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众星拱之”梦想首先在孔庙里实现了
许锡良 在中国，孔儒其实从来没有退出过中国大地。无论是新儒家还是旧儒家，都不能在中国再增添一些什么新东西，而是只要维护旧东西而已，所谓新儒家，有如用了一个新瓶子去装旧酒而已，因为，这是由儒家文化的守旧倒退特点决定的。其价值导向是指向古代，而且越古老越好。 其实，中国的一切变革都不应该把儒当成目标，而应该当成出发点，儒家是中国需要抛弃的遗产，中国的发展不可能从这里开发出什么新的东西。在这里浪费时间与聪明才智是可悲的。 以孔子的为政思想来说，他最有名的那句话，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句话可以说是孔子最经典的论述从政的论断。可惜，只是一个比喻句。这句话，一是表明了德治的要害，简单地说就要施仁政。二是仁政的前提条件就是以皇权为核心，形成的等级特权体系。所谓的施仁政的要害，就在于统治者要表现出仁慈来吸引民众归顺。这个时候，统治者就像北斗星一样，被众星拱卫着，向往着。只可惜这样的仁政，在孔子自己为鲁国大司寇代太宰职的时候，也丝毫没有实现北斗星式的众星拱之，相反，他自己落得了一个狼狈逃窜的丧家犬的下场。但是，那个“从星拱之”的政治格局却因为孔子成为了至圣而得以保留下来。中国二千多年来，哪个朝代不是众星拱卫北斗一样拱卫着皇帝这个核心？不仅皇权如此，而且几乎一切场合都莫不如此。就连孔子死后，后人给他修建的孔庙格局及里面的摆设，也是按照孔子为政思想来布置的。 孔庙里，孔子作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自然是居于北斗星的核心地位，享受众星来拱之的待遇。围绕着孔子这颗北斗星，接着就是四配——即众星中的常委级别的牛B星。是这四个人：颜回、孔伋、曾参、孟轲四人。古时以此四人配祀孔子左右。颜回、孔伋（子思）居东，曾参、孟轲居西。这四个也是圣人级别。颜回是仅次于孔子的，因其一生忠贞不二地追随孔子，对孔子之言，言听计从，点头如捣蒜，从来没有半点违逆，有如孔子的复制品，生前被孔子多次大赞“贤哉回也”。所以被后人封为“复圣”，居四配之首。 孔伋子思是孔子的正宗嫡系孙，虽然是曾子的学生辈，但是由于是祖龙师爷孔子的嫡系孙子，自然是不敢轻慢他，儒学八派中有“子思子之儒”，便是孔伋一派，为孔门嫡传。孔伋是儒家中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前承孔子，后传孟子。孔伋的思想经他的门人传给孟子，孟子继承并发展，后人称为“思孟学派”。这个自然是要封“述圣”，居第二位。只是他的著述《中庸》那本书本身的作者身份就存在着争议，甚至说不定就是一个代写品，在儒家内部就是争论不休的，所以后来《中庸》干脆不署作者名。居第三位的人是曾参，传说他受业于孔子后，学有成就，便开始讲学。父母死后南游楚国，“得尊官焉”。后齐国欲以为相，楚国欲以为令尹，晋国欲以为上卿，都被他一一谢绝，专事研习孔学并授徒，极力传播孔子思想，他的弟子也有70多人。最终成为儒家名师，在孔门中被视为道统的继承者。因为带徒弟多，他自己在有生之年就是“众星共之”的角色，徒子徒孙，多如牛毛，他自己就是老祖宗级别了，这样的人自然是要被封为“宗圣”。之所以屈居子思之后，实在是因为人家爷爷是孔子，相比而言“我爸是李刚”其实算不了什么的。中国人对历史不了解，才会那样大惊小怪不已。 排第四位的是曾参的学生子思的学生孟轲。传说孟轲受业于孔伋的门人，孟子学业有成后，他聚众授徒，历游齐、宋、滕、魏等国，四处求官不得，回头学孔子收徒弟，赚学费维持生计，据说他也有弟子3000多人，可惜贤者一个也没有，但是与孔子相比，他多活了11岁，84岁寿终正寝，这也算是一点进步。他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一套“仁政”学说，虽然没有什么实际成就，但是，毕竟留下了中国儒家第一本不存在争议的署名专著——《孟子》。让中国开始有了明晰的著作版权意识，总算是有了一点贡献。由于孔子收的学生多，又有专著，所以他的职称就是“亚圣”。 这四配可以说是孔庙里的最高配置，常委级别的。