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重建与企业管理之一——信仰与宗教[转贴]

2015-09-09  jeola

                                                                        2007-05-10

 一、信仰与宗教的差别

    信仰与宗教都是以人类心灵或灵魂境界为目标而产生的社会现象,但二者却有本质性的不同。信仰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生命与生活,使人获得心灵或灵魂平静安宁的信心原则,而宗教则是人类以自己的力量和方式,寻找和敬拜神,以摆脱人生痛苦的活动形式。在不同宗教里,神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信仰是对某种原则和真理的信心,是必然与行为一体化的生命原则,注重内心、内在的生命,以真理为中心,而宗教更看重外在的、形式化的活动,始终是以我为中心的,所以,从建筑物、礼仪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而信仰主要是通过个人的生命改变来加以体验的。按照潘霍华的定义:“宗教乃是人类自我称义,表现了人类主体自下而上的虚幻追求,是人类信仰的堕落。他所说的信仰是指基督信仰。在这里,我们认为就本质而言,基督教是一种信仰,从基督徒的角度看,我们更确信它是唯一的真正的信仰。当称基督信仰为基督教时,也是为了不了解这个信仰本质的人方便和便于社会化而采取的世俗化称谓,但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完全不同。由于基督信仰是来自上帝,所以它的超越位置是那些我们误认为信仰而实质上是另类宗教的东西所无法比拟的。

潘霍华认为,基督教是对上帝启示的忠贞信仰,应该摆脱宗教这种陈旧形式。他抱怨道,在西方思想发展中,基督信仰曾被宗教形而上学所限制,成为毫无生气的教条。这种宗教形而上学的束缚,使得基督信仰只能寻找一种抽象的超越,而对人世沧桑芸芸众生不屑一顾。对宗教的渴慕使人无视现实而仰望苍穹,多少有点消极出世的灰暗味道。

当人们错把宗教当信仰的时候,在现实生活中,信仰就会被人们借于取悦“神的各种宗教仪式所包围,复杂、严格、隆重的仪式,似乎是宗教最鲜明的标志,一如《圣经》旧约时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对法律、礼仪和祭礼的热心。而在真正的信仰中,形式是生命力量的一种自然的流露。(撒上15:22)“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那么,什么是耶和华的话呢?(箴言21:3)“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因为宗教是人类的,所以人以自己认为的方式取悦“神,对形式的重视就甚于对真理的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所说的:“宗教是人间的一切在天上的倒映,在宗教里所看到的,与人类社会上的现象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只是一种扭曲的方式。,是很深刻的;还有马克思的宗教鸦片论断,也一语中的。古希腊诸神为抢女人而战斗;土地爷上天言好事,必须先给他送些好的祭品(贿赂);还有的许愿、还愿等。宗教里的森严等级,专制强权、僵死教条,甚至摧残人性,如舍身饲虎,压迫和管制在哪里都有,天国仙境也不能幸免。同样,当基督信仰中宗教的气氛越来越浓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公元5—15世纪黑暗的宗教中世纪。天主教从基督信仰堕落成基督宗教,就是一个悲剧性事件。

存在主义的鼻祖克尔凯郭尔也从存在主义立场指出,存在的辩证法体现在个人存在时空上的不断生成和变化,而这种变化发展有着三个阶段或三种境界,表示着质的飞跃。所谓的三个阶段,即指人生道路上的审美阶段(肉体感官满足)、伦理阶段和宗教阶段。在克尔凯郭尔的年代(1813—1855)基督教是他的祖国丹麦的国教,所以他指的是基督教。而就普遍意义而言,宗教阶段不是存在的最高形式,而应加上第四个阶段:信仰阶段,以涵盖所有宗教现象而在信仰中达到完全。

二、信仰与宗教现实
在中国现阶段,人们的信仰和宗教状况大体有以下几种:

1.共产主义 认为社会不公平的原因是阶级压迫和私有制,所以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才能得到幸福。最终以消灭阶级,在社会极度发达的基础上建立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共产党领导、武装夺取政权和公有制。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曾激励无数人为之流血献身。但从东欧到全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的解体、衰败,使得它作为一种信仰几乎已不存在。既使有些人将它挂在嘴上,更多的只是一种政治意义的需要,但真正理解共产主义运动实质的人已寥寥无几。共产主义运动反映出人类企图凭借自身的力量解放自己的一种美好追求,是以武力消灭罪恶为目的人类自我解放的一种伟大尝试,这个运动的失败告诉我们,人类凭自己难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人的自身力量是有限的,要左右和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是一场美梦!

