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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是日本最富有民族传统特色的古都。 1994年9月我们到京都考察，适逢京都庆祝建都1200年。整个京都城到处洋溢着一派节日庆典的热烈气氛。城外的公路路口，城内的十字街头，高大的建筑物上，大型纪念标牌举目可见，商店、公园、机关等公共场合随处都张贴着引人注目的招贴画，上面除写着“平安建都1200年记念”等字样外，都画有这次纪念活动的吉祥物----京都绢人，其造型为小女孩：大大的脑袋，密密的头发，圆圆的脸庞，黑黑的双眼，穿一身粉红色的、带着宽宽长袖的和服，着一双白色木屐。有时头戴斗笠，小嘴巴紧抿成一条线，手中执一小扇；有时小嘴巴微启成红樱桃状，小手中握着“大哥大”，作打电话状，那天真烂漫，纯洁无邪的笑容姿态，可爱极了。陪同我们的京都府总务部谷口先生介绍，为庆祝这一盛大的节日，京都府、京都市政府以及许多社会团体等筹备了大量隆重的庆祝活动，从1月份一直延续到年底，每个月都要举办几项大型纪念活动。京都市还特别邀请我国陕西省西安市，从9月中旬开始在京都文化博物馆举办特别纪念展“大唐长安展”。当得知我们考察团的老高同志来自西安，京都的官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其中去过西安的人，激动地回忆起在中国在西安的所见所闻；没有去过的人，则盼望有机会去西安一游。他们都特别珍视我们赠送的小礼物--西安的工艺品小“铜车马”。京都人对西安，也就是中国古代的长安，似乎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而长安与京都两个古城在两国友好交流史上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西汉到隋、唐，中国各个朝代基本上定都于长安。隋、唐时代，长安已是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侨居城内的外国人多时数以万计，其中有来自远方的波斯、大食，而多数则来自亚洲的日本、朝鲜等国。七世纪初，日本圣德太子就两次派出遣隋使来长安，并开始派遣留学生、学问僧来学习中国文化。唐朝初年，日本留学生高向玄理等先后回国，带回各种书籍、经卷、佛像、乐器等，大力介绍中国文化。当时的日本朝野无不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所倾倒，因此从文字、建筑到服饰等各个方面都向中国学习。他们利用草体汉字和楷体汉字偏旁创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形成自己的文字。也许是出于对唐朝的景仰、对长安向往吧，当公元794年日本定都京都时，仿照长安城设计和营建了京都城，修建了大量颇具“唐风”的宫殿、服侍宫廷贵族用的公馆和寺庙等建筑，并且模仿长安之名命名其为“平安京”，即“和平与安定之都”。公元794年至1869年，京都一直是日本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素有“千年古都”的美称，这大约是因为京都“风水”好的缘故吧。京都位于日本本州岛中部，四周青山怀抱，城外有鸭川、桂川等河流环绕，京都御所、二条城雄居城中央，乌丸通、堀川通、河原町通、千本通和西大路通等街道由南向北，御池通、丸太町通、今出川通和四条通五条通等街道从东到西，构成了方方正正的城市格局。从现在的城区，如“中京区、上京区、下京区”和“左京区、右京区、东山区、西京区”的命名中，还可以看出“长安遗风”犹存。由此我们便理解了京都人对西安那种自然的寻根思源之情。两个古城的密切联系已经绵延千年，如今又谱上了新曲，据介绍，京都市早已于1974年与西安市结成友好关系，京都府与陕西省也于1984年缔结了友好关系，两地的友好交往现在越趋频繁。 作为千年古都，京都的名胜古迹及许多古建筑物保存得相当完好。迈步京都城内，大大小小的寺庙、神社间或可见；仰望东山能清楚地看见清水寺的高塔。利用考察间隙，我们游览了平安神宫和清水寺、金阁寺、东寺、东本愿寺。平安神宫在城东山脚，是过去日本天皇祈拜上天的场所，类似于我国北京的天坛。其耸立在大路上的牌坊和宫门、中央大殿、两边配殿及长廊均呈雄黄色，在蓝天映照下，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去清水寺，须下车沿小路上山，路旁尽是各种土特产、工艺品的店铺，游人、信徒络绎不绝，其中不少人来自台湾、香港，那情景颇像北京香山公园。小路尽头，便可见高耸的清水寺塔，为三层方塔。再往上，就到了清水寺。清水寺也有人烧香拜佛，捐钱还愿，与一般寺庙没有两样，其奇特和出名之处在于建筑构造上：整个寺庙建造在一个坡度很大的山坡上，一面依着山坡，另一面却悬空由几十米高的木结构架在山坡之上，虽经千百年的风霜雨雪仍然安然无恙。金阁寺在城西北，依山含湖，以镜湖池边有一金阁而有出名。此阁为三层方阁，整个表面均以纯金箔贴就，在蓝天、青山、碧水映衬下，被盛夏阳光一照，真是金碧辉煌。东寺里有一高塔，塔的不远处有一跳蚤市场，地摊卖的是各种古玩旧货，很像北京的红桥市场。东本愿寺像东寺一样，建筑规模很大，整个大殿、偏殿干净清爽，地面均铺以“榻榻米”，游人须换鞋上大殿，不时有老年志愿者提着水桶，拿着抹布，来回搞卫生。 到京都第二天，我们起了个大早去游京都御所。