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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一、关于作者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安徽全椒人。移家南京后自号秦淮寓客，因其书斋署“文木山房”，晚年又自号文木老人。 吴敬梓出身于一个“科第家声从来美”的科举世家。曾祖一辈，兄弟五人，四人中进士，曾祖父吴国对是顺治十五年（1658）殿试第三名，俗称探花，官至翰林院侍读，提督顺天学政。祖父一辈，族祖父吴晟是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吴昺是康熙三十年（1691）殿试第二名，俗称榜眼。但到了父辈逐步中落，父吴霖起，拔贡，曾为赣榆县教谕，是个清贫的学官。 第四单元从士林到官场《儒林外史》吴敬梓从小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前辈对科举的热中追求，对经史特别是《诗经》的备加推崇，都对吴敬梓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从小就读经习文，准备走科举仕进之路。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受封建教育的束缚，对诗词歌赋以至野史杂书都饶有兴趣，这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吴敬梓在少年时代过了几年安逸的读书生活，13岁“丧母失所恃”，14岁随父到赣榆任所。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规矩方正的吴霖起被罢除了县学教谕，吴敬梓随父回到全椒。第二年，吴霖起抑郁而死。父亲一死，族人欺他两代单传，近族亲戚、豪奴狎客相互勾结，纷纷来侵夺祖遗财产。正如他在《移家赋》中所追述的：“兄弟参商，宗族诟谇。”他的族兄吴檠也说：“他人入室考钟鼓，怪鸮恶声封狼贪。”（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金榘《泰然斋集》卷二附）这使他看清了封建家族伦常道德的虚伪，萌生了与仰仗祖业和门第过寄生生活的庸俗人物分道扬镳的念头。于是，吴敬梓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转折。他由激愤变为任达放诞，“迩来愤激恣豪侈，千金一掷买醉酣。老伶少蛮共卧起，放达不羁如痴憨”。（金两铭《和（吴檠）作》，同前）他以阮籍、嵇康为榜样，追慕建安文人的风雅，反抗虚伪的礼教，表现出慷慨任气、放诞不羁的人生态度。由于他挥霍放荡和乐于助人，致使父亲死时留下的财产消耗殆尽，逐步落入贫困交加的境地，因而也招来了庸夫俗子的非议。“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吴敬梓《减字木兰花》，《文木山房集》卷四）在家乡亲友的讥笑和世俗舆论压力下，他在33岁时，怀着决绝的感情，变卖了在全椒的祖产，移家南京，开始了卖文生涯。在南京，他结识了许多文人学者乃至科技专家以及普通市民，扩大了自己的眼界，增长了见识。特别是他接触了代表当时进步思潮的颜（元）李（）学派的学者。他们反对理学空谈，倡导务实的学风；要求以礼乐兵农作为强国富民之道；反对空言无益的八股举业，提倡以儒家的“六艺”作为教育内容，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时代思潮在他思想上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六朝故都南京的山水名胜，引发着追慕魏晋文人的情感，他进一步突破了“名教”的束缚，发展了恣情任性的狂放性格。 吴敬梓也曾想走科举荣身之路。可是，他以弱冠之年考取秀才之后，始终不能博得一第。29岁时，去滁州参加科考，因为他的狂放行为被禀报到试官那里，终以“文章大好人大怪”而落第。沉重的打击，使他对科举制度的怀疑加深了。36岁时，曾被荐举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他参加了地方一级的考试，但到了要赴京应试时，却以病辞。几经波折，他对科举制度的弊端有了深刻认识，再不应乡试，也放弃了“诸生籍”，不愿再走科举仕进的道路，唱出了“恩不甚兮轻绝，休说功名”（《内家娇》）的心声，甘愿以素约贫困的生活终老。 吴敬梓的生活陷入困境，常典当度日，甚至断炊挨饿。由富贵跌到贫困的逆境里，他备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对社会有了更清醒、冷峻的观察和认识。艰难的生活并没有使他屈服。乾隆十六年（1751），当乾隆首次南巡，在南京举行征召，许多文人迎銮献诗时，吴敬梓却没有去应试，而是像东汉狂士向栩一样“企脚高卧”。（金兆燕《寄吴文木先生》，《棕亭诗钞》卷三） 吴敬梓生活的最后几年常从南京到扬州访友求助，常诵“人生只合扬州死”的诗句。不幸言中，乾隆十九年（1754）农历十月二十八日在扬州与朋友欢聚之后，溘然而逝。“涂殡匆匆谁料理？可怜犹剩典衣钱！”（程晋芳《哭吴敏轩》，《勉行堂诗集》卷九）极其悲惨地结束了他坎坷磊落的一生。 (选自袁行《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二、结构 现在通行的《儒林外史》共有56回。对于它的结构，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总体上看来，整部书是一个首尾呼应的回环式结构。 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可以看做是总纲，点明主题和创作意图；第56回则借“幽榜”回应“楔子”，首尾呼应，浑然一体。 