共产主义与儒家、佛教在本质上的一致性——以人为神,使得它能在中国产生中国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准确地理解了马克思思想的实质:用共产党(人)代替了基督教的上帝。所以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主义——并不是有谁能够强迫全中华民族做一样的思想与政治选择;正如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有什么特异功能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只不过因为他的革命契合了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民族无意识。在这一点上,反而是这一伟人将自己屈尊降低到与群氓(流氓无产者)在同一水平上。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儒家文化(孔孟之道)   儒家文化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农业社会的伦理文化,重视伦理纲常。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为仁由己,人人皆可成尧舜”,以至毛泽东甚至有诗曰:六亿神州尽舜尧”,提倡修身为本、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当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诸乎?”,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重视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典:仁、义、礼、智、信。在处理问题上推崇不激不冷的中庸。在政治上体现为专制等级。

儒家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儒家一词与春秋时相比有很大不同,甚至相反。儒家文化的优缺点非常明显,但往往易被人忽视的是儒家有敬天的传统,如“惟天为大,唯皇上帝,上帝临格来自《书经》和《诗经》。孔子相信天或上帝是仁慈而公义的,赏善罚恶,以至于他说“知我者其天乎?”“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天子也有祭天的传统。《礼运》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只是后来宋明理学已偏离先秦儒家开明人性的特点,而走向极端存天理,灭人欲”。儒家的多层面特点,是难以准确把握的(它与基督教道德诫命似乎有共同的地方)但其专制等级、藐视人权的本质特点一直被保留,所以,儒家文化、皇帝主义和专制制度,构成独具特色的中国文明。

3.道家文化   道家以老子《老子》和《庄子》为经典代表,处世以柔弱为原则,形成与儒家积极入世进取的另一种看似相反实则互补的哲学。老子在领受自然启示之中,几乎触摸到神,所以林语堂说老子与耶稣在精神上是兄弟”。老子指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这与保罗罗马书7:7“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罗马书3:20“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并不能使人圣洁,何等的一致!老子是中国文化最接近基督真理的智慧!可惜人们只是简单地斥之为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无政府主义,而与真理失之交臂。

道教天师张道陵在《老子》基础上创立道教,是人类寻求上帝的一种探索。道教分为上中下三乘,上乘为全真:修身养性、参禅打坐、炼神还虚、避世离俗;中乘为南宫:书符念咒、驱邪医病、行罡步斗、诵经拜忏、升表奏闲、超升拔器;下乘为苦行:修宫建庙、印经造像、朝山拜顶等苦修。最后与民间多神崇拜结合,成为有迷信色彩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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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气功类    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可分为原始佛教、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佛陀的《波罗奈斯初转法轮》是佛教最根本性的文件,他宣讲:一切皆苦,苦必有因,苦能灭寂,灭寂有道。”为了达修形成佛,需遵循八种正确的道路:正确的观点、正确的决定、正确的语言、正确的行业、正确的生活方式、正确的努力、正确的思维方式、正确的精神集中。佛教的根本教义讲诸法无我”,宇宙万物都无非由因缘所生。站在这个立场上看,佛教是彻底的无神论。就在今日真正修行佛教的人士是决不敬拜任何神佛的,而以我为中心,这是学术界对原始佛教的普遍评价。

原始佛教抽象的教义,简单的话神和贫乏的祭祀,使得它传入中国时以龙树的大乘佛教为主,在中国形成以净土宗和禅宗为主的八大宗派,到今日基本归入净土一宗。大乘佛教认为人心原本清静,因为“无明所污,方生出各种妄念,只要按法潜心修行去掉“无明,即可复清心之本源(佛心或佛性)而成佛,所以芸芸众生皆可成佛。它以自力苦修为特征。禅宗六祖慧能名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深刻地刻画出万物皆空无,一切唯心造的大乘佛教的根本教义。

净土宗提倡的是他力修养,认为人人是罪人凡夫,沉沦于烦恼之中难以自救,靠苦修无用,只要入净土门,颂“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便可借佛阿弥陀佛的善功(他成佛的善功赠人),人若信他之功德,便能“因信成佛,勿须吃苦修行。对一般吃不了佛教修行之苦的人来说,真是天来福音,何乐而不为?因此,使得此宗在中国广泛流传。值得一提的是传入日本后,成为今日之真宗,拥有日本佛教中最多的信徒。真宗颇似基督教,大家都主张“因信称义。他们的和尚可以留头发,穿西装,有妻子儿女,什么都吃。龚天民牧师称:“真宗是佛教中的基督教,所不同者,他们仍信阿弥陀佛。而禅宗因自律苦行的特点,已为急功近利的国人所弃,主要在日本流行。

