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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一个建筑师，能与一座城市的一个时代如此交融。也许人们一度暂忘，却依旧使用着他的作品。终究，只要提及那个时代，只要提及上海的城市风貌，人们就会怀想。那就是——拉斯洛·邬达克。 （文：姜浩峰） 从小到大，看着那些上海老建筑在那里伫立着。如果将眼光放长到亿万年的光景，这些建筑组成的城市，恰又是一段舞蹈的一个瞬间的身姿。 这就是上海。很难想象假设没有外滩的古典建筑群，假设没有国际饭店，假设没有那些新式里弄和石库门房子，那这座城市的魂灵将皈依何处？这座城市还能叫做上海吗？ 然而那些个建筑中，竟有如此多是由同一位建筑设计师设计的。虽不能称为由他一手缔造了大上海的著名建筑，可他缔造的著名建筑的体量，堪称No.1！而更可堪喟叹的是，这位建造了上海之梦的建筑师，后来竟然要仔细确定、追寻自己的祖国，它到底在哪里？
上海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薛理勇先生说，邬达克出生于奥匈帝国，当25岁的他身无分文流落到上海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想到，他的个人命运会与这座城市的梦想能产生奇妙的契合。在这个“第二故乡”，他的才思喷涌而出，从1918年到1947年，29年间，由他设计建成的项目不下50个，单体建筑超过100幢，其中50多幢已先后被列为上海优秀历史建筑。
米兰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亚历山德罗·德·马吉斯特里斯如此评价邬达克：邬达克被重新发现，得以重构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世界建筑史。这位匈牙利设计师“一战”期间来到中国，在“一战”末到日本入侵前这段时间，成为当地最成功的设计师之一，也是上海转型最敏感的阐释者之一。
亚力历山德罗口中的匈牙利人，出生地却在斯洛伐克。当年两地都在奥匈帝国治下，如今也都自称邬达克的家乡。然而，一度他们谁也不想收留这位漂流海外的游子。 邬达克一生90%的作品留给了上海。 在上海人心中，他就是一名地道的“上海”建筑师。
流连沪上，但凡是20世纪上半叶的经典建筑，几乎都与邬达克有关。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从来没有一个建筑师，能与一座城市的一个时代如此交融。
摄影：冬尔强 沐恩堂、大光明电影院、国际饭店……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如今竟然能数出好几座出于邬达克之手的建筑，堪称奇迹。邬达克来到了东方巴黎，梦幻魔都，如同种子落到了梦幻的土壤。
沐恩堂本身为砖木结构的哥特式教堂，有宽大的门厅，中部是教堂的主体部分，总共能容纳1000人，大堂的长方形柱子和楼座的栏杆以及讲经台都用假石饰面，室内露出水泥幔尖拱顶。1936年，一位美国教徒曾捐资在教堂的钟楼顶部安装了一座5米高的霓虹灯十字架，从而使该教堂成为当时上海乃至远东地区最著名的教堂。
1924年年底邬达克自己开业，在1930年代达到他的建筑师生涯的鼎盛时期。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大光明大戏院于1933年6月落成，标志着邬达克设计风格完成了彻底的转变，他的新潮设计立刻受到建筑界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奠定了他作为上海最有影响的现代建筑师的地位。
1934年12月，几乎是美国30年代摩天楼的直接翻版的高达83.8米的国际饭店落成。这座大楼不仅造型新颖，融汇了现代建筑和表现主义的语言，其结构、设备都代表了当时上海甚至远东地区的最高水平，由此奠定了他在上海建筑史上不可动摇的先锋地位。
1922年，邬达克与苏格兰后裔伊丽莎白·吉塞拉·迈尔结婚。与吉塞拉的家庭相比，邬达克属于正宗凤凰男。1920年来到上海的前奥匈帝国军人，下船的时候一文不名。而吉塞拉的祖先穿越西伯利亚来到大清，住在中国已逾三代。她的父亲是德国巴斯夫公司染料在华的独家总代理，母亲来自英国贵族家庭。 婚后，邬达克在吕西纳路（今利西路）17号设计自己的家，这是一个有着4000平方米大花园的宅子，建造经费则是邬达克从岳父那里借来的，现已不复存在 邬达克新婚的住宅，距离他自己设计的中西女塾不远。而随着一单一单建筑设计案子的成功，邬达克有了积蓄。并且，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相继出生。
邬达克在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买了一块地皮，想要建一座比吕西纳路的家更大的房子。不料工程还未结束，他就意外接到了购买请求。买家是一位重要的、无法拒绝的中国客人——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于是，邬达克只能在附近另寻地皮重建新家。
番禺路129号，如今的邬达克故居。它隐世多时，一旦将身世显露人前，必然地透露出种种重新粉饰后的气息，然而，我却依然依稀能够辨别出当年的西洋才子佳人，在这里畅想上海的未来……
