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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一位女士在温州某火锅店被服务员当头一盆高汤烫伤。悲剧足以引起深思，可是围绕“谁该深思”引发的激烈争论丝毫不亚于事发现场的混乱。 ▍辩论是如何走样的 鉴于人身伤害明显性质恶劣，同情林女士的当然居多，问题是这一部分公众同情之余，更对居然还有人同情服务员极为愤慨。于是，问题颇有点演变成“你到底该同情哪一边”、“你同情不该同情的人，你是不是有问题，有你这样的人是不是说明社会有问题”。 其实，这不过是看问题双方的思维混乱。 首先，以伤害为目的故意烫伤他人，其对错的确无需辩论。即使对方骂人在先，甚至退一万步，凶手此前被对方在别的场合伤害过，也无法证明他的行为有任何正当性。文学和现实中个别被邪恶势力逼得走投无路而以死相拼的，但与这次的事情毫无相似性。 这一行为不值得辩护，更因为它是人与人之间正常相处的底线，一旦突破，正如马县长所言：“你带着老婆，出了城，还吃着火锅，唱着歌，突然就被……”社会将陷入一个恐怖境地。 其实，绝对没人能够将在消费场合中以伤害为目的故意严重烫伤他人辩解成有理，因而同情服务员的人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他的某些背景，而且并不能说同时就不同情林女士，只是这些人又不无思路混乱，与一些并不适合这一事件的情况联系起来，甚至有人的情绪也已然极端，在认为受害者也有错的同时，颇有活该之意。 同时，认为此事无需辩论者也走向极端，忽略了在肯定伤害行为残忍而非法，明确在任何言语冲突中也不能采取这种行动的前提下，从社会减少这类事件的需要出发，探究一下凶手极端行为背后的心理和社会成因，也是正常而必要的事。面对各种表达不够理性的辩护，有人断言“所有拿服务员什么不幸的家庭悲惨的童年说事儿的媒体从业人员都是没有道德底线的畜生”，显然又在制造新的冲突。 更进一步，这种人将矛头指向“矮矬穷”，这就是在刺激社会阶层对立了。他弱、他穷、家庭不幸，当然都绝不是能泼人开水的理由。如果他追求姑娘不成就强奸毁容分尸，然后对媒体来一句“她骂我矮矬穷，她该死”，而且还有人说“这是个多么黑暗的社会，才会逼这个矮矬穷去奸杀，社会应该反思”，这当然也毫无道理。但这毕竟已属极端推理，你将问题联系到他不好好念书、考不上大学，都已经过度而且无聊。 任何社会都必须对弱和穷的现象，推而广之甚至应该对一切不平等的现象高度重视，设法减弱阶层差距，缓解对立，否则很可能就不是发生一点人身伤害的问题了。弱和穷从来不会有理，但富和强也绝非占尽道德高地。更何况，吃个火锅也从来不证明谁富谁强。林女士就餐时应当享有安全，是她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天然权利，而与谁吃得起火锅，谁只能在一旁服务的社会分野毫无关系。在同情林女士的这一方，对服务员职业的轻蔑并不鲜见，其实他们自己也远不是社会顶层。 ▍问题本身的是非 可笑的是，好些人是在一番党同伐异之后，才想起来了解一下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这一点，媒体一开始未能呈现全貌也是原因之一。 在肯定林女士的人身安全权利，对以人身伤害解决个人怨气的行为加以严惩的前提下，我们来看这起服务纠纷的是非。 首先从服务质量的角度说，即使锅里其实不需要加汤，但顾客有要求，也不算过分，作为一种服务技巧，应当尽可能满足；拒绝加汤后，林女士要向经理投诉，也是应有权利；服务员对此回应说“你不要装×”已属过分，林女士发微博批评也属正当；服务员要求她删除微博并“到后面聊一下”，已经是非分要求并有人身威胁意味，远超出了服务关系的底线；林女士有“你他妈是谁”之语，当然也带有人格羞辱成分，但整个过程还是有明显克制，被一再刺激之下才有这句恶语相伤。 因此，整个过程，林女士克制不够只能算一小部分责任，服务员在服务质量、尊重他人到守法等几个层面都一再突破底线，应承担绝大部分责任，店家对员工行为和经营秩序管理不力，应承担连带责任，因为消费是与店家发生合同关系，员工伤人是在受雇工作期间。 