从第二回到第五十五回是书的主体部分，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了从明宪宗成化（1465—1487）末年写到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为止，一百年间几代士人风格迥异的命运遭际。这一部分与其他长篇小说不同，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人公，往往一回或者几回描写一个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互为引子，像串糖葫芦一样串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形式。 又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自第二回起至三十回，主要描写科举制度“贯索”下的文人图谱，以二进（周进、范进）、二王（王德、王仁）、二严（严贡生、严监生）、二娄以及蘧公孙、鲁编修、马二先生、匡超人、牛浦郎等人为代表，暴露科举制度下文士对于“功名富贵”的痴迷和无聊名士攀附权贵、附庸风雅的无耻行径。第二部分，自三十一回起到四十六回，主要写作者设想的理想人物。作者着重写了三个中心：修祭泰伯祠，奏凯青枫城，送别三山门。围绕这三个中心，塑造了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萧云仙等真儒名贤的形象。自四十七回至五十五回止，描写那帮维持文运的“星君”消散之后，剩下的只是一派荒凉和寂寥，社会风气更加恶劣，一代不如一代。惟有几个市井奇人，勉力维持，也只能算是前贤余音罢了。 凡作一部大书，如匠石之营宫室，必先具结构于胸中：孰为厅堂，孰为卧室，孰为书斋、灶厩，一一布置停当，然后可以兴工。此书之祭泰伯祠，是宫室中之厅堂也。从开卷历历落落写诸名士，写到虞博士是其结穴处，故祭泰伯祠亦是其结穴处。譬如岷山导江，至敷浅原，是大总汇处。以下又迤逦而入于海。书中之有泰伯祠，犹之乎江汉之有敷浅原也。 （《儒林外史》卧闲草堂本第三十三回回末总评） 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 （选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每回以一个或多个人物为中心，而以许多次要人物构成一个社会环境，从人与人的关系上，从种种日常生活活动中，来表现人的思想性格与内心世界。总是在这一回为主要人物，到另一回即退居次要地位，而以另一人居于主要：如此传递、转换，各有中心，各有起讫；而各个以某一人物为中心的生活片段，又互相勾连着，在空间上，时间上，连续推进；多少的社会生活面和人物活动面，好像后浪逐前浪，一一展开，彼此连贯，成为巨幅的画面……正如绘画上《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或《长江万里图》之类“长卷”形式相类。若要将它取个名目，可以叫做“连环短篇”。 （选自吴组缃《〈儒林外史〉的思想和艺术》，《〈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 我们又可把《外史》主体部分分为六小段。第二回至八回为第一段，写二进发迹史。二进发迹史乃儒学挫折史。周进枉己求仕，发迹作主考，只能选拔庸人范进。到范进作主考，后果更不堪设想。于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禀生忘（王）德忘（王）仁；贡生、监生、俨（严）然致中、致和而夫妻不睦，兄弟不友；新中举人母丧外出打秋风，新中进士为考选匿丧，新中进士出为府守不惠不忠，儒家封建五伦沦丧。这是对以王冕为代表的文人精神、儒学传统的破坏，是平衡状态的负面变化，也是作者要表彰的文人活动的背景，即通常所说的“典型环境”，从结构上说这是第二代文坛奇人故事的序幕。九回至十五回为第二段，写豪士，这是故事的开端。十六回至二十三回为第三段，写诗人，这是故事的发展。二十四回至三十回为第四段，写才子，这仍是故事的发展。三十一回至三十七回为第五段，写贤人，这是故事的高潮。三十八回至五十二回为第六段，写封建五伦复兴，君子奇人辈出，这是故事的结局。故事开端为头，故事发展、高潮为身，故事结局为尾，主体部分结构也是一个头、身、尾完整的有机体。全书有头、身、尾，主体部分也有头、身、尾，彻里彻外，有首有尾，《外史》结构确实完整完美。 （选自徐又良《短篇其表长篇其里──〈儒林外史〉结构新探》，《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1期） 三、主题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故事，除了楔子写元明易代时王冕的故事外，正文从明宪宗成化(1465-1487)末年写到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为止。其实，小说展示的是18世纪清代中叶的文人生活风俗画。长期以来，学界认为《儒林外史》的主题是“反科举”或者揭露儒林群丑，80年代以后，很多学者认为这种看法是肤浅的、不全面的，没有深入揭示作品的本质。确实如此，从表面上看，作品描写了一大批汲汲于功名的迂腐儒生，他们的可笑、无聊、迂腐朽拙，都是拜“八股取士”之所赐；作者也借王冕之口对八股科举作了批判性的预言，认为“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必将使一代文人受厄。