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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于汉字的海洋
李国正
在中国四川省南部有一个叫泸州的城市，1947年农历四月二十二日我出生在这个城市钮子街江津农工银行顶楼的一个房间里。我弟弟国光那儿有张我最早的照片，照片上一个全身赤裸、脑袋像冬瓜、不足一周岁的小男孩半坐半躺地斜靠在一张藤条编制的小抱椅中，这张黑白照片据母亲说就是在江津农工银行顶楼的天台上拍摄的。三岁时父母把我送到泸州市贞静路幼儿园去接受学前教育，园长名叫蔡淑渠，许多年以后才知道蔡园长是泸州市文教局干部余安中的夫人，而余先生写得一手好行书，是泸州知名的书法家。
幼儿园并不教小孩识字，但要求学习简单的手工艺术，如编织、剪贴、泥塑等，还要求用彩色腊笔在薄薄的打字纸上绘画。老师把画好的作业装在牛皮纸口袋里，口袋用图钉钉在教室墙上，一个小孩一个纸袋，纸袋正面用毛笔蘸墨写着每个小孩的繁体汉字姓名。我看见老师每次都把我画的作业装入一个写着“李國正”字样的牛皮纸袋，于是我就牢牢地记住这三个字的笔划形态。“李國正” 就是我最早认识的汉字。这个积累了整个学期作业的纸袋后来由老师交给了我母亲。文化革命期间我箱子里保存的线装书、中国画、古小说、战国铜钱、光绪铜元都荡然无存了，而我在幼儿园的作业纸袋母亲却把它存放了40多年之后亲手交给我。看到作业上标注的时间，这才知道我是在四岁多一点的时候认识了书写自己姓名的汉字，并且从此与汉字结下终生之缘。
每家的小孩都会被送到学校去读书识字，1954年9月，我七岁多的时候进入泸州市库房街小学初五八甲班读书，初一、二年级教我语文并兼班主任的是一位叫王正言的女教师。语文课本是繁体字，课文从上到下自右至左竖排，每篇课文字数不多，配有插图。第一篇课文总共两行，第一竖行小字排印：一 開學；第二竖行大字排印：開學了。
从第二篇课文到第六篇课文依次是：
二 上學
我們上學。
三 同學
學校裡，同學很多。
四 老師
老師教我們，我們要听老師的話。
五 好學生
我們天天學習，我們要做好學生。
六 放學
放學了，我們回家。
我們說：“老師，再見。”
老師說：“再見，再見。”
初一、二年级王老师教学生用铅笔写汉字，到初三、四年级换了肖世英任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每周有一节习字课，要学生用毛笔在习字本上写大楷。肖老师体胖，个子比小学生稍高，她的先生叫刘怀泽，在泸州市第二中学执教。但是肖老师并不懂书法，学校也没有专职的书法教师，因此，习字课是一堂非常自由的课，学生看书照抄，抄得工整的字就得“红蛋”。我的大楷本上常常满纸都是肖老师用红笔勾画的圆圈，于是本班出墙报出黑板报，写毛笔字写粉笔字以及画刊头的任务，都落到我的头上。
高小两年，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是汪天育老师。高小阶段没有习字课，汪老师不谙书法但会画画，他常被文教局调去画大跃进、大炼钢铁、农业放卫星的宣传壁画，也派我画一些宣传班上好人好事的连环画。那时候街市上的宣传标语很多，其中有的字写得不错。对那些结构美观的字，我默记下来反复练习，这成为一个习惯保持至今，凡发现结构美观的字，无论是商号招牌还是名家法帖，都非记下来不可。
1960年9月考入泸州市第二中学，适逢教育部施行学制改革，泸州二中是由中学六年制改为五年制的泸州市唯一的试点学校。我在新制一班一组。所谓“班”，其实就是“年级” ；所谓“组” ，其实就是“班” 。本组54名学生，我的学号是53，座位在最后一排倒数第二位。 一年级班主任是一位叫杨淑尧的女教师，语文教师叫沈华岱，两位老师都不谙书法。二年级换了班主任，是刚从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分配来二中工作的陶鹏德老师，他教历史课，喜欢书法，课余时间偶尔在旧报纸上写毛笔字，惹得不少学生围观。他看见我写的毛笔字，会当面发表看法，无形中提高了我对汉字书法的认识。从那时起，我才知道王羲之的兰亭序，才知道中国历代有那么多风格各异、流派不同的书法名家。
有一次邮递员送给邻居一封挂号信需要盖章，邻居拿出一枚印章让我看对不对。我一看出一通冷汗，堂堂中学生，印章上的字竟一个也不认识，这使我下定决心非认识古文字不可。然而中学并未开设古文字课，教师们也不认识古文字。1963年的暑假，我几乎每天都跑到专刻印章的店铺去临摹古文字，店铺墙上挂着装裱好的印谱，每方印文旁边都写有毛笔楷书，可供对照学习。可是，印谱之外许多常用汉字古代怎么写，仍然不知道。幸而有位退休教师借给我一部《康熙字典》，使我有机会把字典上常用汉字的小篆字形照抄下来，时常练习。
高中毕业之后我到离市区约二十里的一所民办中学任数学教师，课余练习隶书，被教导主任发现，他以为我的隶书写得好，就叫我办墙报。文革时期的工作组、军管会、工宣队、革委会又派我写大标语，文革十年之中，写大标语是我的专责。几尺高的整版白纸，以洗脸盆盛墨汁，挥动大刷子，一张纸写一个一米见方的大字，写大字的气魄就在这十年中锻炼出来。十年之中，不但读到邓石如的石刻篆书原始拓本，而且借到了孙过庭《书谱》的影印本。读高中时曾练习过邓散木编写的《草书写法》，《书谱》则令我大开眼界，我把《书谱》全文双钩摹写下来，为学习草书奠定了基础。
1981年下半年，我以西周金文笔法写了一副联语寄奉厦门大学中文系黄典诚教授，并且报考了黄教授的硕士生。黄教授不仅精通文字声韵之学，而且长于行楷。我在厦门大学攻读硕士期间，得以饱览有关汉字的资料与理论著作，使我对汉字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