正因为不了解这些，才会既有人猜测“那女的肯定是说了特别侮辱人的话，否则服务员怎么会逼急了用开水泼她”，也有人猜测“服务员肯定是做了什么无法容忍的事，否则那女的怎么会逼急了说特别侮辱人的话”。这些猜测最大的错误都是以为只要有足够的诱因，什么过分的行为都是可以理解的。这等于是将社会视为原始仇杀状态，忽略了现代社会处理纠纷的原则是避免冲突升级，要求人的行为处处都应有底线。 正因为凶手行为突破底线，恶劣性质，尽管前面说过有必要探究凶手的心理和社会原因，但这些原因，诸如对方一直叫他“喂”，他生长在单亲家庭，对那句“你他妈”不能忍等，都丝毫不能为恶劣行为辩护，否则消费者以后吃饭不光不该提要求，开口前还要打听好服务员是否遭受过家庭不幸了。 ▍被忽略的层次 对当事双方来说，都有一个遇到这种事该怎么办的问题。有趣的是，有人认为中国消费者素质不够，建议服务员应有心理准备；有人主张：想要良好的服务就去高档餐厅，它的价格里包含了良好服务的费用，要求价廉物美分量足就得多点耐心。 两种建议都透着无奈，其实也是因为对如何避免产生这样的恶劣行为苦无良策。的确，在当前的中国社会，有问题无处解决的往往选择暴力，比如有当街暴打老公的二奶的；觉得自己应有权利不受尊重的也往往选择暴力，比如没有人让座的老人当场打骂不让座的年轻人；更有无缘无故选择暴力的，比如小孩被父母打死，学生被同学凌虐。 这其实暴露一个大问题：在一个道德劝喻无处不在的社会，何以在诸多社会关系中保持不了起码的尊重和克制，反而有如此多无视底线的现象？对此，一旦垂询中国社会所谓的主流舆论，反应又会十分神奇，他们会把握十足地一语道破这种易怒、易走极端的心理倾向的根源——戾气。 “戾气”是什么？它居然是出自《温疫论》的中医病因学名词，与正气相反，和邪气对应。中医的传染病病理学造诣就不说了，将戾气从生理引向心理已经是一个大跨越，理论基础不见踪影，最多可能是因为汉语又有指性情、言语和行为别扭、不合情理的“乖戾”一词；从对个体个性的描述又引向社会，用社会充满戾气来解释各种冲突和残忍，更是最多只能算借喻，从社会学角度成因为何，有何规律？天知道。 可是道学家们不光精通戾气的成因——社会充满不公，甚至生存环境拥挤，周围的人冷漠而多抱怨，被这些负能量感染，你就会生出对社会的戾气；还精通疗法——首先，生存焦虑也好，缺乏安全感也好，都不过是社会转型期利益重新分配过程中部分弱势群体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其次，有些东西短期内无法改变，单纯批判更使你看不到改变的希望。与其陷入绝望和激进，不如抛开弱者症候群，坚定人生的信心和斗志，关注力所能及的小幸福，对无法改变的环境学会坦然接受。 在语言上，这些劝世文当然头头是道。然而同上述对高汤烫客事件的争论相似，它也潜藏着太多的片面认识和转移话题。是我自己努力不够还是社会不公平？我们是应该先看到希望还是先关注问题？经营美好和去除丑恶哪个更直接地改善社会？这些问题，如果不放在具体的社会现实、现状，以及具体的人群、个体的经历中讨论，其实毫无意义。“正能量”一词不管如何奉天承运，它的定义是诡诈而含糊的。“社会转型期”也一样，要转向什么，何时胜利完成，都缺少定义。 而比这些更紧迫的“不可作恶，不可伤人、杀人”等底线，显然也是这种安抚所无力守护的。不要说不可伤人，货车侧翻，货物被公路沿线村民哄抢的事件最近又现多发，仍然无人深究中国农村道德约束何以失控，只是立刻推出一个没发生哄抢的类似案例，以及村支书代表哄抢村民为十吨苹果退赔2680元的“正能量”典型，仿佛这就说明社会其实并未出问题，连村民们是被什么道德、法治、宗教还是宗族力量驱使而悔过也懒得交代。对高汤烫客事件，还有人甚至将他的判断“服务员遭受不公不能反抗”与“难道说中国最初不抗日接下来就不会死那么多人”类比，这显然也是当前中国道德建设在榜样圣贤化之外，跳过了太多基本常识和逻辑，太多问题已被搅成一潭浑水的后果。 宏观上的回避问题，等于抛开诊断谈病理和疗法，本身就是一遇问题社会就撕裂对掐，探讨出路却只有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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