京都御所就在我们下榻的旅馆对面，虽说曾经是延续千年的日本天皇的皇宫，但其规模之小、建筑物之少，却很出乎我们的意料，与北京故宫相差甚远。御所南北长约1000多米，东西宽约800多米。花岗岩垒就的围墙高仅2米左右，墙头杂草丛生，墙后边古木参天，枝繁叶茂。御所的大门陈旧斑驳，地面全为青白色的砂砾铺就，一路走过，发出“沙、沙”的声响。路旁是普通的冬青树栏栅，里边有一些花圃草地。偶尔可见几位老人在那边座椅上歇息。园中有几条小河，河边有几座小木屋。远处树林里有一群少年在教练的指导下，正在练习棒球。整个御所的气氛是那样安详、宁静。在御所中央，很寂寞地坐落着几排方方正正的木结构建筑物，高高的房顶铺的是青瓦，长长的院墙抹的像是白灰加黄土，横梁立柱皆露出木头原来纹路，且因风吹雨显出岁月的苍凉，没有门前石狮，没有雕梁画栋，没有金匾银额、长对短联等我们在国内古建筑物上常见的景致。如果不是院墙四角安装有电视监测器，立着写有“请勿靠近”的木牌，如果不是“没有联系不能参观”的规定，真很难相信1000多年间日本多少代天皇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一切是那样的普通、简朴、澹谈，然而它却使我想得很多很多。1000多年来，日本从全面学习中国到明治维新发展资本主义，在皇宫的建造上似乎没有多大“进步”，即使迁都到江户即今天的东京后，据我们所见，其皇宫仍然比较简朴。而中国虽然历经改朝换代，但在京城、皇宫甚至陵墓的建造上却是越来越“ 气派”。如果说在清初之前中国作为大国、强国还能承受得起这种“气派”的话，那么当甲午战争前日本国内励志图强、誓以倾国之力来打败中国海军的时候，慈禧老佛爷却为了庆祝她的六十大寿而挪用海军军费来建造颐和园，最后导致北洋水师全军面覆没，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的悲哀了。 日本人素以在尽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同时，努力保持其民族文化和传统艺术著称。日本人每逢重大节日，仍然要穿和服便是一例。在古城京都，我们有机会欣赏了日本最具民族传统特色的艺术：茶道、花道、木偶戏、“狂言”。那天晚上，我们在东四条桥边的中餐馆吃过晚饭，经过几条两旁尽是传统店铺的小街，来到著名的祗园。祗园不大，有点像中国的茶馆，前面一小戏台，后面为一排屏风，戏台左侧搭出小台，摆着台案，台下摆放着十几排长椅，观众可随意就座。整个演出不分场次连轴转，观众可随时买票进场观看。我们进来时，恰好正要开演，台下差不多已满座，“老外”占了一大半，其中即有我们这些黄皮肤、黑头发的，也有许多黄发碧眼高鼻子的，一些人手持照相机，不时地“咔嚓”一下。不一会儿，两位身穿艳丽和服的青年女子先后来到戏台左侧小台上，在烛光下照耀下，分别表演了插花和茶道，我们感到实在看不出什么意思。木偶戏与“狂言”，虽然听不懂语言，倒比较直观些。这部木偶戏只有一个女主角，好像受了什么冤屈，从头到尾哭天喊地的。其表演形式似乎与我们过去在国内所看过的不大一样，三个演员都直接站在台上，一起操纵这一个木偶。其中一人在明处，一边表演，一边念台词，另外两位则从头到脚蒙着黑布，在旁边辅助。看起来，总是不如演员在台下暗处表演那么舒服。“狂言”有点类似哑剧，表现的是一段滑稽的情节：两个仆人饮酒成性，主人外出，怕他们酒醉误事，把他们两人绑在一根木棍上，但主人走后，他俩仍想方设法喝上了酒。为了表现他们是在绑在一起情况下喝酒和醉酒的形态，演员表演了各种各样滑稽的形体，确实令人捧腹喷饭。 在京都期间，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了1979年建于岚山之麓龟山公园内的周恩来总理诗碑。岚山在京都城西，风景极佳。我们是在晴空万里下来游岚山的。只见桂川由西至东从山脚潺潺流过，河水清澈见底，水面有几叶小舟轻轻漂荡；两岸群山起伏，林木茂密参天，空气清香沁脾，确实很富有诗情画意。据陪同的谷口先生介绍，山上多黄栌树，到秋天满山一片金黄，景色更有魅力了。沿石级上山，来到一平坦处，约有十几个平方米大小，四周围着一圈竹篱，树木很密，浓荫如盖，正中间即是周总理的诗碑，花岗岩的诗碑上刻着周总理早年留学京都时写的散文诗《雨中岚山--日本京都》。多年前，当我读过此诗后，便对京都，对岚山很有些向往。但直至来到岚山，才知道镌刻着《雨中岚山》全诗的这座著名诗碑是那么不显眼，底座为几块花岗岩垒就，高不过1米，宽不过3米，上面的诗碑的碑身呈不规则的平卧的橄榄形，面积不足1平方米，表面粗糙不平。如果不是有人指引专门来访，人们即使从边上走过，很可能不会注意到它。由此我联想到敬爱的周总理高贵的品德。他一生鞠躬尽瘁，为党为人民建立了极其光辉的业绩，然而他从不居功自傲，总是把自己摆在不显眼的位置，甚至逝世后他的骨灰还全部撒向了江河湖海，没有在大地上留下一点痕迹，更不用说树碑建堂了，然而他却在人民的心中树起了永远的丰碑。就是这不显眼的诗碑，几年前竟然也遭到日本极右分子的破坏，他们像耗子一样，在深夜里跑到这里，偷偷地把红油漆涂在诗碑上。他们的行径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谴责。诗碑早已清洗修复完好，全部碑文现在又闪耀着金光，迎候着四面八方的游人。 京都胜景，令人留连忘返。 一九九五年三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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