但是作者笔下一批无聊文士还有张静斋、严贡生那样卑劣的乡绅，有王太守、汤知县那样贪暴的官员，有王玉辉那样被封建道德扭曲了人性的穷秀才；更有一类真儒真名士，以“立身”为旨归，希望“修身以立道”，或者淡泊名利，隐居自处，或者放浪形骸、风流文雅，他们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士人的典型，表现了作者对文人出路的思考。这些人物自然都不是“反科举”这一主题所能容纳的，当然也不是什么“儒林群丑”。 对于作品的主题，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功名富贵说”。闲斋老人的序认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者；有依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现代学者李汉秋也认为：“可以说，功名富贵是封建知识分子围绕着旋转的轴心，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是对明清文人的一个试金石，把他们放在这个聚光点上，足以烛幽索隐，显其灵魂，使之纤毫毕露，声态并作地现身纸上。”应该说，这种观点在作品中是能直接找到证据的。第一回篇首，作者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著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哪一个是看得破的?”而作者借以“隐括全文”的“名流”王冕，“不独不要功名富贵，并且躲避功名富贵”。后面所描写的几十个读书人，也无非是汲汲于功名富贵和淡泊名利这两类。前者为追逐功名富贵而不顾“文行出处”，把生命耗费在毫无价值的八股制艺、无病呻吟的诗作和玄虚的清谈之中，造成了道德堕落，精神荒谬，才华枯萎，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失去了人生的价值。后者则是作者心目中“维持文运”的人，他们体现了作者改造社会的理想，体现了追求道德和才华互补兼济的人生追求。 二是“公心讽世”说。鲁迅认为《儒林外史》是“公心讽世之书”，作者“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他认为，作者写作此书时，读书人“制艺而外，百不经意，但为矫饰，云希圣贤”，作者有感于士林种种流弊，所以根据耳闻目见，创作此书，“烛幽索隐”，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士人形象，描述种种世相，穷极文士情态，并对其中伪妄之处多所掊击。这种说法也是符合实际的。作者的讽刺往往是婉转而且善意的，即使作者生平最不屑的“制艺出身者”，也未将其丑化，甚至还写出了他们的君子品行。可以看出，作者“秉持公心”，不图“骂世”之快，而意在“醒世”。全书讽刺面不限于举业中人，官吏、乡绅、名士，各种儒林中人，都成为讽刺对象；也并不只是讽刺八股取士的制度，封建的妇女观、节烈观，以及士林学风、官场腐败、乡村势利习气等也都在讽刺之列。因此可谓“讽世之书”。 三是“文人命运”说。鲁迅先生“公心讽世”的说法已经深入人心，但大多数的学者把目光集中在“讽世”上，多少忽略了作者秉持的“公心”。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探讨，认为这种“公心”实质上表现了作者对于知识分子命运和前途的关注。作者认识到，在科举制度和功名富贵观念的束缚下，知识分子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厄运，思想被禁锢，智能被破坏，道德被腐蚀，因此以善意婉转的笔调描绘了一幅幅儒林风俗画，指出了他们的生存困境。面对这样一个“世风日下”的状况，作者并不只是感慨痛骂，发泄一番了事，而是认真地查找根源，并为儒林士子开出了几方良药，他借杜少卿等几个理想人物的塑造，表达了通过儒家道德的回复和“礼乐兵农”的实学来改造儒林的美好愿望。虽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整个制度本身，因而也并不能真正找到行之有效的出路，但他毕竟已经开始了尝试。这里就表现了一位封建进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敢当天下大任的勇气。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这种困境是一种社会性的危机，单纯依靠几个真儒贤人，并不能推动社会的根本变革。因此，当传闻天下的泰伯祠墙倒殿斜，乐器祭器尘封冷落，“贤人君子，风流云散”之后，当萧云仙武功文治，轰轰烈烈，到头来却被工部核算追赔，破产还债，凄惨收场之后，他的“礼乐兵农”的社会改造方案终以失败而告终。即使还有几位市井奇人勉力维持，却也好似空谷传音，只是一派荒凉和寂寥。 以上诸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都从一个方面揭示了作品的本质，越是伟大的作品，越是表现出这种内涵的丰富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是难免的现象，在教学中，我们不必别黑白而定于一尊，把某一种观点作为标准答案。可以引导学生阅读全书后，说说自己的看法，只要言之成理即可。 四、小说刻画的人物形象 小说人物众多，没有一个中心人物。按照作者的创作主旨，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1．八股文士 这类人物以周进、范进、马二先生、匡超人和王玉辉等为代表，他们出身贫寒，天性淳良，但大都醉心于八股举业，藉以谋求功名富贵，因而显得可悲可笑。他们有的皓首穷经，空虚麻木；有的醉心“选政”，颟顸酸腐；有的拙朴诚笃，以身殉教…… 周进是第一个出场的举子，他沿着“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的科举阶梯向上爬，到了六十岁还是老童生，一无所能，只能靠开馆授徒挣几个谋生钱。