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密照片，親密行為 我(原文作者)從未把自己想成是一個性游客。 決定去多米尼加共和國時，我不是一個性游客，我是著手進行一個性工作者項目的一個攝影師。這個項目的想法是在閱讀Denise Brennan的書《這和愛有什么關系?》以后成形的，這本書是關于多米尼加北海岸一個度假小鎮上性工作者的民族志。書中把那里的性工作者描繪成有主見的女性，務實地執行計劃來改善她們自己以及她們孩子們的生活。Brennan并沒有發現有些人可能會期望的倒霉受害者，后來事實證明，我也沒有。這本書幫助消除了我起初持有的偏見和疑慮。 我知道為了去做想要做的攝影項目，為了進入和描繪她們的世界，我多半需要成為她們的顧客。我將會成為一個性游客。    坦率地說，我興奮地期待著與多米尼加妓女滾床單的前景。在飛去多米尼加當時，我已經有一陣沒有滾過床了，我選擇做這一攝影項目大概和這一事實有關聯。我此前唯一的一次妓女經驗還是在很多年以前，在阿姆斯特丹。她和我在Brennan曾研究過的北海岸小鎮索蘇阿遇見的大多數女人一樣，來自圣多明戈。 對于我在索蘇阿遇到的第一個女人，我試著只拍攝，沒有性。這不是根植于原則的猶豫反思——我沒覺得她有吸引力。但她有服務需要推銷，而且推銷得越來越賣力。我付錢買了性，而她卻允許我對她拍攝。  我很快發現了將在接下來六個月里在此度過很多時間的那家妓院，和那里工作的女人們相識。系列的前半部比報道更多地著手于人像，顯示工作中的女人，她們表現著職業角色，展示性的前景。  隨著時間推移，這些女人們和我談到她們工作以外的生活，她們如何來到索蘇阿，她們每周例行的匯款回家供養她們的孩子。隨著我對其中兩位了解更多，她們讓我進入她們的日常生活——她們的非表演時段，我拍攝了她們收工后的居家和外出。 《婊子和圣女》與其它關于妓女的攝影散文反差很大，他們通常把觀者置于偷窺者視角，一個下流又色情的存在，其描寫鞏固而并非挑戰偏見和歧視。索蘇阿的女人們并不是過著遭放逐的下賤生活，正相反，其狀態反映了她們在當地經濟的中心地位。她們令人消除戒備地普通，藐視著把一個女人定義為非圣女即婊子的虛假的二分法，喚起的不是憐憫，而是同理和尊重。   用性和攝影代替關系 很多年來，我都對和一個女人保持關系沒有興趣，這也大體解釋了在開始項目前的性缺乏。在我去索蘇阿的六個月里，我迷上了性的誠實和直接事務本質——相比與約會相聯系的性或者與性相聯系的約會，這種事情是我更善于處理的。  我變得很喜歡其中一個我經常去找的女人。她最終成為了我在那里唯一找的女人。我們不再在妓院里而是在她的公寓里相處。然后，當她離開妓院以回家陪伴女兒時，我們會在圣多明戈的酒店見面。當她去圣馬丁做工時，我去那里見她。當她去庫拉索做另一份工作時，我去那里見她。在見面之間，我們每天在WhatsApp上通話。這樣已經持續了將近三年。  我是她的常客，我們之間有很大程度的互相喜愛。我們在性上非常融洽，分享著類似的病態幽默感——她告訴我，“Puedo ser D____ contigo”/“跟你在一起我不是D____”跟我在一起她使用她的真名而不是藝名，她能做她自己。 我提供給她一種休息，她用不著持續地表演和偽裝，我們成了朋友。我們都喜歡閱讀，我帶給她翻譯或者原創的西班牙文書，我們呆在一起讀書和吸煙和吃和操。照片集《偽戴安娜日記》我用手機拍攝，是我見到她的時光的某種日記。  性工作無罪化 我現在貼出這些，是因為大赦國際為支持性工作者的人權，在本周將要就支持性工作者全面無罪化的提案進行表決。這篇文章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概述。 大赦國際提案的反對者通常把性工作者描寫為無能為力的受害者，并且當然地，每個受害的故事中都必須有壞人。光顧性工作者的男人們無一例外地被描繪成虐待下作的，以配合這種敘事。我毫不懷疑很多人確實如此，但諷刺手法在制定健全的公共政策上只能幫到這么多。對于性工作者來說沒有單調劃一的體驗，也沒有單調劃一的顧客類型。在這種情況下，公共政策必須盡力做到支持性工作者的安全和福利。大赦國際和性工作者交談、傾聽，其結果就是他們的全面無罪化提案。 我們在一起的一個周末，我的朋友和我正在說話，她打斷我，看著我說：“你尊重我。”所有的性工作者都值得尊重。無視她們說什么，把她們當成受害者(而其實她們不是)，假定她們沒有選擇、沒有目標，是真正的非人化。她們大多數只是在努力度日，養活自己和親人，和你我并無二致。 你能尊重這一點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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