佛教《金刚经》中“凡有所相,皆是虚妄;若视诸法非法,即是如来的精神,使得他把自己否定了。

5.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七世纪中期穆罕默得在阿拉伯半岛创传的一种宗教。伊斯兰是阿拉伯语译音,本意为顺服。从宗教意义上讲,伊斯兰是指一种顺福唯一主宰安拉旨意和戒律的宗教,信者被称为穆斯林”,意为顺服安拉的人,是彻底的唯一神论宗教,它的经典《古兰经》是在穆罕默德死后由后人编著的。苏联学者约阿克雷维列夫指出:由于变化了的形式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的要求,有可能对《古兰经》做出修改。”看来这种删减或增添是相当多的,因而流传到现在的《古兰经》经文同穆罕默德最早的启示已相差甚远。
了解《圣经》再去读《古兰经》,就会觉得其中有很多似曾相识的人物和情节。克雷维列夫指出,犹太教和基督教在四世纪由犹太商队传入阿拉伯半岛,他们讲述的《旧约》内容可能留在穆的记忆中,于是后来就以某种变化的形式载入《古兰经》和伊斯兰的教义中。某些《新约》的情节在《古兰经》中也有所反映,但是在这里难免有所歪曲,而这种歪曲恰恰表明《古兰经》的编纂者没有掌握《新约》文本精义。

伊斯兰教大约在唐肃宗(757年)由在外经商学习的阿拉伯和波斯人传入中国,由于其中大部分人落籍为唐臣”,加速了伊斯兰在中国的发展。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可以归纳为六大信条和五项功课,六信包括信安拉、信经典、信天使、信使者、信前定、信来日;五功包括念功、礼功、斋功、课功、朝功。在中国化过程中它的主变思想和亲儒思想使得它较好地生存下来,在政治上,将对安拉的顺从等同于对皇帝的顺从。但宗教的重形式特点在伊斯兰教中达到顶峰,其严格和保守,既维持它免于被同化,也使得它只能游离在中国主流文化以外,主要分布在偏远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中。对中国少数民族而言,伊斯兰教不仅是他们的宗教,也是他们文化的全部。伊斯兰教表面上有很多类似于基督教,但在本质上却是完全异样。这从穆斯林基本传统地区西亚、北非、南亚、东南亚与基督教国家的世界一统强国地位就可得到证实。西方学者亨廷顿说伊斯兰是有神的共产主义”,很有见地。

6.无神论者    儒家、原始佛教和共产主义都是无神论者。但有一类不属于三者的无神论者:相信进化论者,它同时有一个科学主义的外貌。说起来有点荒唐的是很多进化论者既没有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不明白进化的实质,一味地先入为主地相信人是由猴子变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是大自然和社会的规律。

进化论的大纲主要有这么几点:A、.变化形式的后代比祖代更优越  B、.生存的斗争是汰弱留强, 淘汰那些适应能力较低的  C.自然淘汰过程能使最适应者得以生存,这个过程称为自然选择    D.遗传能由变化而更新,而素质好的生命遗传下去逐渐积累  E.经过一段足够的时间,新物种会由此产生。它有七个基本假设:a.生物来自非生物,可说自然而生 b.自然而生只发生过一次   c.病毒 细菌 植物 动物有相互关系d.高级动物来自原生动物  e.各种无脊椎动物都有相互关系  f.脊椎动物来自无脊椎动物  g.从脊椎动物和鱼产生两栖动物,两栖动物产生爬虫动物,爬虫类产生鸟类和哺乳类。进化论的问题在于:a.新物种是突变产生的  b、.假设太多而没有化石的支持。孟德尔遗传学已经推翻了突变会产生新物种的观点,基因突变对生物体是有害的病变。人是由猿变的没有确实、大量的化石支持。但国人关心的并非这些,由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由于与传统文化成者王侯败者贼”的成功价值观一致,而且好像是科学的规律的共鸣,使得更多的中国人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不平等差别是正常的,这是科学的规律。这为那些追求名誉、地位、权利、金钱而不择手段的行为打上合理的科学依据,使得他们心更黑、手更狠,而且心安理得。这其实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一种科学”翻版,也是中国人的悲哀。  