在薛家集新开馆时，年轻的新秀才梅玖知道他还不是秀才，于是对他百般嘲弄，极尽奚落之能事。他“脸上羞得红一块白一块”，但不敢反唇相讥。因为在科举时代，功名是一个读书人个体价值的直接体现，拥有了功名，你就拥有了富贵、地位，没有功名，只能遭别人白眼，甚至连话语权都没有。因此，他只能“捺定性子”，逆来顺受。秀才的科名就可以把他踩在脚底下，“发过”的举人老爷王惠，在他面前更是可以飞扬跋扈了。王举人神气十足、拿腔作势、趾高气扬，“鸡、鱼、鸭、肉，堆满春台”；周进只能恭恭敬敬，“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下饭，鲜明的对照，把周进的地位和处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塾师的饭碗丢掉了，只好替一伙商人去记账。当他到省城参观贡院时，大半生的辛酸和苦楚一起涌上心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的不醒人事”，醒来后大哭一场，“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作者抓住这一不寻常的举动，把犀利的笔锋深入他精神的最深处，以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揭露了八股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摧残。不过，他的命运却忽然有了转机，先后中了举人、进士，升了御史，又钦点广东学道。一朝发达，处境顿时大变，奚落过他的梅玖冒称是他的学生，他在村塾中写下的对联，被恭恭敬敬地揭下来裱好，薛家集也供奉起他的“长生禄位”。这些细节，说明在科举制度下，衡量个体价值的尺度已经完全功利化、物质化了，整个社会陷入了对功名富贵的狂热迷信之中。 如果说周进和范进是八股举业的实践者的话，马二先生就是一个维护八股举业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了。他是一个正派人物，古道热肠，乐于助人，先是帮蘧公孙销赃弥祸，后又资助匡超人返乡行孝，即使骗过他的洪憨仙，他也仗义疏财，为其装殓送殡。但是在八股制度毒害下，他的智能被严重败坏了。他屡试不第，却对八股举业情有独钟，无怨无悔，甚至热情宣传八股制度，他认为“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他把全部精力献给了八股选政，并有自己一套选文、批注的见解，比如“大约文章既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文章总以理法为主”等等，这套文思定势使他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审美情趣枯燥乏味，在游览西湖的时候，面对“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他头脑中除了八股文那些套语之外，已经没有别的词汇。在这个人物身上，集中体现了八股愚民的恶果。 与其类似的一个可怜又可悲的人物是王玉辉，他自言是个“迂拙的人”，做了三十年秀才，清贫自甘，并不贪图功名富贵，但却是个礼教的虔诚信奉者。他“生平立的有个志向，要纂三部书嘉惠来学”，立意为封建礼教增砖添瓦。更有甚者，他把程朱理学“教养里面的辞藻”当了真，竟然赞成女儿为夫殉葬。礼教之毒，深入骨髓。与伪君子相比，这是一位迂拙诚笃的“古君子”，作者对他的人品是有所肯定的，他并没有拿女儿的死谋求名利，在“理”与“情”之间，他也始终处在矛盾之中。如此善良的人，却在死板僵化的理学教条驱使下做出了残忍的事情，不由得不让人扼腕叹息。 2．所谓“名士” 这是一帮科举制度的派生物，他们或者科场败北，或者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登入仕途，于是就效法古人，结诗社、写斗方、附庸风雅，充当名士。表面上风流不羁，实际上却是借此邀声盗名，“曲线”获取功名富贵。这些人物主要有三组，围绕三次诗酒“盛会”展开描绘：湖州莺脰湖高士集会、杭州西湖斗方诗会、南京莫愁湖“定梨园榜”。文人雅集，觥筹交错，诗酒流连，本是极风雅之事，历史上的兰亭集会、醉翁亭集会等著名盛会，都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但是，《儒林外史》中的三次聚会，却是如此滑稽可笑。 富家子弟娄三娄四公子，“因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了一肚子牢骚不平”，在京师呆得无聊，返回故里，无意中碰到与自己见解相同的读书君子，于是引以为知音，起了“求贤访道”的雅兴，于是一伙“名士”(杨执中、权勿用、牛布衣、陈和甫、张铁臂、蘧公孙等人)聚集在他们周围，凑成了一个莺脰湖高士集会。二娄的心地倒也纯良，也颇有些真名士的习气和风度，待人诚朴、谦虚恭谨，对待杨执中、权勿用，也是真心礼遇，不求酬报，可谓“翩翩浊世之贤公子”，然而，“轻信而滥交，并不夷考其人生平之贤否，猝尔闻名，遂与定交”，所以大都所交非人。杨执中的儿子偷了权勿用的钱，两人因此而发生龃龉，“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的高士理论都抛诸脑后了。后来，当权勿用被人告发，“一条链子索去了”，张铁臂用“猪头”骗取了五百两银子，远走高飞之后，两位公子只能“半世豪举，落得一场扫兴”，“闭门整理家务”。如果说战国时期信陵君、平原君诸人为政治考虑，养士纳贤，当时的士人尚有独立人格精神，渴望建功立业，那么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士人的独立人格早已经在八股科举的贯索下消失殆尽，他们一意慕求的不过是攀龙附凤、功名富贵罢了。