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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6月中旬，我系统组织部分厂长经理到大连、丹东等地旅游。我们先从天津坐汽车到塘沽新港，然后乘海轮去大连。 我们这次出行运气不错，所购船票虽说是三等舱，但这个舱紧挨着二等舱，视野非常好，可以从舷窗远眺大海，又几乎听不到令人心烦的内燃机“隆隆”声响。与二等舱的区别仅仅是舱内8个床，二等舱仅4个床，活动空间大而已。所以在舱里待着非常惬意。唯一不足的是我们的小团队被分割到三个船舱。其中一个舱只有两张票，要与陌生的6位乘客住在一起。我只得与另外一名同事主动请缨，来到那个船舱。 我见同舱的几个人身材高大，非常健壮，心中未免有些狐疑，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后来闲聊起来，才知道他们是中国远洋公司的海员。我向来对自己不熟悉不了解的领域感兴趣，又非常向往乘风破浪驾驶着巨轮远航。特别是看过上海作家陆超俊的长篇小说《幸福的港湾》以及樊天胜写的《阿扎与哈里》（此小说曾荣获1982或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更对海员生活更是充满了幻想。 此时，我们所乘坐的客轮早已经驶出码头，穿过了锚地，四周除了一望无际的蓝色的大海，连轮船都很难见到。茫茫大海，景致缺少变化。又没有什么参照物，感觉不到客轮在行使，唯一能证明船还在前行的是，轮船螺旋桨的旋转及船尾撒出的一条“白练”。乘客此时纷纷回到舱里休息。 回到船舱，我便问起他们的海员生活。原来，远洋公司的工作性质与我最初想象的完全不同。他们不是从天津塘沽新港出发到纽约或鹿特丹港卸下货后就万事大吉了。远洋运输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最终目的地的不确定性。比如，货轮先在第一目的地卸下部分货物，同时又捎上运往第二目的地或相同方向港口的货物。这样卸一部分装一部分，当回到母港时，有时会长达一年的时间。要是遇到台风，海面上掀起涌浪，轮船航行非常危险，必须开顶风船，否则万吨货轮也有颠覆的可能。一位海员说，他们曾一次遇到三次台风。我不解，他解释说，第一次遇到的是正常的台风，当驶出台风区的时候，没有多久又进入台风区。这是因为刚才驶出的台风区实际上是“台风眼”，离开台风眼，又进入台风区。那真是惊心动魄，所有船员都在船长的指挥下迎战台风。后来他们在向南行驶到菲律宾附近海域的时候，又遇到另一号台风。那次的经历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 在谈起他们的日常生活时，一个船员介绍，刚从母港起航后的三个多月，人们相互之间都爱谈论自己知道的趣闻和经历，大家谈笑风生，每天很快活。可是到了四个月左右的时候，大家都变得沉默寡言了。也许该说的都说得差不多啦，没有什么新鲜话题了。在到了七个月的时候，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也不顺眼，平时更没话了。如果进入到十个月之后，那会儿船员之间的关系紧张得一触即发，一句不经意的话，都可能引发暴力冲突，此时船员之间的相互斗殴非常多。但如果回到母港后，大家在休假期间，当有人向船员谈起我认识你们远洋船的某某时，也许这个人正是前不久与他大打出手的人，他也会说：“啊我们在同一条船，平时关系不错。 我问为什么他不说实话？另一位海员说，他说的是实话。其实大家根本没有什么矛盾，远洋航运真不是人干的活，这种长期的孤寂生活，让人都变态了。国外的船员，到港后都可以去娱乐。而中国船员不同。一些国家也不许下地（船），比如日本的一些港口就禁止中国船员下地（船）。为什么？估计可能是怕中国船员偷渡日本吧。即使是允许下地（船），中国海员也有铁的纪律，必须要三个人以上集体活动，不允许个人离队，以便互相监督。国外的港口都有很多妓女在招揽海员。中国海员没钱不说，即使有钱也不让去那些地方。这是铁的纪律，如果有人胆敢碰这棵高压线，就取消了船员远洋出海的资格。许多不愿再出海的人，正是通过违反纪律，达到了更换工作的目的。 现在想一下，这个纪律确实有违背人性的地方。我们知道，在美国留学的人，如果他（她）的妻子（包括未婚妻）或丈夫提出陪读的申请，大使馆会非常痛快地给予签证，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给这些人签证，让夫妻俩地分居是不人道的。 我曾想将这段故事写成小说，但由于自己没有海员的经历，更没有小说家的想象能力，所以信心不足。现在只得原汁原味地写出来。算是给小说家提供一个素材吧。 现在许多农民工，同样存在着夫妻分居问题。各级政府应该以人为本，尽量为他们夫妻团聚，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做些实事。报载，有的城市为农民工修建“临时洞房”受到重重阻力，有的所谓“专家”，居然提出用手淫的方式解决性饥渴的谬论。那些“观人风者”在制定政策时，应该多换位思考一下，设身处地为弱势群体多想一想，他们都是你的兄弟姐妹，他们在人格上比谁也不低，每个人生下来都是平等的。只有以人为本，多怀有仁爱之心，我们的社会才能和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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