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人南相

插图：郭红松

　　52岁那年，我读过三部能够记住的书。纳博科夫在长篇小说《普宁》中，开笔就将这位52岁的普宁教授从外到内仔细地刻画：“穿短袖衬衫和松松垮垮的长裤子，两条腿一搭起来，就露出好大一片光腿”。他是赶往美国的一所大学讲座，却坐错了火车；托马斯·曼的《魂断威尼斯》中写的也是一个52岁的诗人，生命走到了没有激情没有滋味的地步，不知去哪里度假，却鬼使神差般地来到了威尼斯，遇到了激活他生命深处的美男少年；还有库切的《耻》，也写的52岁的南非白人教授，他叫戴维·卢里，每周二下午准时去一条大街跟一个女学生幽会，竟至东窗事发被赶出校门。三位52岁的男人都颓然地走向人生的黄昏。

　　那一年，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也52岁了。我选择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离群索居，不觉已然三年。那个城市距我的故乡十分遥远，是古时发配的蛮荒之地。改革开放以来，因毗邻香港，沾了香味儿，率先富了起来。香港和台湾两地老板相继在这里开办工厂，针织、电器、食品等大小工厂为当地经济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一个小小的乡镇收入居然能够抵得上内陆的一个大省！于是乎，全国涌来了大批的打工仔，做起了发财梦。我也如梦般地在这个城市漂着，说成逍遥也未尝不可。我不是做什么发财梦，只是想换一种活法儿，就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为自己活一回。这种选择在当时能够毅然作出，并不容易。即使在今天，深圳的朋友们说到我当初的这种离乡背井，孤身远居，也在感叹这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这要放弃许多俗世的东西。比如那种功名的东西，有人一辈子都在追求却无法得到，却让我轻易放弃了。放弃，其实还不仅是需要勇气，更需要一种人生的权衡。

　　当地人管广东以外的人一律叫北佬。由于天南海北的人越来越多，北佬的叫法便有了细分。尤其那些吃官饭的人，也会讲普通话，他们见识多了，也能分清个江南江北。于是乎，他们常常会把我当作南方人。每当酒桌上相遇时，他们就会问我：你是南方人吧？（他们所说的南方人，是指江浙一带的）每每到了这时，我就会说，我是东北人。他们就会惊讶：你不像东北人，东北人高大威猛，而且特别能喝酒的！我知道，我常常会因白净斯文，个子不高，又有所谓的读书人那股子呆劲儿，加上也不大喝酒而被视作南方人，但真正交谈起来，我的性格仍然有着无法掩饰的东北人的特点：直言快语，嗓门也不压低，豪爽而不磨叽，性情来了，也能豪饮几杯白酒，当然他们更多时候是喝红酒，喝那种年头多的法国红酒。这里的人虽然出身土，但是，由于开放速度快，迅速变“洋”变“香”起来，变洋么，是将法国的、巴厘岛的、澳大利亚的好东西任意搬来，一条啤酒街很快变成了红酒街，变香，就是变得香港化了，诸如店名纷纷叫作“兰桂坊”“百金翰”什么的。他们也学上海，把一条街称作一里洋场。他们之所以没叫十里洋场，大概还是感觉不如大上海那般气派吧！

　　当地的朋友可能怕我孤独，经常叫我参加饭局。围坐在一张餐桌前，满登登的人好生热闹。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叽叽喳喳，我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索性就当作听一群鸟叫，窗外有花香，四季都有，“鸟语花香”，其乐融融，只不过至今我也没有听懂广东话。如果我喜欢唱通俗歌曲，恐怕早就学会广东话了，问题是我只喜欢古典音乐。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我在52岁那年离开东莞来到了深圳，有幸被深圳交响乐团聘为驻团艺术家。人生也就多了一项内容：音乐。准确说是交响乐，每个周五，都有现场交响乐听，很是滋润。听懂了，高兴了，就写篇乐评，写得多了，竟被人称作乐评人。并由此带来“乐境”（我的微信名）。动静之间，八年时光竟倏然而去。我已来到了60岁的门口。

　　我是那种因文学而改变命运的人。34年前的那个冬天，我被视作特殊人才，经省委书记特批，破例调进辽宁作家协会。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背景、仅靠发表几篇小说的文学青年而言，这种童话在我的故乡到处流传。这应该是深圳特区的办事方式，而我的幸运则发生在沈阳这个老工业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