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鞅变法再审视
郑连根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有名的变法，它严重打击了秦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旧贵族），使秦国迅速强大了起来。但商鞅本人及他的变法也有很多弱点，有的甚至关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理念。因此，今天重新审视商鞅变法的内容及“商鞅型人格”的致命缺憾，对当下的改革者和改革路径的选择或许大有警示意义。
商鞅的两次变法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他痛感于“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决定招揽人才，启动改革，以恢复春秋时期秦穆公曾经开创的霸业。他下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地。”商鞅就是充着这个求贤令开出的诱人条件才前往秦国“应聘”的。商鞅变法最后也确实使秦国一跃成为各诸侯中实力最强的国家。
那么，商鞅变法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呢？
商鞅的第一次变法共有四项内容。其一，编制户籍，实行什伍连坐法。商鞅将秦国百姓五家编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使之互相监督、告发，“发动群众斗群众”。这项措施是为了严密控制百姓，加强国家的管控能力。国家的管控能力增强了，征兵、征税、征徭役才高效。为达到目的，商鞅用严酷的刑罚来为自己的变法“保驾护航”，规定“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用这么严酷的手段鼓励百姓互相告发，其实质早已不是“人民专政”，而是“专政人民”，当然，这种开足国家专政机器的做法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家的集权能力，形成“全国一盘棋”、“全民拧成一股绳”的强劲发展态势。
其二，奖励耕织，抑制商业，鼓励家庭小型化。商鞅变法鼓励秦国百姓努力耕种，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农户，可以免除其徭役。经商之人及懒惰致贫者，国家就连其妻子儿女都罚没为官奴。同时还规定，一个家庭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别立户，否则就“倍其赋”，增加一倍的赋税。“重农”是因为农民对土地依赖性强，不能随便迁徙，他们的财产国家很容易抽税。还有，秦国荒地多，鼓励百姓垦荒种地，发展农业生产，粮食生产增多后，国家就有能力组建强大的军队；“抑商”是因为商人四处游走，居无定所，国家监管起来不方便，且商人在战时对国家的忠诚度也远远低于农民。力促家庭小型化，可使每个人对家族的依赖度降低，转而投靠国家。
其三，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如果说前两条的主旨是“富国”的话，这一条的用意便是“强兵”。秦国人不是勇于争斗嘛，好，请你们去为国家争斗，不要互相之间掐了。商鞅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这里的“率”就是指所立军功的大小标准，立了军功的人，就按军功大小赏赐爵位；你要私斗，就按照你犯法的轻重程度惩罚你。一正一反，差别太大，一比较，秦国人当然愿意把劲儿往战场上使了。当时，秦国的爵位分为二十级，斩获敌人一颗首级，可获赐爵一级，获赏田一顷，宅地九亩，还可获得一个没有爵位的农民（称为“庶子”）为其服役。“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军功的赏赐如此丰厚，秦国士兵的战斗积极性大大地调动了起来，后来秦国的军队被成为“虎狼之师”，这与秦国的军功换爵位的制度是大有关系的。
其四，废除宗室贵族的世卿世禄制。这是打击旧贵族的特权，商鞅规定“宗室非有军功，不得为属籍”，哪怕你是皇室成员，如果没有军功，就把你从皇室成员的名单上删除。被宗室除名之后，原来享有的田宅、臣妾、车马等待遇自然也就没有了。你想靠着自己高贵的身份就不立军功，那就把你的贵族身份都剥夺。任何社会都提倡“不吃老本立新功”，可商鞅的做法是“不让吃老本，逼着你立新功”。旧贵族享受很多特权，现在突然说必须立军功，没军功连贵族身份都保不住。这么一来，你想那对贵族阶层的冲击多么大。秦国旧贵族之所以恨商鞅恨得牙根痒，主要原因就是商鞅变法极大地打击了他们的特权，动了他们的奶酪。