因此，他们的名士姿态，不过是为了邀声盗名、待价而沽。作品通过聚会前后的介绍，揭示了所谓“名士们”的滑稽丑态。“真乃一时盛会”的结语，也在平静之中形成了绝妙的讽刺。 西子湖畔也聚集着一帮斗方名士。以医生兼名士的赵雪斋为首，还有冢宰后嗣胡三公子，头巾店老板景兰江，冒充秀才的盐商支剑峰等人，他们高谈阔论，拣韵联诗，附庸风雅，以表面上的潇洒来慰藉内心对功名富贵的欲求。他们羡慕赵雪斋：“这雪斋先生诗名大，府、司、院、道，现任的官员，那一个不来拜他?”这就道出了他们当名士的真实目的。但是，“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赵爷各样好了，到底差一个进士。不但我们说，就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快活的是差着一个进士”。流露出这帮标榜“不讲八股”的名士们内心深处的悲哀。而这次聚会，胡三先生的悭吝，犹如插科打诨一般，穿插其中，酸气逼人，“至今读之尤令人呕出酸馅”。 “莫愁湖高会”的导演是杜慎卿。这是一个出身名门的世家子弟，不但外表温文尔雅，而且为人豪爽、颇有才气、风流自赏，“飘然有神仙之概”。历来对他的评价存有争议。有人对他褒多于贬，有人却贬多于褒。不过，平心而论，比之斗方诗人，他有许多真性情在里面。比如，他看不起萧金铉之类的斗方名士，也不屑于做假名士那些冒充风雅的“故套”；对朝政敢于发些不同流俗的议论，赞扬永乐夺位，批评方孝孺迂阔古板等等。最有意思的是他主持召集阖城旦角，每人做一出戏，评出色艺俱佳者，定梨园榜。虽是空虚无聊之举，但也别具一格，不失为一件风流雅事，足见其风流倜傥。当然，他也有一些精神空虚和虚伪做作之处，他顾影自怜，“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要徘徊大半日”；他一面称隔着三间屋也能闻见女人的臭气，一面却迫不及待地纳妾；他表面声称“朋友之情，更甚于男女”，实际上是酷好男风。不过，瑕不掩瑜，在伪诈横行、迂腐穷酸的士林中，他的存在也带来了一丝清新之气。可惜的是，他最终没有逃脱八股的樊笼，竟去做了官。 3．官绅 官绅似乎并不是儒林中人。但是读书人科举成功，入了仕途，也就成了官；在乡士绅，凭着手中的钱财，捐个监生、贡生的功名，也就摇身一变，成了儒林中人。这类人物，出仕多为贪官污吏，在乡则为土豪劣绅。 王惠由举人而中进士，补授南昌知府，一到江西就打听“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为了实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发财梦，他的衙门里充斥着“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爷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就是这样的官吏，却被考核为“江西第一个能员”，并因此而升了官。这里，科举制度成了官场腐败的根源。 二严则是在乡绅士的代表。两人是一母同胞，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严监生是有名的吝啬鬼，“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当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临终时，为了灯油里有两根灯草，死不闭眼。他空有数十万家财，“时时忧贫，日日怕事，并不见其受用一日”。而他的大哥严贡生，“举家好吃，绝少家教，漫无成算”，与严监生丝毫不同。更可恶者，严贡生在乡里横行霸道，肆意欺诈。先是诈邻人之猪，致人腿折；接着又为一纸并未付款的借约索要利银；后来为了赖掉船费，挖空心思设计了圈套，用几片云片糕，故意丢在舵工顺手的地方，诱使舵工吃掉，上岸时诈称那是他花几百两银子买的“药”，要写帖子把舵工送到衙里打板子，船家只好求饶，他在臭骂一顿之后赖掉船钱扬长而去。这是一个“为富不仁”的人，“骗了一世的人，说了一世的谎”，却“未见其有一日之艰难困苦”。两相对照，不由人不感叹造化弄人，世风日下。 当然，书中描写的官绅，也有颇可赞扬者。前任南昌太守蘧佑为官清廉，襟怀高旷，不慕名利，讼简刑清，衙门中充满着“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是一个身在官场，心在江湖的高士；安东县向知县知恩图报，鲍文卿有恩不图报，皆是一片赤诚，此种情谊令人感动万分。 4．真儒贤人奇人 从三十一回起，作者理想中的人物依次登场，主要有杜少卿、迟衡山、虞育德、庄绍光、萧云仙、沈琼枝、余大先生、余二先生、虞华轩、凤四老爹等人。这些人物是根据作者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理想设计出来的，体现了他对于理想人格的探求和改造社会的理想。 按照书中说法，虞育德是第一高人，庄绍光是第二高人。实际上，两个人是互为补充的，虞育德是身在官场，能兼济天下的真儒，而庄绍光则是身在草野，独善其身的隐逸贤人。作者通过这两个人物的塑造，表达了希望通过先秦儒学精神改造社会的思想。 虞育德的生平经历非常平凡，没有什么伟大的举动，但是就在一点一滴之中，表现出一个醇儒的人格魅力。他胸怀淡定，自然浑雅，内心始终保持着虚静安宁。他中过进士，却不以科名介怀，只是把它作为谋生的手段；他做了官，却不慕富贵钱财，光明正大，一秉真纯，决不走歪门邪道。这是一个在功名富贵面前，能够保持自己独立人格的人物，不仅如此，他还希望通过立身、修德，以教化周围的人，因此他以“淡乎其若海”的胸襟，容纳着一切恶浊的世俗抛在他身上的种种尘垢。