进化论作为一种科学的假设,在面临证据不足的挑战时,又发展出两种进化论:微进化和大进化。微进化是指一物种内部持续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可以产生新物种,但不能发展成较高层次的一类物种。大进化是指遗传信息以突变和自然选择的方式越过界限,转变成较高层次或复杂的一类。作为科学理论,争论探讨是正常的,但进化论的观点被引入人类社会时,必然产生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才是最危险的“科学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观让我们面临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界:若国人持此观点,当近代中国由于国弱而倍受欺凌时,我们能有何怨言?当我们面临如文革那样的人性摧残与人权践踏时,难道这种以强凌弱违背了我们自己的人生社会进化论的观点吗?社会达尔文观在纳粹德国以“日尔曼人是最优秀的民族的理论在战争中被应用到极限。但有多少进化论者去深思表面的科学背后所隐含的危险哲学命题呢?由进化论到无神论,由无神论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谁都靠不住,唯有靠自己。所以无神论的本质是:唯我独尊,目中无人。他们最崇拜的认一定是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

有人以为进化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其实是不对的。进化论因认为自然选择是决定性因素,所以它至少有两点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a.进化论没有飞跃的发展观违背马克思量变一定导致质变的辩证法。 按照进化论的观念,无产阶级的武装革命就为破坏社会自然选择的外来因素,进化论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的合理性。b.进化论自然选择的偶然性,与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局学说相对立。若依进化论共产主义的发展并不具必然性,那么它就推翻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所以一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对达尔文进化论持有限的赞同而以批评为多。所以马克思是反对进化论的社会历史观的。

在现代中国社会(大陆),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无神论、儒家、共产主义、佛教、道教,还有其他几种宗教都属民间宗教,不占主流。在台湾有天地教、天理教、轩辕教、天德教、一贯道等。而在香港,除佛、道、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外,孔教位列六大宗教之一。基督教在1807年进入中国后,开始逐渐在社会上有所影响,改变了半个中国。但由于没能很好地解决本土化问题,缺乏处境化的中国神学指导,使得本有望拯救中国的基督信仰至今仍在沉睡中。中国群众的信仰活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的存在只是保证了这一信仰存在的可能性,与弘扬基督信仰的真理与生命力,尚有很大的距离。

三.追求真理是痛苦的
   
为找出一条富国强民的真理,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仁人志士牺牲无数,血流成河,代价惨重,但依然前途渺茫。多少人仍以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在探求真理。但很少有人意识到,正是缺乏上帝的文化,使得我们虽与民主富强仅有隔岸之距,但却可望而不可及。

中国儒家文化比较重视人生和社会伦理的研究,对于人的原始由来及何处复归很少涉及或很不充分。孔子曰:“不知生焉知死?,“神鬼之事吾也难明,“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代表。对于抽象的思辩和本体论、认识论,不十分重视,即使有个别先知有探索,但总被忽视,如“白马非马的逻辑思想没有得到发展光大。如果说在周以前尚有“天命、“上帝的概念和一定的祭天活动,在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便式微衰亡,彻底以人(皇帝)为神了

《吕氏春秋》曾记载了汤王祷告求上帝的事:“昔者殷商克夏,王天下,五年不雨。汤王以身祷于桑林。于是剪其发,割其爪,自以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雨大至,人皆悦之。说明古人有对上帝的敬拜。汉以后压制文化民主,使得“天人合一,已没有上帝(神)的崇敬,只是为了提高帝王的身价。因此,在我国从来就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国家宗教,没有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教权,也从未形成政教合一的中央政府,始终是皇权高于一切,皇帝就是真理,金口玉言。即使有宗教意识,也是低层次民间的迷信形式,始终不能进入主流文化。由于文化水平的局限,更多的是希望直观地认识神,以偶像的方式体会,而不是在冥冥之哲学沉思中领悟体验神,老庄之哲学在此算是一个特别。人们对神的敬拜常有强烈的功利主义,不是追求救赎或人格的升华完善、灵魂的圣洁得救,而只是向神索讨,付出的也只是为了更高的回报,实用主义的色彩重于理性主义。于是,用对祖先的敬拜替代对神的敬拜,由对祖先的崇拜进而到对皇权的崇拜,最后用对皇帝的崇拜替代对神的崇拜。道教的产生和佛教的传入,满足了普通百姓的灵性需要,尤其是道家学说和思辩佛学理论,满足了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灵性需要,因此儒家文化中就更没有神的地位了。儒释道的互补,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极大的选择范围,任何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需要,各种人都可以不出这个圈子而得以满足。看到这点,使我们不能不惊叹我们华夏祖先的伟大超凡,使人类的智慧的精致和完善在这里达到顶峰;这也中国的一切悲剧的根源。