四配外围的星就是12哲人，属于政治局委员级别，自然是要次一点，当然人数也会多一点。十二哲人塑像，列于大成殿内“四配”之后，东西各六人，东位西向的是闵损、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有若，西位东向的是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颛孙师、朱熹。 接下来的星又差一点，也就是中央委员的级别，这一级别叫“先贤”，共有七十九先贤。之后又次一点的是“先儒”，共有七十七先儒，相当于中央候补委员级别。基本上与先贤的数量相当。 应该说明这份圣人、先贤、先儒名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地在变化之中，究竟谁能够入到圈子里去，关键是看后来统治者的好恶了。比如，孔庙的配享从祀的贤儒位置有的几经改祀、升迁，有的罢而未复，死者的名单，什么时候被拿掉，根本无法预料。很有意思的是类似的名单现在在中国也到处都是。 如荀况，宋元丰七年入庙，明嘉靖九年罢祀；杨雄宋元丰七年入庙，明洪武二十九年罢祀；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王弼、杜预，唐贞观二十一年从祀，明嘉靖九年罢祀；郑众、卢植、服虔，唐贞观二十一年从祀，明嘉靖九年迁出；王安石，北宋崇宁三年配享，靖康元年罢配享，仍从祀，南宋淳佑元年罢祀；王雱北宋政和三年从祀，南宋春熙四年罢祀。被罢享罢祀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因为“短丧”（本条选择性极强，王雱短丧，颜回呢？）有的因为“宗旨老庄”，有的因为“诵神仙方术”，有的因为“家语不载疑史记误书”，还有的因为学说“谬”，而被视为“异端”等等。 这样一个围绕着孔子这个北斗星而众星拱卫之的动态格局就形成了。可见，做教授，当博导，招学生的数量一定不能够少，少了自己这颗北斗星就缺乏了拱卫之星。那个时候自己就变成了孤星一颗，谁来认你是“宗圣”呢？ 今天，我们用心观察一下无论何处，哪个单位，甚至哪个会场，又不是按照孔子“众星拱之”的格局而存在着呢？花那么多的时间、精力与聪明才智，不过是要维护这种本来就在现实中根深蒂固存在着的东西，有必要吗？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后来在民间化成许多通俗的表达方式。比如：“一山不容二虎，一国不容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或者“好马不被双鞍配，好女不嫁二夫郎”，“一个笼子里容不下两只叫公鸡”。“庙里需有一尊菩萨”。因此，中国人做人做事的方式也就变成了“香要烧得粗，佛要拜得大”，“求罗汉八百，不如拜佛一尊”，都是要遵循那个“北辰”效应。能够求到众星拱卫的核心对象当然好，如果不行，就求四配，再不行，就求十二哲吧，然后依次先贤与先儒。 其实，政治本来是一门精密的科学。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翻译成中文本，可是数百页纸，而且是建立在三段论的推理论证的逻辑思维基础上，用比喻的方式来说明一个复杂的现象，本是极不精准的，更何况我们也知道了所谓“北辰”被“众星拱卫之”其实也是假象，他们根本就是相距多少亿光年，互相不相干的恒星。是我们的肉眼局限才造成了这种错觉。还有家庭里的亲情关系里的“孝”，其实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根本不适用于公共领域里的国，不能够变成“忠”，公共领域与陌生环境里，需要用统一的规则来规范，这就是“法治”。把父子与君臣搅和在一起，也是圣人脑袋发了昏的结果。如果古人有如此局限性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今天的所谓新儒家还要继承将这发昏的脑袋发扬光大，就是不可原谅的了，那时非变成脑残不可。 2015年8月31日星期一
|
|
|
来自： 昵称14385615 > 《书苑撷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