任何改革，只要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他们必然群起反对、阻挠。商鞅变法自然也不例外。旧贵族抬出太子来给商鞅出难题，让太子犯法，看你商鞅怎么办？商鞅非常狠，太子也不姑息，不能对太子施刑，我就拿太子的两个老师问罪，“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割掉了公子虔的鼻子，在公孙贾的脸上刺了字。对太子的老师都这么狠，可见商鞅是多么地天不怕地不怕。甚至，他还故意杀人立威，在渭水河畔，商鞅主持行刑，一次就杀掉了七百多人，渭河的水面都被鲜血染红了。这七百多人，真正破坏新法的只是少数，大部分都是被“连坐法”抓来的罪犯亲属。用这么严酷的手段推行新法，“秦人皆趋令”——反对新法就掉脑袋，大家当然得服从了。
由于动用一切手段来为变法开路，商鞅变法的成效也迅速就显现出来了。“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自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专制体制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在此得到了充分验证，举国动员，“全民一盘棋”，效率确实高。事实上，在商鞅变法实行三年后，秦国就开始了对魏国的复仇之战。以前秦魏之间的战争，战况是“一边倒”——秦军根本不是魏军的对手。商鞅变法之后，秦军的战斗力迅速提升，秦军连续在河西地区向魏军发动攻击，多次击败魏军。最后，秦国不但收复了原来被魏国侵占过去的河西之地，而且商鞅还亲自带兵围攻了魏国的都城安邑（今山西省夏县），逼得魏惠王不得不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攻下安邑之后，秦孝公封给商鞅“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此时的商鞅春风得意，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公元前350年，已经富强起来的秦国决定把都城从栎阳（今天陕西富平县）迁到咸阳。借迁都之机，商鞅又进行了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
其一，“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一条彻底切断了旧贵族的经济命脉，井田废了，奴隶主的旧庄园就不能维持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了，勤劳的自耕农就可以把破产贵族的土地买到自己名下，有了翻身当地主的机会。
其二，普遍推行郡县制，“集小都、乡、邑聚为县”，把各种小城市、小乡镇、小村落合并成县。秦国共设41个县，县的长官是县令，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免，这样就把地方的控制权牢牢地抓在国君的手里。
其三，推行统一的国家授田制和赋税制度。原来秦国各地的田亩标准不统一，赋税标准也不统一，各地贵族“各弹各的调儿”，商鞅要建立的是中央集权的强势政府，哪能让地方各行其是？于是，田亩全收归国有，然后再按商鞅制定的新标准，国家给每个农夫“授田”一百亩，赋税也根据土地的贫瘠情况制定统一征收，农夫为国家交纳的赋税也非常“均平”。这项措施一箭三雕：增加了农民实际拥有耕地的数量，确保了税赋的公平公正，还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
其四，统一度量衡。这是为了确保国家有统一的税收标准，也使商业税的征收制度化、合理化。
其五，极大压缩百姓的个人空间，实行“愚民”统治。商鞅变法明令“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禁游宦之民”，就是说你没事读书诵诗也不行，朋友之间频繁交往也不行，做个背包客，游览一下祖国的名山大川、顺便结识一下各地的同道人，更是不行。为啥？在商鞅看来，你饱读诗书就会变聪明，聪明了就会思想，一思想就觉得国家的一些做法乃至法律并不完善，于是就可能对国家政策心怀不满。这显然不利于国家的控制，所以，就把诗书都给烧了，老百姓要学习就学我商鞅制定的法律和政策法规吧。把法规政策都滥熟于胸并且照着做了，你就是秦国的模范百姓。老百姓还发展什么私人友谊呀，你们之间交情深厚了，还怎么互相监督、告发呀？你们不相互监督、告发，国家管控百姓的效力岂不大打折扣？“游宦”当然更不行了，到处旅游，走动，你们老百姓倒是很爽，可国家一旦征税、征兵什么的到哪找你们去？所以对不起，你们就给我老实在家待着吧。不打仗的时候就努力种地，打仗的时候就上战场立军功。甚至，商鞅还禁止成年父子“同室”，成年父子还同处一个屋檐下，不分家另过，慢慢就会形成家族，家族一大，国家管控起来也有难度。再者，父子住在一个屋檐下，也不利于彼此监督、告发。
