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武侠,有武就离不了侠。说完了武,就到了侠。 金庸笔下,塑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侠客角色,凡是喜爱金庸的,大概都能说出一堆人名来。 不过这也很正常,一般来说,文人和艺术家都是悲观主义者和一定程度上的疯子,哲学家也一样,除非他们已经疯了:) 好,不再胡乱发挥了,回到正题。 中国古代文化推崇的人文精神,大致脱不了“忠孝节义”的范畴,或者换一套,“仁义礼智信”。对“侠”来说,最重要的,自然是“义”字,其他的不可或缺,但是相对来说,不如义重要。比如我们标榜千古的关二爷,其他缺点都很明显,一个义字,就令他风光无限。到了“山东呼宝义”宋公明,靠一个义字就领袖群伦吃遍天了。 金庸笔下的侠,人格不一定完美,“义”的品质却是不敢唐突的。 武侠到了金庸手里,人格的层次不再那么简单化,要探讨的内容也丰富多了,毕竟,天下已经不再是中国人的天下,中国文化也不能再缩起脖子里称老大,二战已经打过,日本已经抗过,殖民地还在对付着,家国情仇,已成过去,也不再由知识分子操心,儿女情长,渐成新宠,算是新时代的新职责。此消彼长,事情已经复杂到传统形式和流程无法承当了。 不变是不行了。 只做“好汉”已经不能在新时代混下去了,金庸笔下的侠,自然也就有了新时代的新内容。 传统意义上的“侠”的优点和特点,大致上就是:行侠仗义,锄强扶弱,打抱不平,舍己为人。发展到极致,就是孟子推崇的“舍生取义”。这样的侠,到了现代,一个是容易倚仗武力仗势欺人,个人英雄主义,也容易扰乱社会秩序。另外,太个人主义了。在一个慢慢走向规则化统治的时代,侠的概念,终归是要渐行渐远,只能作为文物,或者规则的补充和附庸。 于是金庸给了他们出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以前的“替天行道”,比较渺茫,谁知道天怎么想的啊,现在有了具体的“国”与“民”,算是目标回落到地球上了。 金庸把狭义的侠义精神,放大,找到了现代社会里侠义精神的出路,也定义了判断一个人,或者一个武侠的标准。 为了斗一时之气,逞一时之强的武勇;为了自己过瘾,不计较他人得失的发泄;为了个人好恶,凭一己之私的判断;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不考虑国家民族的偏狭;甚至,为了本民族的利益,不考虑其他民族的利益。这些情况,都已经在金庸的“侠”的世界里,进行了探讨和深化。 金庸的“侠”的精神,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侠”,而是做为一种有责任的精英层,在为人民思考,为国家思考,为人类思考。他们考虑人应该怎样处理自己的感情与集体关系的矛盾,个人与集体的矛盾,正义与邪恶的矛盾,邪恶团体里的正义与正义团体里的邪恶的矛盾,个人面对自己的感情偏向和国家与民族矛盾时如何自处,等等。 但是,在金庸的侠世界里,责任感,始终没有消退过,甚至到了似乎要消解一切的“鹿鼎”,在涉及到原则问题时,小流氓韦爵爷责任心也都是高尚的象个共产党员。 这就表明,金庸的精英意识,古典知识分子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心,从来没有消退过。而这样“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恰恰是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屡仆屡起,渊源流长的原因所在。 金庸把自己的思考,寄托在侠的身上,在自己构造出的侠的世界,来实验自己的想法。那么,这个理想中的侠的世界,侠的命运如何呢?这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侠,运用侠的精神,能不能解决各种各样人的矛盾,利益集团的矛盾,民族的矛盾,国家的矛盾呢? 前面已经说过,金庸对侠客的看法,总体来说是悲观的,对力量和人格都具有代表性的侠客悲观,其实也就是对人类的本性悲观。这些悲观思想,我们在金庸的作品里,随处可见。 “书剑”里,陈家洛出身名门,文武双全,武功一流,仪表风采也一流,和皇帝是兄弟,又是天下第一帮派的头儿,论起行侠仗义在责任,他是无可推脱,一个侠客该具有的能力等等成功的前提,他又都具有了。这样的人,一般意义上来说,堪称完美。可以说,金庸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完美侠客去塑造他的。 然而,陈家洛的结局如何呢? 结果呢?远赴海外。 还是失败。还好,这次金庸仁慈了一点,让他佳人入怀余生可托。 无疑,这是篇成功的小说,也有很多成功的人物。 就是这篇小说,金庸确立了理想中的大侠标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连城决。 金庸笔下,从来就没有过成功的侠客,只是在前期,他还略微有些造梦的想法,自己也大约稍微有些寄托,直到最后的鹿鼎,他既打破了自己的梦幻,也打破了别人的梦幻,正式宣告侠客救世思想的破产。既然到了这步田地,武也看破,侠也看破,再想继续武侠小说,怎么也都难了。所以,他封笔退出,十分的明智。不是这么高明的人,自然也写不出那么多高明的小说。 从金庸写作的情况来看,他内心深知,在现代,侠的精神只能藏在心底,不能再用来明目张胆的标榜了,侠客,也只能存在于想象的世界,世俗生活里,已经不再有侠客存在的空间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