这座类似于英国都铎时期的“黑白”建筑，成了邬达克一家的生活之所 邬达克是一个道德观念非常重的人。他是家里的长子，在父亲去世以后，他肩负着养活一大家人的重任。其实邬达克本人自己最想干的并不是建筑师，而是牧师。因为他对宗教非常感兴趣，但是牧师的工作挣不了很多的钱，所以后来也是继承父业做了一个成功的建筑师。
过去的两年，我不止一次地见到卢卡·彭切里尼。时而他带领米兰理工大学的学生到上海实习，时而他又出现在同济大学的讲堂上。作为米兰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米兰新美术学院室内设计硕士项目负责人，卢卡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邬达克的，后来还写了邬达克传记。 回溯多年前，卢卡作为一个背包客来到上海，就是来追寻邬达克的足迹，这是一段别样的旅程。他最初在同济找到的，正是中科院院士郑时龄教授。
左图：《邬达克》 卢卡·彭切里尼/[匈]、尤利娅·切伊迪著，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 年 10 月出版
“十多年前我只是一个建筑学的博士生，当时想做一些关于上海建筑的研究。当时知道邬达克的人非常非常少，过去十年间为了研究邬达克，我追随有关他的各种档案资料和足迹，开始了遍及世界各地的研究之旅，不断从邬达克的家庭，学校找到他的资料和档案。”卢卡说。
卢卡还到了布达佩斯，拜访了邬达克的侄外孙女。“她到卧室里打开一个橱子，从里面拿出一个类似金属饼干盒的盒子。我问可以打开这个盒子吗？他们家里人说当然可以了。没想是一个‘藏宝盒’，里面多是邬达克亲笔写的明信片、书信，都是关于邬达克的一手档案资料。真是太宝贵了。”
在卢卡追寻邬达克足迹的时候，过去的十年里，邬达克也从一度默默无闻到现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关于他的展览、纪录片、电影，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图书出版，可以说，邬达克重新在世界建筑史上留下了名字。
2011年，苏黎世理工大学邀请卢卡去做了一个关于邬达克的讲座。“这次讲座的意义非同寻常，因为邬达克一直在国际建筑史上是比较被忽略的。国际的一流建筑学府邀请做关于邬达克主题的讲座，那么也说明了邬达克得到了国际认可，国际建筑学界的承认。”卢卡说。
抚今追昔，许多当年的细节，又让人产生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比如1923年初，邬达克在今延安西路位置设计一家宏恩医院。当时邬达克使用了在当时西方未获成功推广的中央空调技术。虽然早在1906年，威利斯·开利就获得了空调基本原理的专利，可在美国，要迟到1928年，第一幢全空调的办公大楼——德州圣安托尼奥的米拉姆大厦才落成。
与如今的推广术几无二致，宏恩医院开张前，在西文的《大陆报》出两大版增刊推介，图文并茂。当然，必须要指出的是，查尔斯·雷纳捐资建造的这家现代化医院，受惠者最初仅是上海的外侨。宏恩医院就是如今的华东医院。可见，邬达克的许多建筑项目虽留存至今，但因为名称变化，仍需仔细寻觅。
至于邬达克何以在那时的上海获得成就，有观点认为，是邬达克跟中国客户的密切合作。邬达克研究者、同济大学副教授华霞虹说：“邬达克的建筑成就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最卓越的项几乎都是与中国业主合作完成的；其二，将世界最新的建筑潮流及时引进上海，并做出巧妙转化。”
这样的合作始于四行储蓄会大楼的项目，四行储蓄会当时希望在外滩附近建造一个总部大楼，邬达克从众多的竞标者中脱颖而出，打开了他们良好合作的一个开端。而四行储蓄会后来就是国际饭店的业主，邬达克竞标时，又占据了互相知根知底的优势。
“一战”后奥匈帝国解体以后，邬达克的国籍一直没有被正式裁定。这种模糊的背景导致了他当时在上海不受治外法权的保护。但是也正好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业主特别信任他，因为如果是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是到中国的法庭打官司，所以可以说是因祸得福。”
至于邬达克自己对自己国籍的认识，则可以从他给友人的信中看出端倪。邬达克写道：“我究竟是匈牙利人还是斯洛伐克人，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困惑，因为我不能把自己劈开，就像我的祖国被割裂那样。我依旧如故。在以前的匈牙利，没人会问我是匈牙利人还是斯洛伐克人，我两者皆爱。因为我母亲来自匈牙利的血统，父亲则来自斯洛伐克的血统，我当然两者都是。”
（部分图片和资料来自网络） 本文整理自《旅游情报》，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如有兴趣订阅杂志，可点击阅读原文进行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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