可以说，商鞅第二次变法是对第一次变法的进一步深化。经过商鞅的两次变法，秦国的社会结构和国家实力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一盘散沙的秦国现在被整合为一个巨大的机器——战争机器。国君对官员和百姓的控制力空前加强，大家都成了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部件。秦国百姓的自由和个人空间被大大压缩，他们不敢乱说乱动，只干两件事最保险：种田和参军打仗。这就是商鞅想要的结果。商鞅变法的目的就是要集中全国的力量干这两件事，因为这两件事最有利于秦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甚至还可以说，秦国百姓努力种田也是为了将来打仗，打大仗。国家的战略储备粮多，赢得战争的几率就大；国家能最低成本最快速地将百姓转化为战士，其战时动员能力就比别人强大；国家对军功的奖励大，战士的作战积极性和战斗力也就提高得快。可以说，商鞅变法将上述因素全都发挥到了那个时代的极致。所以，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迅速强大起来，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盛的国家。后来，商鞅本人虽然被车裂，但他所推行的变法措施并没有被废止，此后的秦国依然沿着商鞅变法的路线向前发展。后来，秦国一家独大，并最终统一了六国，这都与商鞅变法密不可分。
赵良的预言
商鞅虽然让秦国强大了起来，可他个人的命运却很悲剧。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王继位。这个秦惠王就是当年与商鞅结下梁子的太子驷，当年，商鞅用酷刑惩罚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这等于当众羞辱太子。现在，太子当上国君了，商鞅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公子虔的门徒告发商鞅谋反，秦惠王遂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边关，欲住旅店，旅店主人不知他是商鞅，但见他未带凭证，就对他说：“商君之法，舍人而无验者坐之。”意思是，商鞅同志制定的法律有规定，如果我敢留宿不带政府部门所开介绍信的客人，我就要被连坐治罪。你没带政府部门开的住宿介绍信，我不能让你住宿。此时，商鞅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自己制定的严酷法令最终害了自己，这就是典型的作法自毙。
秦国待不下去，商鞅想逃到魏国去。可是，魏国因他曾用欺诈手段生擒过公子卬而拒绝他入境。原来，商鞅带兵攻打魏国时，公子卬曾带兵与商鞅对阵。两人此前是熟人，商鞅遂约公子卬见面叙旧，公子卬赴约。商鞅埋伏武士活捉了公子卬。商鞅这事干得不地道，得罪了魏国。现在，他只能自食其恶果了。魏国不但不接纳他，还不让他逃往他国，而是把他“内秦”，等于把他引渡回秦国了。商鞅被迫回秦国，潜回自己的封邑商地，发兵叛乱。你一叛乱，正好证实了“谋反”的谣言。秦惠王派兵攻打商鞅，商鞅兵败被杀，“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同时诛灭了商鞅全族。
至此，战国时期最有名的变法者身首异处。留给后人，是长久的喟叹和深深的思考。
让秦国强大起来的第一功臣，其结局为什么竟这么悲惨？商鞅本人及其变法的功过是非，又到底该如何评说？
实际上，商鞅的悲剧绝不是偶然的。就在商鞅志得意满、权焰熏天之际，就有人看出了商鞅的危机。这个人就是商鞅的朋友赵良。
变法之后，秦国实力大增、开疆辟图，商鞅本人的权势也随之达到了巅峰。他得意洋洋，对赵良说：“秦国本来都被视为‘蛮夷’，是绝对的落后国家，我一番励精图治的改革之后，面貌焕然一新，‘大筑冀阙，营如鲁卫’，修建的宫殿华丽得就像鲁卫这些中原国家的建筑一样漂亮。‘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你看我治理秦国的成就，与五羖大夫百里奚比，谁更厉害？”“五羖大夫”百里奚是春秋时期辅佐秦穆公成就霸业的贤相（因他是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换来的，所以称为“五羖大夫”），商鞅拿自己与秦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贤相比，其志得意满之情溢于言表。
没想到，赵良当面给他泼了一瓢冷水。
