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难以得到支持，采信的人不多也在情理之中。而王逸的“离别说”虽然抓住了《离骚》全诗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尚不能概括全诗，比如他所遭受的不公待遇，他对所培养的人材变质的失望，等等。相对而言，司马迁、班固的“遭忧说”更具概括力，能涵盖屈原在整首诗中陈述的种种不公，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忧愁。所以“遭忧说”相对而言更加切题，因而此说广为后人接受，陆侃如（《屈原评传》）、金开诚（《屈原辞研究》）等都认为这种解释“最妥”，“最符合题名原意”。 《离骚》主要抒发了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怨愤之情，是发愤抒情之作。在诗中，屈原用极具幻化色彩的笔触塑造了一个坚贞高洁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个抒情主人公具有高贵的出身，他不仅是高阳氏的苗裔，他的出生也神奇吉祥，极富宗教意味，“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可以联系秦简《日书》875简之“庚寅生子女为巫，男好衣佩而贵”来理解，说明对屈原出生的叙写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秉此高贵的出身，《离骚》的抒情主人公便具有奋发自励、独立不迁的高尚人格。《离骚》中的“我”既有此内美，即天赋的美好品质，又“重之以修能”，所以在诗中，“我”浑身披满江离、秋兰等各种香草。即便是遭受打击，“我”仍然矢志不渝：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不仅如此，“我”还“滋兰之九畹”、“树蕙之百亩”。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导王于正路，在楚国实行美政，以拯救衰弊的国运。但小人的诬陷，加之“哲王又不寤”，使屈原陷入了极其艰难的处境。但“我”不打算因此放弃美政理想，屈从于恶势力，“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正是在这强烈自信和无所畏惧的精神鼓舞下，“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便开始了上天入地的求索之路。“我”首先向重华陈辞，分析了往古兴亡的历史，通过鲜明的对比证明了自己主张的正确。与此同时，“我”因为“得此中正”，更加坚定了为正义而斗争的信念，“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在陈词重华之后，便开始“溘埃风余上征”。他游悬圃，叩帝阍，但阍者却闭门不理。他又下求洛神、有娀氏之佚女、二姚等，这些佚女就是贤君，也可以看作是贤臣，又可以被视为君侧要人。总之，是多种意义的集合体，求之，目的还是为了实现美政理想。但可惜的是，因为各种原因终无所遇。这或许可以看作是“我”最后一次为了争取楚王的信任而做出的努力，失败则标志着美政理想的破灭。接着诗人去找灵氛占卜，巫咸降神，请他们指示出路。灵氛劝他去国远游，另寻施展抱负的处所，巫咸则劝他暂留楚国，等待时机。诗人痛感时不我待，留在黑暗的楚国不会有什么希望，于是决心出走。 《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为了理想而百折不挠，与楚王及腐败的佞臣集团展开了一系列斗争。诗中的灵修不仅暗昧，而且变化无常，没有操守。他原本非常信任“我”，但因为小人的挑拨离间，他便“反信谗而齌怒”。所以，“我”便“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并对灵修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暗示楚王非义、非善。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看似对楚王忠心耿耿，其实不然，古时君国一体，而在《离骚》中，屈原表现出来的观念显然是国大于君。相对而言，“我”对楚王身边的奸佞小人的批判更加激烈，“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唯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正是这些小人把楚国引上了幽昧险隘的亡国之路。 《离骚》还极力彰显“我”对于楚国的深厚感情，可以说，爱国才是贯穿始终的一条感情主线，无论何时，“我”都不曾放弃对国家的关心挚爱之情。《离骚》数次写到“我”在遭受挫折和不公时的犹豫彷徨心情，但最终“我”都克服了逃避的心态。尤其是诗的最后，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