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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将士以血肉之躯前赴后继，用鲜血铺就了胜利的道路，然而在他们的身后，那些年幼的孩子又该何去何从—— 苏州曾有一所抗战遗族学校
发黄的老照片上，八九个齐耳短发的女学生，依稀可辨灿烂笑容。80多岁的金蕊珍指着其中的几人，还能叫出她们的名字：“徐智华、徐智芳是姐妹，苏州人，倪树英也是苏州的。如果她们健在，都已80多岁了，真希望能够再看到她们啊……”
这是1947年，在苏州南新桥东堍、金门口南侧，抗战遗族学校开学了，这里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抗战将士的遗孤。学校由天主教南京教区主教于斌任董事长，潘承禹先生任校长。 照片中，前面第一位是苏州作家王梦沂的母亲金蕊珍。作为抗日蒙难同志的子女，她曾在这里度过一段难忘的岁月。 商报记者吴梦奇 收容抗战遗孤 免受流离之苦 “我母亲14岁的时候，被当时的抗日蒙难同志会送到了这所抗战遗族学校读书。”王梦沂介绍，由于母亲年事已高，不少事情已经记不清楚，但以前，她总是会把当时的事讲给小辈听。 王梦沂的外公金增奎是国民党军的一个支队长，曾为抗日武装搜集、提供情报，并筹集军用物资。1940年，金增奎被日军搜捕杀害，留下一双年幼的子女。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抗日蒙难同志”。14岁的金蕊珍作为抗日志士的遗孤，被送入抗战遗族学校就读。 “遗族学校设置的年级和普通中学差不多，教学的内容和现在的职业技术学校类似。我母亲学习的是纺织。其他还有棉织、农艺等，修业年限定为5年，包括实习期在内。”王梦沂告诉记者，学校除了苏州人以外，还有来自宜兴、苏北和安徽等各地抗战遗孤，年龄11-16岁不等，总共有一二百人。除了普通教育，学生还要进行生产劳动训练，意在希望这些将士遗孤能够学得一门手艺，用其所长服务社会。 其实，抗战遗族学校，苏州并不是第一家。早在1929年，南京就建立了遗族学校，专门收容北伐大革命中阵亡将士的子女和辛亥革命中壮烈牺牲的先烈后代。宋庆龄、宋美龄先后担任校长，常到学校看望学生。1937年抗战爆发后，遗族学校因南京沦陷而暂时关闭。 抗战胜利后，国家又增添了许多抗日阵亡将士的子女，需要及时进行收容教养。在筹备恢复南京遗族学校的同时，另一所分校也诞生了，地点就设在苏州。 “当时校舍分为三部分，金门口的是校本部，男生宿舍在养育巷，还有一处在别的地方，都是临时租用附近的民房。”王梦沂说，虽然当时环境十分艰苦，但在乱世年头，本就朝不保夕，像母亲这样的遗孤能有一个蔽身之所，并接受教育，“从此有吃有穿有书读”，已经十分难得。 师生募捐办学 苦中也有乐事 进入遗族学校就读的学生，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学校的办学经费大多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资。在金蕊珍的回忆里，那是一段既苦又甜的日子，她常常跟王梦沂回忆起当时的一些小事。 “老师会定期带着我母亲他们去上海募捐，去外滩这样的商业娱乐场所，胸前挂一个类似抗战遗孤的牌子，晚上寄宿在天主教堂等地方。”王梦沂说，回忆起那时的场景，母亲金蕊珍笑着说“简直像讨饭叫花子”。 为了解决经费，学校还曾在太湖筹建“抗战遗族学校农场”，承包给难胞贫民，并划出部分农田，供农艺班学生实习。可惜的是，正当丰收在即时，苏州却遭遇台风过境，一夜的狂风暴雨，使得太湖水位陡然增长了七尺，河堤溃决，农场尽毁。这令本就拮据的遗族学校，瞬间陷入困境，但校方依然秉着“教养忠裔”的使命，勉力支撑。 由于经费不足，遗族学校老师的工资也比普通水平要低很多，多是抗战失业的爱国青年。在金蕊珍的记忆中，老师们的穿着都十分简朴，但他们热爱教学、爱护学生，那一段师生相互扶持的岁月让她终生难忘。其中，有两位老师让金蕊珍印象深刻。 “离开学校之后，我母亲才想起来有两位老师比较特别。他们一男一女，都是北方口音，思想很新潮，还教过她跳秧歌舞。在当时，国统区是见不到秧歌舞的，秧歌舞是从延安传来的，而延安是共产党的根据地。所以我母亲后来想起来，这两位老师应该是当时的地下党。”母亲的故事，都深深印在了王梦沂的心里。 虽然环境艰苦，但在遗族学校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金蕊珍曾在暑假期间，受学校安排，到上海的纺织厂去实习，食宿都由厂方提供，纺织厂的师傅热心传授技能让她获益匪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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