赵良说，人家百里奚是楚国一个普通百姓，听说秦穆公是贤君想拜见，但连来秦国的路费都没有，靠着给人打零工赚钱才来到秦国，到了秦国还靠给别人养牛为生。秦穆公知道他有贤德之后才提拔他，让他辅佐治国。他治理秦国七八年，秦国就强大了，“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更关键的是，人家百里奚相秦，“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于后世”，生活极其简朴，道德水平也极高。百里奚去世的时候，“秦国男女流涕”，大家都异常悲痛，“童子不歌谣”，就连小孩子都不唱歌了，“舂者不相杵”，舂米的人也停下工作，因为舂米的声音与悲伤的气氛不吻合。人家百里奚的德行达到这样的高度。
可是您呢？您是靠贿赂、巴结宠臣景监才得以亲近秦孝公的，这不是成名的正道；您治理国家对百姓并不关心，光顾着修建豪华的宫殿城阙，这不能算是真正的政绩；您利用严刑酷法来排斥异己，割掉太子老师公子虔的鼻子，以此来压制不同的声音，这不是执法，而是“积怨畜祸”；道德对百姓的感化比官府的命令更能深入人心，百民效仿长官的清廉正直比遵循官员的三令五申更为有效，可是您却排斥道德，靠权力强制推行政令，这不是教化百姓的正确方法；您还炫耀权势，天天把秦国的贵公子投入监狱，无礼地欺凌他们。您的这些做法都不太得体，不是让自己能获得平安长寿的做法。
还有，公子虔被割掉鼻子已经闭门不出八年了，你不但不知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杀掉祝欢，还在公孙贾脸上刺字。诗经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这几桩事，您做得都不得人心；您出行的时候，后面随从着几十辆车子，车子上是全副武装的士兵，车子旁边还有手持矛戟的卫士。这几样安保措施，只要少了一项，您都不出门。《尚书》上说：“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您现在的危险处境就像早上被太阳照晒的露珠一样，您还想着延年益寿吗？
如果您肯听我的话，那您就赶快放弃权力，归还您的十五座封邑，归隐乡间去浇灌菜园，这样或许可以使您稍微安全一点。如果您还贪图富贵，不肯放弃权位，那么，一旦秦孝公去世，新的国君难道不逮捕您吗？您灭亡的日子“可翘足而待”，很快就来了。
应该说，赵良对商鞅的这番话句句说到了要害上，可惜的是，“商君弗从”，商鞅没听进去——权焰熏天之际，人们爱听的都是拍马屁的话，这样的逆耳忠言又有几人能听得进去呢？何况，让一心追求富贵功名的商鞅放弃国相的高位，这不等于用刀子割他的肉吗？他怎么会舍得呢？
商鞅不听没关系，历史证明赵良的话是对的。赵良这番话说完五个月之后，“秦孝公卒，太子立”，靠山秦孝公死后，商鞅随之就被清算了。
“商鞅型人格”与商鞅变法再审视
商鞅被车裂，固然是因为他的变法动了秦国旧贵族的奶酪，尤其是得罪了太子驷（就是后来的秦惠王）。可实际上，商鞅推行变法的手段过于严酷，堪称“暴政”，他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想要杀掉商鞅的，又岂止是秦惠王一人？
关于商鞅变法的成败得失，西汉刘向在《新序》一书中有比较公允的评价，他充分肯定了商鞅对于秦国有富国强兵之功，同时也指出了商鞅败亡的原因：“对外无诚信，对内无恩信。”“对外无诚信”的典型事例就是他诈盟背信生擒魏公子卬一事，“对内无恩信”则指他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全凭酷烈手段杀人立威，还把整个秦国社会搞得人情浇薄、人心大坏。因此，商鞅最后被车裂，用“作法自毙”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商鞅实行变法，除了打击秦国旧贵族外，对道德文化乃至朴素的家庭亲情也是一次绝大的破坏。他动的可不只是旧贵族的奶酪，还把普通百姓的个人空间和道德情感都给大大地挤压、破坏了。汉代的贾谊曾在《新书·时变篇》中这样阐述商鞅变法对秦人风俗的影响——
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假父耰锄杖帚，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虑有讯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悦，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虑非有伦理也，亦不同禽兽仅焉耳。
父子亲情、家庭温暖都被商鞅变法给破坏了，儿子长大了一定要分家，这也就罢了，老爸、老妈到儿子家借个锄头、扫帚之类的都不愿意借，婆媳之间，一言不和，立马反目成仇。人情冷漠到这地步，怎么可以？
商鞅变法摧毁大家族，让成年父子必须分家，还鼓励百姓之间互相监督、告发，这些做法不是教人释放善意、彼此信任、守望相助，而让人互相堤防、互相算计、互相告发!这种“发动群众斗群众”的变法，摧毁了人间温情，使人心大坏，“人与人之间完全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说到底，商鞅变法的本质性错误就在于他把人只当作秦国“富国强兵”的工具，而根本没考虑人所必须拥有的基本权利，比如父子亲情、迁徙自由、个人尊严等等。