诸多悲剧也由此产生。伟大而辉煌的文化,使人产生夜郎自大、目空一切、唯我独尊、闭关锁国的保守主义,从明末至清末一直是社会的主流思潮。这也是近代中国屡屡遭受耻辱和屈侮的根本原因。中国近代是中华民族屈侮、失败、弱软、被凌欺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寻求富强文明之路的痛苦过程。从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起义、维新变法、孙中山三民主义等,寻求真理的道路上血泪斑斑,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没有先进的理论、观念武装全民族,我们就不可能摆脱历史的阴影。同时期共产党人也开始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解放运动,但并没有多少人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是基督教。

十九世纪末,北京大学在文化界极具影响的梁济教授,在他六十大寿之日,留下遗书,投湖自尽。遗书中指出:中国文化走到二十世纪已经来到绝境,若不就全力挽救,中国文化便有灭亡的危险,他情愿以自杀来唤醒国人。

梁济之子国学大师梁漱溟继承乃父遗志,做了很多探索性研究。他认为,中国哲学的精神就是道德主体,是以“仁为中心,仁的要点是感通。人与外界互相感通,在感通中彼此成全。所以梁漱溟指出,西方文化中与自然的对立,利用和控制的理性哲学,使它面临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衰落的危险。西方必须借鉴中国文化,回到儒家的“仁之中,若不然西方文化便非常危险。在这里,他将西方文化理解为自洛克以来的理性主义哲学,而并没有认识到西方文化中的主流基督教文化。虽然他正确地预见了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命运,但也否定了基督教信仰的内容,大概是他不了解基督信仰的原因。在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深刻程度上,他与马克思主义达到一致,但开出的药方却相差甚远,因为马克思难以抗拒他周围的基督教文化对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他的思想中含有基督信仰的成分,但当然是扭曲的方式,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引起共产党人的共鸣。

对中国及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但谁也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从本质上讲仍是一场农民革命。马列主义的口号和形式并不能使它变成一场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主体和方式都不言自明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中国文化的必然,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所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立有其合理性,也许它是为补上中国没有自由竞争的原始资本主义而必须的过程。仅仅简单地批评和排斥无助于对问题的认识,也会蒙蔽我们的双眼,使得我们在看待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时,不能客观地给予应有的评价,忽视其中的真理性成分。《圣经》早就指示我们:“地上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林前10:26)“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提前4:4

对共产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现实的准确分析和评价,是了解现代中国大陆社会的一把钥匙,也是从根本上触摸中国几千年文化历史脉搏的必由之路。为什么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在大陆成功?为什么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农民战争反而胜利?对农民革命本质的研究和对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会使我们明白其必然性。农民革命与毛泽东思想的同质性,决定了胜利的事实。

在中国历史上,由农民起义成功而建立政权是经常性的,但农民起义若没有地主阶级出身掌握儒家文化的绅士阶层的介入,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正如共产党人清楚的意识那样“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生长在儒家文化环境中的中国农民,不可能拥有超出时代和自身局限的先进文化和思想意识,所以历史上的农民革命,要么回到儒家文化的传统中去建立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新封建政权,要么失败。而共产党人的革命理论:武装夺取政权、农民革命和公有制,与以往农民革命的口号“均贫富等并无本质上的差异,不同的是以一个政党的形式来领导而已,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指导只是一个外在的形式而已。公有制的国家所有制与封建社会“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朕即国家的封建国家所有制一脉相承,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已。实际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如果把它看作是农民革命建立的的马列主义形式的封建政权,虽然不完全准确,但也不是无稽之谈。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满意地看着全国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时,共产党人当作何感想呢?