在研读许慎《说文解字》之际，对郭沫若先生释“臣”为竖目产生了怀疑。《说文三下 · 臣部》“臣”字下云：“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凡臣之属皆从臣。”许慎于“臣”之说解，可谓得其神髓，本无疑可举，然自郭先生释“臣”为竖目以来，学者多以为竖目即“臣”之造字本义，至以许说为误。细检甲、金文及先秦古玺文字，方悟今世之“臣”，其字形由来有两个源头：“臣”象人被束缚之形是正宗主流；象竖目之形乃是旁支杂厕。“臣”于造字之初，与“目”在形、音、义三方面都完全无涉，但后来甲文横写之“目”有变竖者，字形与“臣”混而为一，竖写之“目”原有的读音遂为“臣”的读音所取代，各自原有的意义却在形、音统一的条件下保持下来。是以从“臣”之字在《说文解字》里有两类，一类如“緊”、“堅”、“賢”、“臧”，都与束缚义相关；另一类如“臥”、“監”、“臨”、“望”（其本字“亡”作“臣”），都与眼目义相关。山西出土的侯马盟书，“臣”的字形象人体被捆绑之形，这更使我确信竖目并非“臣”的造字本义。这一心得写成了三千余字的论文呈导师黄先生，黄先生推荐给厦门大学学报，于1985年第1期正式刊出，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研究汉字的论文。
幼年时期学认汉字，青少年时期学写汉字，中年有幸考入厦门大学深造，从此，我开始走上研究汉字的学术之道。后来，我一直在厦门大学中文系给硕士生教授古文字学，还面向全校本科生教授汉字行书技法。出于教学的需要，除了甲骨文、金文、小篆，还广泛涉猎了各个时期的汉字资料，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出土的春秋至汉代的简帛文字，如睡虎地秦简、战国楚简、居延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等等。简帛文字不仅为研究汉字结构的嬗变提供了丰富实证，而且为考量汉字的美学价值，发展汉字的书法艺术开辟了广阔天地。
汉字结构的纷繁复杂与字形的千姿万态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字符是用来表达言语信息的，字符复杂必然影响信息交流，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不发明像拉丁文、斯拉夫文那样简单的拼音符号，偏偏创造出这么复杂的方块汉字来吓人呢？不少学者认为汉字与拼音文字的不同是因为汉字包涵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汉字形、音、义的嬗变可以从不同角度折射出汉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风俗、文化的变化情况。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如果对汉字的偏爱竟发展到反对汉语拼音方案，以为这个方案潜伏着放弃汉字而采用拼音文字的危险，那就大可不必了。因为拼音方案并非拼音文字，而一个民族采用什么文字不是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而是由语言的性质及其生态环境诸多因素相互界定的。我曾经写过一本《生态汉语学》，讨论过汉语与生态环境的问题，进而想到汉字与汉语及各种生态因子的复杂关系，打算写一本《生态汉字学》加以系统论述。书的写作提纲都拟好了，寄给广西教育出版社，该社总编李一氓正在筹画出版汉字新视野丛书，他把《生态汉字学》列入出版计划，但限定字数不超过20万。我估计至少要写30万字，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加上我正在忙着赶写《古汉语文化探秘》，这个计划就只好放弃了，仅在几篇论文里简略地介绍过关于生态汉字学的基本观点。
汉字的海洋深邃浩瀚，海洋里蕴藏着无穷的珍宝与奥秘。从四岁时认识自己的名字到六十四岁的今天在拉曼大学教授文字学，六十年时光倏忽而逝，我只不过在岸边看见过几朵晶滢的浪花而已，即令如此，我已对她怀着深情的眷恋与神奇的向往。我的眼前常常有美妙的字形像游龙一样盘旋飞舞，我的脑海里常常映现出各种不同书体的汉字组合起来的壮丽图景。当我揣摩汉字的运笔技术或构思汉字的艺术造型时，往往会不由自主手舞足蹈，快乐得像儿时用纸条编织奇异的图案或用泥土塑造匪夷所思的魔怪。海边的几朵浪花给我的印象尚且如此赏心悦目，那辽阔远洋的浩淼烟波，那海底深处的骊龙之珠，又会带给人们怎样的心灵震憾呢！
2009年6月30日《星洲日报》用两个版面报导我在马来亚大学教授文字学的信息。马大学生认真刻苦的学习精神使我真切认识到汉字的文化凝聚力，而拉曼大学的师生对于汉字，更增添了我始料不及的热情。从书面作业对古文字资料的分析到新春张贴的小篆联语，从办公室走廊的书法装饰到专为我举办的《湖上墨韵》书艺展览，无论是在会议室里给教师们讲《说文解字》，还是站在大学讲台上面对阶梯教室里密密层层的年轻稚气的面孔，我都感受到拉曼大学中文系浓郁的人文气息与艺术氛围，感受到汉字艺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无论在世界上任何国度，对汉字都渴望有更深的了解。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想用自己研究汉字的体验，去启迪，去感染，去鼓励更多的人到汉字的海洋去游目骋怀，去劈波斩浪，去探赜索隐，去收获远比我的体验丰富得多的欣慰与惊喜。
2011年11月5日于拉曼大学金宝校区中文系G009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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