他的表侄借他的房子，没经过他的同意就擅自作主卖掉了，还来向他借银子租屋住，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慷慨解囊；他做主考官，发现秀才作弊，不但不给予处罚，还要为他掩饰，事后，却不承认此事；应天府送来一个犯了赌博的监生，监生哭诉冤屈，他并不追究是否实情，反而与之同吃同睡，并到府尹面前为其辩白。种种行事，表面上混混沌沌，实则内心清明洒脱，用心良苦。对于这样一个理想人物，作者并没有把他神化，而是把他放在现世中，以非常平实的语调叙写了他的生平经历。笔调平实自然，毫无波澜，一如虞博士淡定浑雅的内心。 相比之下，庄绍光就显得神秘得多。他的名字屡次被提及，但其出场屡次因事拖延，一上来就给人以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及至出场，寥寥数语，自现其恬淡旨趣。后来为朝廷征辟一事赴京，途中遇险，又平添一番传奇色彩。及至面君奏对之时，却又“头顶心里一点疼痛”而“一时不能条陈”，原来头巾中有一只蝎子。看似突兀，实则暗示“道之不行”。果然，因为皇上“颇有大用之意”，九卿六部的官，纷纷前来拜晤，权臣太保公也来拉帮结伙，“欲收之门墙，以为桃李”。贤人出山，本为行道，刚受征用，却已经陷入官宦网罗之中，对于坚持人格操守的真儒来说，决不屑于与此等臧仓小人为伍，别无选择，只有“恳求恩赐还山”。在这种“出山──还山”的循环中，庄绍光完成了一次人格精神的涅磐。 虽然仅仅是书中的第三号人物，杜少卿的形象却远比前两者丰满得多。这是一个既有传统儒家美德，又有六朝名士风度的文人。他首先是有着儒家传统文人的美德。比如他遵从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因此，他对父亲的门客娄老爹极为敬重，“养在家里当祖宗看待，还要一早一晚自己伏侍”。他有着一颗忧国忧民的心。真儒们以道德教化来挽救颓世，赢得了他的敬重，虽然他的家产几乎已经耗尽，但仍然捐三百两银子修泰伯祠。 但他最主要也是最奇特的地方，却在于他的名士风度。他鄙弃琐屑的世务、外在的功名富贵，讲求超逸的风貌、内在的个性，表现出任性自由、纵心肆志的意趣，反映了个体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他的这种人格追求首先表现在他对于钱财、功名、富贵的态度上。他仗义疏财，像打发粪土一样打发钱财，有的是扶困济贫，更多的则是“贤否不明”，任意布施。他所关心的只是给人提供帮助，至于别人的动机如何，他不屑关心，体现了一种慷慨超脱不为物累的潇洒风度。更难能可贵的是，当他家财散尽之后，虽布衣蔬食，却仍旧恬然自处，安于山川朋友之乐。对于一般文士汲汲追求的功名，他也是随意抛却，不以为念。当朝廷征辟时，他装病拒绝应征出仕，因为他追求的是“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他又傲视权贵。汪盐商请王知县，要他作陪，他拒不参加，“我那得工夫替人家陪官”!王知县要会他，他说：“他果然仰慕我，他为什么不先来拜我，倒叫我拜他?”但到了王知县被罢官，赶出衙门，无处安身时，杜少卿却请他到家来住，“我前日若去拜他，便是奉承本县知县，而今他官已坏了，又没有房子住，我就该照应他”。 其次，他在生活和治学中又敢于向封建权威和封建礼俗挑战，追求恣情任性、不受拘束的生活。他敢于向封建权威挑战，对当时钦定的朱熹对《诗经》的解说，大胆提出质疑，认为《溱洧》一篇“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对《女曰鸡鸣》的解释是，提倡独立自主，怡然自乐的生活境界。对当时盛行的看风水、迁祖坟的迷信做法，他极力反对，认为应“依子孙谋杀祖父的律，立刻凌迟处死”。他不受封建礼俗的拘束，“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使“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他尊重女性，反对纳妾。别人劝他娶妾，他认为“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种种行为，惊世骇俗，表现出对那个时代行之已久的原则规范的大胆背离和质疑。 较之传统的贤儒，杜少卿多了一种狂放，少了些迂阔古板；较之六朝名士，他又有着传统的道德操守，少了些颓唐放诞。他的身上，有着现实中作者的影子，又寄托着作者冲破八股科举樊笼，追求自由士人人格的理想。 五、小说的讽刺艺术 讽刺作为一种文学手法，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庄子》的寓言，亦庄亦谐，嬉笑怒骂，对于表现庄子厌世混世、任性自为的人生观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其后在魏晋志怪志人小说、唐传奇、宋元话本小说中，讽刺手法时有运用。但是大多数作品或“大不近情”，类似插科打诨；或非出公心，“私怀怨毒，乃逞恶言”；或“词意浅露，已同谩骂”。《儒林外史》将讽刺艺术发展到新的境界，“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首先表现在笔法的客观、真实上。作者摒弃了传统的叙事方法，他宁愿退居幕后，对作品中的人物只作旁观式的笔录，通过精确的白描，不加任何渲染，话本小说中那些“但见”“原来”“看官听说”之类表示作者观点的评介性文字消失了，人物的可笑、可悲、可叹之处全由人物自己的行动和言语来表现，全篇“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例如严贡生正在范进和张静斋面前吹嘘：“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言犹未了，一个小厮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卧评这样批道：“才说不占人家半丝半粟便宜，家中已关了人家一口猪，令阅者不繁言而已解。