必须承认,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和文化心理是构成稳定社会结构的三个基本因素(金观涛语),那么当其中最主要具有主动性的文化心理没有改变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的想法是不现实的,最终勉强的建设会成为徒有其表的东西。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深刻矛盾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政治的高压可能一时有效,但最终摆脱不了文化心理的左右,因为即便最完善的制度也须由人驾驭和运作,如果人没有相应的改变,肯定还会回到老路上去。儒家文化与小农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封建专制皇权是它们的必然产物,所以要改变政治的方式,首先必须改变文化心理,其次才是经济生活方式。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了试图在中国建立全新的民主政权的想法是多么浅薄幼稚,这有助于我们以平常心看待社会主义历史的曲折。我们有比儒家文化先进的新意识思想吗?我们有工业化程度很高的经济形式了吗?农民的地位和生活方式改变了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反观社会主义时期,企业小而全、大而全、企业办社会,政府靠文件(圣旨)治国,这与封建社会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社会分工差的现象,同样只是程度的差别而无根本性的变化。今日中国农村一家一户小农经济方式,占全国人口总数70%的农民的素质现状,永远是今日中国最沉重的话题。

这就使中国就陷入一种困境,要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工业化,首先面临文化革新和经济改革,但依靠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理论,文化经济的改革必然要求政权做同步改革,否则,新的稳定体系无法建立,只是新汤老药。在这里,首先要区分知识性文化和信仰性文化的差别。知识性文化是理性可识文化,为经济物质条件所决定。但涉及人类灵魂的信仰(含宗教)却与物质的发展水平无直接关系,表现出一种超出社会物质水平的恒定,具有知识性文化的核心地位。我们这里的文化更多是指信仰性文化,因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被我们关注和重视,超越于政治、经济、知识性文化之外而又决定它们的方向。但由于其超越难以被人完全认识和理解,我们只能不断靠近它而无法完全掌握它。一切变革与革命,首先始自信仰文化而在知识文化上得以具体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文化是决定一切事物的第一因。没有信仰文化的重建,知识文化就只能被政治、经济等因素左右。但要改变涉及人生命核心的信仰时,所面临的冲突、矛盾和痛苦代价,是过于人力所能及的。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国家利益与政党利益哪个是第一位的,是共产党人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

经济、政治革新的基本前提条件是要有新的非小农经济意识的文化形态,作为个人和国家的指导;如果仍是儒家或同质的文化,改革只是改革,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延缓一种文化或思想的死亡过程,而人们却要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世界在变化,在进步,而一种文化仍固步自封,结果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什么样的文化或信仰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呢?人们不约而同地将眼光转向西方,转向以美国和欧洲为主体的西方。

从洋务运动至今,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浪潮从未停止过。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全盘西化,直到共产党人的马列主义。但150多年的实践,我们并没有学到西方文明富强的秘诀,这150年中,美国从一个殖民地国家发展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而我们尽管有了汽车、飞机、原子弹,尽管比过去强大了,但在世界上还是一个贫困没有地位的国家,并未获得与西方工业强国平起平坐的资格。美国公然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使馆,给那些自以为已经不错了的中国人一记响亮的耳光,让他们明白你仍然什么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精华到底是什么呢?是基督信仰。这是西方国家富强民主的根本原因,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说明我们没有真正认识西方文明的本质。

四.基督教信仰

要理解基督教的实质,就必须从西方社会文化革命的关键事件——文艺复兴运动开始。文艺复兴”一词,在原拉丁文里具有新生的意思,形容在中世纪以后欧洲所发生的知识觉醒运动,也称学习复兴运动。一般来说,是指1350年——1650年的一段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的人们除了钻研希伯来文、希腊文《圣经》外,也大量研读古典希腊罗马的各种著作,它改变了从中世纪以来群众对生命的宗教看法,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对生命的世俗观念,重点是以人的尊严为中心,而取代神(其实是天主教教皇)的荣耀。人的兴趣,转向世俗的人和世界,而不是只集中在罗马天主教的神和天堂上。人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新兴趣,人们开始高举人的理性,把它作为判断一切的标准。

文艺复兴引发了两起伟大事件:一是教会改革运动,二是西方无神的理性主义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也以福音的方式产生。简而言之,就是一种是信靠上帝和《圣经》,一种是只依靠人的理性判断解决一切。

16世纪的基督教会改革运动,是基督教历史上教义演变的最伟大的事件。在公元500——1500年的一千年中,教会权柄在天主教中不断发展,最后发展使其达到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罗马天主教会和教皇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教皇和教会决定人的信仰和信仰的错对标准,甚至有权决定由谁做国王,教皇实际操纵控制了天上地下的一切事物。教会改革,就是要改变这既定的事情,改变由罗马天主教皇决定一切的现象,重新回到《圣经》中去,重新确立《圣经》作为信仰和行为的唯一权威的地位。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德国人马丁·路德,瑞士人慈文理和法国人约翰·加尔文。他们大力宣讲《圣经》真理,抨击罗马天主教和世俗社会的罪恶和黑暗,写了大量的文章和书籍,为指导教会回到圣洁生活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并从他们开始形成至少两大宗派:信义宗(路德宗)、长老宗(加尔文宗)。同时,也在神学上,在思想信仰上,为西方社会工业革命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建立了改革神学。
在宗教改革后,依据《圣经》,形成了对基督信仰有根本性改变的神学思想,这里只对其中主要的神学教义加以介绍:

1.路德宗神学    以马丁·路德为代表。他的神学教义核心有三点:A.只有《圣经》是基督徒可依赖的唯一权威。教会不是,教皇不是,教会的会议也不是权威。B.因信称义,意思就是人得到救恩和神的称义,是凭着对神的信心,而不是善良的行为。C.信徒皆祭司,即任何一位基督徒都有资格经过民主选举主持圣礼,有阅读《圣经》、直接向神祷告的权利,不再需任何人的中介。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表现为人人皆祭司。路德宗在16世纪传入北欧诸国和西欧部分地区,在1850年由德国人郭实尔昔传入中国。在瑞典、挪威和丹麦等国,路德宗拥有国教的地位。

从因信称义的原则出发,路德宗不太重视教会的形式和体制的统一。不同的教会制度,如主教制、公理制和长老制,在不同的路德宗教会团体中均存在。现在全球范围内约有信徒6840万人。

2.改革宗神学(加尔文神学)    由法国人约翰·加尔文创立于瑞士日内瓦,以他的著作《基督教原理》为代表,约在1540年前后。后人在1619年的多特大会上提出加尔文思想的五点,以概括他的基本神学思想,但加尔文自己并没有在他的著作中明确提出。这五点是:A.人的全然败坏    因着亚当的堕落,全人类都受到影响,所有人都死在过犯及罪中,人本身没有能力自救。B.无条件的拣选    因人已死在罪中,他没有能力主动回应神,因此神从亘古已拣选一些人得救。拣选和预定都是无条件的,不是基于人的回应。C.有限的赎罪    因为神决定了某些人得救,他就决定基督需要为被拣选的人受死。所有蒙神拣选及基督为他而死的人都要得救。D.不能抗拒的恩典    那些蒙神拣选及基督为他而死的人,神会透过不能抗拒的恩典,引他归向自己。神令人愿意归向他,当神呼招时,人就做出回应。E.圣徒蒙保守      神所拣选及透过圣灵归向他的人都会持守信仰,没有一个被神拣选的人会失落,它们都是永远稳妥的。

由加尔文神学而建立的加尔文宗信仰有以下几个特点:

A.加尔文宗神学思想的核心是预定论    上帝以他的绝对主权决定一切,包括信徒得救。所以好信徒在一切日常行动中都对上帝负有责任,必须努力做好世俗的工作,完善自身,才能荣耀神的名。一个人事业的成功是他被上帝预定得救的外在标志,因此真正的基督徒应把世俗生活当天职来对待。B.加尔文宗认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唯一首领,信徒一律平等,有权参加教会的管理,由教会信徒从一般信徒中选出长老,组成长老会,有讲道恩赐的的长老负责讲道(现代教会由长老会负责聘请牧师)专门讲道的长老以后被称为牧师。教会管理由长老会决定,由执事们实施。这种管理方式称为长老制。C.教会的礼仪只有圣餐与洗礼两项。
加尔文宗也称长老宗,“在教会改革以后广泛流传于荷兰、苏格兰、英格兰等地,为尼德兰革命和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代基督新教》97页,长老宗在1842年由美国传教士雅裨理从厦门传入中国大陆。

3.亚米纽斯神学    亚米纽斯是荷兰人,当过牧师,后在荷兰莱顿大学任神学教授。他原是加尔文派信徒,后改创亚米纽斯神学。针对加尔文神学的五点,他们在1610年提出五点抗辩文,以表明他们的神学思想:

A.拣选是根据神的预知,神拣选他所知道的,会按自由意志相信基督并持守信仰的人。B.无限的赎罪:基督在赎罪上让全人类得救,但基督的救赎只对相信他的人有效。C.人的本性无能:人不能自救,必须由圣灵赐予新生命。D.先前恩典:圣灵预备的工作令信徒可以向福音有所回应,并在救恩中与神合作。E.有条件的保守:信徒得着圣灵赋予的能力,去过得胜的生活,但信徒可能会离开恩典而失落。亚米纽斯教义今天影响圣路德宗、卫理宗、圣公宗、安力甘宗、自由意志侵礼派、和部分灵恩、以及圣洁运动的信徒。其中约翰·卫斯理在亚米纽斯神学思想指导下,创立了影响巨大的卫理宗,直到现在。

