医疗。古巴革命完成后，马上进行扫盲，不出几年全国人人识字，同时大力发展教育，小中大学全部免费。古巴大学生占人口的比例，在世界上排名很高，高等教育的水平也不错。我第二次到古巴时，遇上从前在法国读书的同学，他现在是波尔多大学的副校长，刚巧到古巴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趁机向他了解一下古巴高等教育和研究的情况。古巴由于读书人多，社会的文化艺术气氛活跃，对精神生活有相当的追求，音乐、绘画、舞蹈等方面出了不少国际知名的人才。至于医疗，国民全部免费享用，体制健全，人口1100万的古巴，有医生7万多名，而整个非洲大陆，才不过5万名。 苏联解体后，古巴另谋经济出路，方法之一是输出教师、医生和护士，现在每年输出约2万名。中南美洲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的教育和医疗，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古巴人才，古巴也由此获得急需的外汇和石油等稀缺物资。不过，凡事都有利必有弊。教育普及，也为古巴带来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问题。我碰到过一些出租车司机，竟然都大学毕业，修读过法律、医学等学位，因为工作安排不上，只好开汽车。 古巴的人口构成以西班牙裔为主，有拉丁民族乐天开朗的性格，黑人所占比例亦高，于是又混合了非洲气息，直率自然，易于满足，兼且位处热带，阳光充沛。在这样的基础上搞社会主义，自然和我们中国的一套大不一样，不怎样严肃紧张。要我简单地形容古巴的社会主义面貌，我会用“贫乏、平等、健康、笑容”四个词语。物资的确是贫乏，吃得尤其不好，但民众的日子过得还可以，心情也不抑郁，有音乐有舞蹈有好天气和好酒，依然快活。至于将来，也许是另一幅景象。 古巴革命发生在1959年，半个多世纪过去，现在掌权的，还是领导当年革命的卡斯特罗兄弟。革命领袖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古巴将如何变化呢？很多人拭目以待。尤其是美国，奥巴马现在要和古巴改善关系，底下盘算的是什么，大家心知肚明。古巴和这个隔海相峙的世界警察对抗了几十年，今后还能撑得下去吗？
其实近20年来，古巴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寻找出路，只不过和中国相比，变得很缓慢也很谨慎。 古巴本来是美国的半殖民地，卡斯特罗搞革命，反抗美国控制是主调，推行社会主义和靠向苏联，是后来的事，特别是1962年的导弹危机之后。有了苏联这样的大块头做后台，古巴在美国的种种打压下，日子也不难过，凭着蔗糖、烟草、咖啡这三大产品出口到苏联和东欧，加上一些补贴，就换回全国生活的必需品，可以无后顾之忧地搞社会主义。 1991年，苏联瓦解东欧变天，古巴马上进入非常时期，对外贸易一下子减少近八成，国内连粮食也出现严重短缺。古巴不得不另谋出路，于是参考中国，两国关系迅速改善。 以前古巴国民拥有外币是大罪，但为了获得外汇，古巴1993年开始准许甚至鼓励使用美元，之后学习中国，发行外币代用券，变成了货币双轨制。以前对外封闭不欢迎游客到临的政策彻底改变，大力发展旅游业。游客到古巴，要先将外币换成代用券，现在每年280多万游客，为古巴带来可观的外汇收入。政府由于财政困难，也就学习中国搞工人“下岗”。古巴没有民营企业，工人“下岗”就只能转作个体户，政府于是划定理发、园艺、水电维修等几十个行业，发出牌照，准许个人经营。古巴法律本来禁止人聘请人的雇佣关系，近年也开始松动，准许私人和企业聘用数量不多的雇员。 这些改变都会动摇其固有的社会体制，古巴实施起来相当谨慎，20年下来，变化还是有限，和中国的大刀阔斧不能相比。不过，有了这些改革，社会气氛也就相应变化，民间的贫富差距开始明显，大家对外币代用券趋之若鹜，黑市交易更加活跃。美国当然也看到这变化，要和古巴改善关系。要知道，光在美国定居的古巴侨民就超过200万，他们大多殷切期待古巴政治变天，如果有一天他们能够涌返古巴，冲击之大，可以想见。
古巴和美国之间，力量太悬殊，古巴撑了这么久，已经是个奇迹。从1959年算起，美国换了11位总统，卡斯特罗兄弟却依然故我，往后的变化，难以乐观。很多人现在赶着到古巴旅行和参观，就是担心这变化快要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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