使拙笔为之，必且曰：看官听说，原来严贡生为人是何等样，文字便索然无味矣。”无疑，通过细节描写，直书其事，不加断语，讽刺的力度会更强。 其次，《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还表现在它的讽刺手法的多样性。在冷静犀利的笔调之外，作者运用了一系列的讽刺手法，精心设计了一个个富有讽刺性的场面。这些手法主要有夸张、对比、戏拟、互文。 周进撞号板，哭出鲜血；范进中举之后，喜极而疯；严监生为了两根灯草，不肯瞑目等等，都可算是夸张的典型，这些事情可能是现实中不曾有的实事，但却是“会有的实情”。前者寒窗苦读半生，却连最低的功名都取不到，面对号板，半生的辛酸与绝望一起涌上心头，痛哭昏厥，乃至哭出鲜血，正是此时周进心境的最精确写照；而范进整日受着丈人的责骂，不免自信心受挫，一朝得中，心理上迅速形成巨大反差，失心而疯，则恰当地描述了他心中的落差。这两个夸张的典型事例不仅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同时具有深刻的悲剧内涵。 对比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梅玖前面对周进讥诮无情，后面对着周进的牌位毕恭毕敬，口称“门生”；胡屠夫前面骂范进赶考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等中了举人，却又认为他是“天上的文曲星”，前倨而后恭等等，通过前后言行的对比，真实地描述了人际关系被功名富贵所扭曲的现实。又如汤知县请正在居丧的范进吃饭，范进先是“退前缩后”地坚决不肯用银镶杯箸。汤知县赶忙叫人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箸，他还是不肯，直到换了一双白颜色竹箸来，“方才罢了”。汤知县见他居丧如此尽礼，正着急“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忽然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才安下心来。就是这样一个细节，戳穿了范进居丧守礼的假面，暴露了他的虚伪和做作。 戏拟指的是通过对文内和文外某件事情的戏剧化模仿，让读者在二者之间建立联系、产生对比，并由此产生讽刺的艺术效果。比如娄三、娄四公子“尊贤养士”的一段，那种豪爽、贤能，不禁让我们想起战国时期以“尊贤养士”著名的信陵君，而他们三次拜访杨执中的情景，又有点类似三国时期刘备的“三顾茅庐”。这种类似并不是偶然的，应该是作者刻意为之。当八位名士齐集，好像也是“一时之盛会”，足够青史留名。但当杨执中与权勿用因为钱财发生龃龉，“侠士”张铁臂虚设“人头会”骗取钱财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世易时移，这帮所谓的“贤士”根本不能与古代“为知己者而死”的侯嬴、诸葛亮等人相比，而二娄的尊贤养士也就成了追慕古风却无其实质的空虚无聊之举。 关于节选部分 一、节选部分前后的主要情节 从第十五回“葬神仙马秀才送丧思父母匡童生尽孝”开始，第十六回“大柳庄孝子事亲乐清县贤宰爱士”、第十七回“匡秀才重游旧地赵医生高踞诗坛”、第十八回“约诗会名士携匡二访朋友书店会潘三”、第十九回“匡超人幸得良朋潘自业横遭祸事”，加上节选的第二十回“匡超人高兴长安道牛布衣客死芜湖关”，集中叙述了匡超人的生平行事。 八股选家马二先生为骗子洪憨仙送葬回来，途中碰到匡超人。由此，故事转到匡超人身上。匡超人流落异乡，无以谋生，只能沿街拆字，马二先生资助他盘缠回乡，并教诲一番“文章举业”“显亲扬名”的道理。回乡之后，匡超人尽心侍奉父母，“早半日做生意，夜晚伴父亲，念文章”。其孝心和苦读精神感动了偶然经过的知县，在他的提携之下，匡超人先后中了秀才和举人。后来知县被审，他惟恐祸及自身，在潘保正的帮助下，来到了杭州。先与景兰江、浦墨卿、赵雪斋等一帮所谓“名士”往来聚会，互相唱和。后碰到潘保正所推荐的潘三，得其照顾，颇赚了一些银子，又在潘三操办下娶了妻。接下来就是节选部分，匡超人蒙老师召唤，“平步青云”，于是就开始忘恩负义、停妻再娶，有了许多势利、悖德的言语和行为。二、节选部分赏析 匡超人在书中的地位是独特的，这主要表现为他是小说中惟一一个全程被描写的由善变恶的典型，也是前后性格变化最大的一个人物，作者不惜笔墨，用了五回多的篇幅来描写他(书中的正面人物杜少卿等不过三回的篇幅)。在他的身上，统治阶级所宣扬的人生价值取向对他的腐蚀最为明显：当匡超人在家侍奉久病的父亲，敬事兄嫂，亲睦乡里，表现出人性的淳良时，他只能是个卖豆腐的小百姓；而当他混迹于斗方名士之中，附庸风雅，追名逐利，以及在潘三手下包揽词讼、做枪手代考之时，道德上已开始堕落，却开始拥有了荣耀和富贵。通过这样一个原本淳朴善良的青年士子精神生命毁灭的悲剧，作者告诉读者，匡超人在正常的社会里，理应具有正常而美好的人性，然而，在封建主流意识中，功名富贵是衡量一个人人生价值的最重要的砝码。生活其中的青年士子，精神无所依归，只能按照统治阶级规定好的路线前行，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学会了吹牛拍马、坑蒙拐骗、装腔作势，逐渐丧失了纯朴的本性。 节选的部分主要写了匡超人发迹、潘自业遭祸、匡超人停妻再娶、回乡取结、路遇牛布衣等几件事，集中叙述了匡超人的蜕变。转折点是岁考的成功：取在一等第一，又被宗师题了优行。此时的匡超人可谓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也就在此时，心里也就开始“添出一些势利见识来”了。果然，他其后的言行暴露出一个“得志便猖狂”的小人嘴脸。这集中表现在对待潘三的态度转变和停妻再娶两件事上。 潘三犯事被官府拘押，受过其恩惠的匡超人本当设法营救，至少应当到狱中探望，方合朋友之义。