司马迁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商鞅确实是一个刻薄寡恩之人，这在他变法和执法过程中都有体现。商鞅变法从一开始就将老百姓完全排除在外了，他对秦孝公说：“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意思是，不可与老百姓一块谋划变法，只要让他们享受变法的成果就可以了。要达到最高的道德，不必迁就百姓的风俗，要完成大功业的人也不要与众人一块谋划。这话说得很明白，商鞅变法，玩的就是彻彻底底的“顶层设计”，一点不让老百姓参与，不要你们出谋划策，当然更不要你们说东道西，你们要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地“听话”——听话就够了。这不就是典型的愚民统治吗？
一场变法也好，一项改革也罢，如果只是从政府和领导者的本位出发，而不是从国民的本位出发，只是把国民当作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那么，绝大多数老百姓就无法从这样的变法或改革得到真正的幸福。即便这样的变法或改革成功了，多数国民被动的、配角的身份仍然不会改变，他们的命运也依然要让少数人来掌控。
商鞅变法从一开始就取消了民众的参与权，这已然犯下了严重的“初始错误”。更可怕的是，在变法实施的过程中，商鞅还一再强化他的“刻薄”和严酷。变法之初，百姓不信任商鞅，他就立木赏金。立一根长木在都城南门，说谁能把这根木头给搬到北门，就给“十金”，钱这么好赚，老百姓都不相信。于是他层层加码。当酬劳增加到“五十金”的时候，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将这个木头从南门扛到了北门，这个人立马得“五十金”。从此，秦国人开始相信商鞅了，说他“不欺”。很多史书都将此视为美谈，说商鞅善于“取信于民”，实际上，商鞅所要立的根本就不是“信”，而是“威”。他要借助高高的悬赏树立自己的权威，即不管看起来多么不靠谱的事，我都能说到做到，你们不要怀疑我，更不能对我的变法说三道四。
那有人就问了：批评变法不行，表扬变法总行吧？说商鞅坏不行，说商鞅好总没错吧——哪个领导不喜欢拍马屁呀？
告诉你：也不行。变法实施几年之后，秦国有些百姓的想法转变了，他们当初感觉变法不好，现在又感觉变法很好了。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感受，为商鞅变法点赞。可结果呢？商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这帮家伙都是不好教化、扰乱正常秩序的刁民，然后“尽迁之于边城”，把这伙真诚地拍马屁的人都给强制迁徙到了边远地区!你看，商鞅的做事风格多么“刻薄少恩”，他之所以这么不按常理出牌，目的其实跟他立木赏金是一样的，都是要“立威”!你们老百姓有什么资格议论我的变法，你们对我言听计从就行了。我说好就好，我说歹就歹，你们不配质疑，谁敢议论是非长短我就灭了谁。果然，此事之后，“民莫敢议令”，没人敢说变法的好与坏了。坏不能说，好也不能说，能做的就是服从，服从，再服从。服从是秦国百姓的第一天职，秦国也因此成了一个超大的军营。
剥夺众人参政、议政的权利，大家就听我一个人的，凡是我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反正我就是权威，是真理之化身……商鞅的做法就是典型的专制独裁。我甚至想，后来秦始皇专制独裁的作风，其所继承的可能就是商鞅的衣钵。
甚至到了今天，很多手握大权的人物也自觉不自觉地有一股“商鞅范儿”，或者说“商鞅型人格”。他们大权在握之际就喜欢说一不二、言出法随，不喜欢听不同的意见；他们喜欢独断专行甚于喜欢听政于民，他们喜欢立威甚于喜欢立德、立信，他们为人刻薄寡恩而非厚德载物……商鞅虽然已被车裂，但“商鞅型人格”依然存活在世间，阴魂不散。
最可怕的是，由于只看到了商鞅变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多人对“商鞅型人格”的致命弱点视而不见，对商鞅变法在根本思路上的错误、错位也缺乏深刻的审视和思考。在改革成为当今主流话语的今天，有人甚至视商鞅为改革家的典范，为商鞅招魂。这样的历史解读，不仅是对历史的误读，而且还可能误导现实生活中的改革者及其所选择的改革路径。
商鞅变法确实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变法，它所取得的成就最大，影响也最深远，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商鞅本人及其变法就是今人可以效法的榜样。相反，我倒觉得“商鞅型人格”的致命弱点及商鞅变法的本质缺憾更值得今人警惕。历史人物的成功不可复制，可历史人物的错误与失败却会一再重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