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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观 所谓“伦理”主要讲的是人与国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文革”期间大加讨伐的传统文化的“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讲的就是这些关系。由于伦理反映出人的价值取向，因此，伦理也包含着人们的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观——以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作为整个统治者的指导思想，以诚信、礼仪、孝顺、勤俭、仁爱作为社会的伦理道德，所建立的集权专制体系，一度使得中国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所缔造的强大帝国，成为其他国家学习和效仿的榜样。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孟子认为人与动物相的区别，就是人具有仁义礼智信这些基本的道德素养；君子与庶民的区分也在这一点。因此，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对这些基本道德价值的认同和追求。 笔者以为，对“三纲五常”既不能不加区别地全面否定，也不能不加分析地全面继承，应对其进行扬弃。对于“三纲”，必须彻底批判和改造。应该将对君主的忠诚，改变为对国家的忠诚。突出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这样，“三纲”便得到了升华，符合了时代要求。而“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要求，应该加以发扬，带动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发展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 2、“仁”的内涵。“仁”是儒家学说非常重要的内容。孔子说：“仁者爱人”“仁”就是指同情、关心和爱护的心态，是一颗温暖、感恩、善良的心，即“仁爱之心”。《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意思是说，只有具有仁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仁是人的立身之本，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仁”字最早出自《尚书》。《尚书》中说：“克宽克仁，彰信兆民”，意思是说当年商汤用宽恕仁爱之德，明信于天下的百姓。“仁”最早的涵义是“亲人”的意思，《说文解字》中说：“亲，仁也”。主要是指家庭成员之间、氏族亲人之间要“亲爱”，这种“仁爱”之情，最初仅仅局限于家族亲属之间。家庭是一切社会组织的中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表现为家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对人的爱首先应该从家庭成员做起。这便是儒家所倡导的“孝悌”之道。随着历史演变，“仁”的涵义得到了进一步扩展，由“亲人”发展到了“爱人”，发展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仁”左边是单立人，右边是二，就是指两个人相处时的原则。要将这种仁爱之心推广出去，让社会充满爱。孔子曾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里“仁”已成为人生道德的最高境界，为了维护“仁”，可以“杀身”，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维护这一道德理念。由此可见，在“仁”的情感范围，由家族扩展到社会的同时，“仁”的道德内涵和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提升。“仁爱孝悌”已成为中华民族第一传统美德。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仁又被赋予了丰富的道德内涵，如恭、宽、信、敏、惠。 墨家也提倡仁爱，但与儒家不同的是，墨家提倡的是一种不分远近先后的“兼爱”。兼爱的理想境界是“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尽管儒墨两家的仁爱思想不尽相同，但在“仁者爱人”这一根本观点上是一致的，他们对弘扬中华民族的美德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3、“义”的内涵。“义”有几种解释，首先是适宜的意思，就是适当，就是自己处于什么位置，应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所以，义又是一种行为原则，它看重对自我精神境界的提升。义是指人与人、人与国家的关系。公民个人如何处理和社会及国家的关系就是义。每个人都不是孤零零地生存在世上，而是和他人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样，人与国家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一个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人，怎样与他人和谐相处，就成为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 义的内心表现是对欲望的控制；外部表现是对言行举止的严格要求。在孟子看来，义是衡量人的各种外部表现的价值尺度，仁则是判断人们有无爱心的道德标准；仁主内，义主外，仁、义结合才是心灵美与行为美的完美表现。 “义”的第二种解释是正当、正直和道义的意思，即“正义之气”。古人强调“义气”，是指美好善良的境界和正直正义的气节。这与后来演变为朋友之间相互帮助，甚至为朋友牺牲自己利益或生命的所谓“义气”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古人说的义有处理人与国家关系的“大义”，如春秋时期宋国大夫石蜡“大义灭亲”的壮举。也有“小义”，是指朋友之间讲义气，是作为朋友要尽朋友之道的风气。这种小义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事例不胜枚举。中国历史上的忠义节气，到后来演变为个别孤臣义士为改朝换代而献身。在对待人与人关系的问题上，中国文化主张“修己以安人”，通过自我完善，和谐处世，促进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最终实现社会稳定和发展。 孟子非常推崇“义”德，提出“舍生取义”。把“义”和“仁”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认识的。孟子说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正是这种传统美德的最高境界。孔子极为推崇“仁”德，提倡“杀身成仁”。许多人将“仁、义、礼、智、信”这中华传统五大美德，简化成“仁义道德”，可见在这五大要素里， “仁”和“义”的地位，它们是五德的核心。中国传统道德荣辱观，是以是否做到“仁”、“义”作为主要标准的。根据清代《京师乾隆地图》所载，当时北京城内专祀关帝和以祀关帝为中心的庙宇加起来，共有116座，为京城庙宇之冠，可见忠义对中国人文化性格的塑造。 义利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 儒家学者在对“义”进行评价时，往往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反映出中华民族崇尚道义、不重私利的价值观。在利义之辩中，反映出重义轻利的思想概念。儒家认为，“利”就是物质利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必须以“义”为前提。“利”合于义则取之，违于义则去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先秦儒家还把义利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荣与辱的重要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看重的是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道义，小人看重的则是个人的利害得失。大儒董仲舒承认义与利都是人所需要的，但义是用来滋养心灵的，而利是用来保养肉体的；心灵比肉体更重要，所以义对人的滋养价值远远超过了利。这种思想发展到后来的宋明理学，便产生了天理人欲的大辩论。 当然，儒家的义利观，过于强调义的重要性，抑制了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有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剔出其中的消极因素，从中提取“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的合理内涵，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崇尚道义、不重私利的传统美德。 东汉末年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之所以被历代人所推崇，是因为这三位异姓兄弟重义轻利。当关羽被东吴杀害后，刘备即亲领大军，讨伐吴国。多少人劝他以国家为重，他都不听，结果一仗下来，全军覆没，自己也命丧白帝城。刘备为了异姓兄弟报仇，倾全国之力，牺牲了一切，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如果刘备听从了诸葛亮等人的建议，也许真可以将蜀国做大做强，可人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江山总会换主人的。刘备两千年来受到后人的尊敬，不是因为他占地盘的多少，而是他的这种侠义精神。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义”甚至退化为流氓无赖们在酒桌上虚张声势的誓言，逐渐淡出了老百姓生活。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政治斗争中，仁义又成了虚伪的代名词，成了不折不扣的贬义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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