但当他知道潘三案可能牵扯到自身时，原先的恩情就都抛之脑后了。他惟恐祸及己身，于是，赶紧逃走(这样的事情以前也曾经做过)，去投奔自己京中的老师。又不好跟自己的妻子说真话，就编出了一番谎言，妻子不从，就再三威逼。其言语的急切、行动的迅速，表现了内心的急功近利。当潘三托人从狱中捎话给他，请求帮助的时候，他干脆以一套虚伪的官话挡驾：“本该竟到监里去看他一看，只是小弟而今比不得做诸生的时候，既替朝廷办事，就要照依着朝廷的赏罚；若到这样地方去看人，便是赏罚不明了。”充分表现了他的虚伪和势利。当蒋刑房对此提出质疑后，匡超人则干脆赤裸裸地表示：“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活脱脱一幅忘恩负义的嘴脸。如果说前面不敢去探望潘三是胆小怕事，不敢承担责任的话，那么考取教习，步入官场后不去探望潘三，则纯粹是惟恐影响自己的前途，正如他自己所说将是“一生官场之玷”。可见，功名富贵、个人荣辱，永远是决定他的选择的最重要砝码。有人说匡超人这个人物形象刻画得并不真实，原因在于性格转变太快，前面没有很好的铺垫。但如果联系到他在杭州时所结识的那些文人攀龙附凤、附庸风雅的虚伪、做作与势利，长期混迹其间的匡超人耳濡目染，羡慕荣华富贵，从而生出一些“势利见识”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卧评对此评论道： 匡超人之为人，学问既不深，性气又未定，假使平生所遇，皆马二先生辈，或者不至陡然变为势力熏心之人：无如一出门即遇见景、赵诸公，虽欲不趋于势利，宁可得乎？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苟为素丝，未有不遭染者也。（第十七回） 第二件事是匡超人的停妻再娶。匡超人本已有妻室，但当李给谏问起，却因为自己的“丈人是抚院的差”，惟恐被人小瞧，所以回答没有。不料李给谏却想把外甥女嫁给他，他也曾经有过踌躇，但攀龙附凤的诱惑吸引着他，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过了几个月神仙般的日子，全把在老家受苦的糟糠之妻忘在了脑后。可谓败德丧行。 除此之外，匡超人对待元配妻子丧事的态度以及与牛布衣的谈话，也都处处表现了步入官场之后的匡超人人格的蜕变。 这段文字突出表现了吴敬梓冷静的讽刺风格。在整部书中，作者对于自己笔下无智、无聊和无耻的人物，并没有混杂强烈的同情、愤慨和厌恶之情，只是持冷静的旁观态度，客观写来，却具有一种强烈的感染力。对于匡超人发迹前后言行的变化，作者不落一字褒贬，全凭匡超人的言行来表现。比如，匡超人对着牛布衣胡吹自己选文的精妙，却不料露了怯，作者把他的话客观记录下来，不做任何评论，但匡超人无智且无耻的嘴脸昭然若揭。再比如，做官之后，对家里人的嘱托：“就是那年我做了家去与娘的那件补服，若本家亲戚们家请酒，叫娘也穿起来，显得与众人不同。哥将来在家，也要叫人称呼‘老爷’，凡事立起体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作者不着一字评论，匡超人那种得志猖狂、颐指气使的神情历历在目，不由得读者不产生一种深深的厌恶之情。 “思考”导引 一对于自己不去监狱探望潘三，匡超人先是用一套虚伪的官话挡驾：“本该竟到监里去看他一看，只是小弟而今比不得做诸生的时候，既替朝廷办事，就要照依着朝廷的赏罚；若到这样地方去看人，便是赏罚不明了。”当蒋刑房对此提出质疑后，匡超人则干脆赤裸裸地表示：“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对于自己停妻再娶的行为，匡超人有过踌躇，但为了圆谎，不得不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传为佳话，这有何妨!”这些话可能有自欺欺人、平衡自己内心不安的成分，但他更相信自己的选择是在这个社会中生存的惟一法则。这就使得匡超人的悲剧有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意义。 二从这两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匡超人的虚伪、无智和无耻。 作者通过这样一个原本淳朴善良的青年士子精神生命毁灭的悲剧，告诉读者，在封建的主流意识中，功名富贵是衡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的最重要的砝码。生活其中的青年士子，精神无所依归，只能按照统治阶级规定好的路线前行，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学会了吹牛拍马、坑蒙拐骗、装腔作势，逐渐丧失了淳朴的本性。 教学建议 一、首先通过《儒林外史》中讲述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引发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课下阅读《儒林外史》，并联系作者的生平经历，讨论交流：作品主要描写了几类人物?哪些人物是可怜的，哪些是可悲的，哪些是可憎的，哪些又是可敬的?作者描写这些士林人物，有什么深意? 二、教学《匡超人》一文，首先要引导学生仔细阅读前面几回的内容，全面把握匡超人的性格特征和生活经历。针对课文描写的匡超人的蜕变，引导学生思考：哪些地方表现了匡超人的蜕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这种变化是否突然? 对这些问题，不必拟定标准答案，可以让学生各抒己见，但必须紧扣书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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