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夫人误解欧阳修 近日读到《包公遗骨记》书中记载的,包拯续弦夫人董氏墓志铭中的一段文字,引起我们的注意: “初,孝肃薨,有素丑公之正者,甘辞致唁,因丐之为志,夫人谢曰:‘已诿吴奎矣’。既而喟家人云:‘彼之文不足,罔公而惑后世,不如却之之愈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包拯去世后,有个一贯攻击丑化包拯的人,来吊唁时,主动要求为包拯撰写墓志铭;董氏恐怕此人不怀好意,写出的文字抵毁包拯,欺惑后世,所以予以谢绝了。那么,被董氏“谢绝”的人会是谁呢?该文经过一番分析之后,认为只能是欧阳修。其依据是欧阳修“在包拯生前曾公开批评过包拯”。事实上,公开批评过包拯者并非欧公一人,何以董氏独对欧如此反感呢?想来可能缘起欧阳修的《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一事。 嘉祐四年(1059)三月,时任御使中丞的包拯连续上本,参掉张方平、宋祁两位三司使之后,仁宗偏偏委任他来继任,而包拯竞没有推辞便准备上任了。在当时提倡名节、谦让的世风之下,此举使包拯陷入“外议喧然”、舆论不容的境地。一向推许包拯有清节美名又才堪大用的欧阳修,感到此事有损包拯名节,便写了论奏。这篇论奏首先批评朝廷“贪拯之才,而不为拯名节惜”,认为“任命包拯非惟自涉嫌疑,其于朝廷所损不细”;然后批评包拯不避嫌疑:“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虽初无是心……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岂独不思哉!此所谓蹊田夺牛,岂得无过;而整冠纳履,当避嫌疑”。 从这份奏论中,我们看到的是欧阳修对包拯的赏识与敬重,是关心与爱护,无丝毫恶意。但董氏看到的却是“丑公之正者”。她使人想到《包拯传》中一句话“家居避命,久之乃出”。说欧阳修奏论之后,包拯不敢赴任,在家中躲避了很长时间。此事无疑在包家引起过不小震动,遂使董氏“记”在了心里。所以,在包拯去世之后,她坚决地拒绝了“一代文儒”主动要为包拯撰著墓志铭的好意,又进一步在整理汇集包拯生前所写奏议时,自作聪明地抽掉包拯弹劾张方平和宋祁的那两份著名的奏议,企图单方面地销毁、因之招来欧阳修所谓“蹊田夺牛”之批评的“证据”,致使《孝肃包公奏议》只收185篇,那两份葆有“包公精神”的奏章,留下“失传”之憾。好在还有欧阳修的奏论在,才使后世之人不致误会当年包拯在“逐人自任”问题上,并非出于“本心”,只是“不知避嫌”而已,因而不使包拯名节受损,这个结果,恐怕是董氏当年始料未及的吧! 其实,欧阳修之于包拯,应该是“有恩”的,甚至于可以说是“恩同再造”。 早在嘉祐元年(1056)五月,包拯因保举过凤翔盐税、柳州军事刺官卢士安,获咎遭贬在池州任上时,欧阳修借京城水灾与冷落贤良有关为理由,上《再论水灾状》,举荐包拯等四人,说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自列侍从,良多辅益。”应该“亟加进擢,置之朝廷左右”。于是,八月包拯复官刑部郎中知江宁府(今南京),年底擢任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从此成就了他“南衙包公”的一世美名。一年后调任朝中右谏大夫、权御使中丞。有意思的是,恰恰是由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继任开封府。更于嘉祐六年(1061)他们二位同列枢密副使。 据史记载“二公(指欧阳修与包拯)之性情虽异,而辅世匡时,安民察吏,其公忠之心则一也”。又有人于七百年后,在开封府衙东西两侧各树一座牌坊,一曰“包严”,一曰“欧宽”,宽严相挤,相得益彰,同为后世敬仰,二公的命运也将千秋万代地紧紧地连结在了一起,这恐怕更是董氏预想不到的“巧合”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