教会改革产生的这些教义,使信仰回到《圣经》中,抛弃了加在基督信仰上天主教中过多的人类的思想和教义,对西方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产生影响。尤其是加尔文的预定论。预定论是加尔文对传统预定论的革新。加尔文提出:尽管每个人的命运在他出生前,上帝以其绝对意志早已决定,个人的宗教活动和神职人员(包括教皇)的活动都无济于事。但人们还可以根据自己在现实世界诸方面的表现,从上帝的呼召中感觉自己是否为上帝的选民。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具有坚强的信心,对对社会有益的事业刻苦努力,诸事顺利成功,按时参加教会事奉,道德高尚不搞歪门邪道,这三方面便是他蒙呼召成为上帝选民的外在标志。积极参与世俗事务,世俗工作神圣化,是预定论的特点。这一思想,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精神支柱,它激发了人们廉洁奉公、艰苦创业、追求成功、发财致富、努力向上的原始动力,它激励人们勇敢探索、追求进取、不重享受,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相反,如果他们象中国人那样,有钱就买房购地、捐官玩女人,一味追求享乐,也就不会有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他的名著《新伦理宗教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宗教改革时期提倡的上述思想予以很高评价,称它为资本主义精神。

震撼全世界的教会改革历史,让我们看到了基督信仰的伟大与力量,而深刻把握教会改革的本质,是理解西方社会文明富强的关键,更让我们惊奇的是《圣经》源自亚洲的巴勒斯坦地区,并不是西方自有的。对于无神论者而言,教会改革让《圣经》而不是任何个人、集团的言行成为唯一绝对真理所隐含的哲学意义,有石破天惊之力度。对教会改革的认识,让我们明白基督教成为美、德、英、挪威、瑞典、丹麦等国国教的原因,在这些国家中,基督徒占人口50%以上。在亚洲,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让我们也看到了基督教的力量,韩国4500万人口中,基督徒约有1500万人。

仔细研究教会改革的历史,让我们看到另一个惊人的事实:我们曾奉为圭皋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萌芽,也是在教会改革时期孕育的。

在教会改革中,有一派源于慈文理而又比他更为激进的改革者,史称再洗礼派(或重洗派)的运动,在当时平民和农民运动中占有突出位置。重洗派的意思是说洗礼只可以向那些对基督信仰十分清楚的人施行,所以他们要求在婴儿时期受过洗礼的人再次受洗。在组织方式上,他们强调由信徒直接管理,遇事民主决定,实行会众制,主张过简朴生活,非常注重教会的圣洁,也着意执行教会的纪律。在教会历史上,曾有一页不愉快的历史,就是他们不单被罗马天主教迫害,甚至路德派和加尔文派也迫害他们。苏联学者克雷维列夫认为,再洗礼派是工人运动的早期形式,而又得到非无产阶级民主派的支持,其社会宗旨接近空想共产主义。

再洗礼派中极左派以天主教神父托马斯·闵采尔为代表,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们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否定现实社会制度,反对社会不平等,反对封建主和资产阶级的弱肉强食,要求建立早期基督教的秩序,最关键的是要求彻底地实行财产公有。他们的政治纲领就是把福音书对富人的谴责贯彻到底,要求对他们无情地加以镇压。以至于恩格斯在他的《德国农民战争》一文中认为闵采尔的政治纲领接近于共产主义……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要求立即把天国在现世建立起来,这个口号实际是要建立一种美好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与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如果王公贵族阻挠建立这种制度,就以武力推翻之,一旦反抗则予以消灭。他大量援引《圣经》来论证这一纲领。

克雷维列夫指出:托马斯·闵采尔的革命纲领在思想上是通过基督教和《圣经》词语表达出来的。恩格斯对闵采尔的世界观做了如下总结:他的神学哲学基础不仅攻击天主教的一切主要论点,而且也一般地攻击基督教的一切主要观点。他在基督教外形下传扬一种泛神论,他的泛神论和近代推理思考方法相当接近,个别地方甚至着了无神论的边际。”姑且不去评价恩格斯用无神论观点对托马斯·闵采尔神学观的评价得当与否,但他认可这个极左的教会运动是工人阶级运动的早期形式的观点,已经让我们看到教会改革的影响力是何等巨大。

从恩格斯的评价和苏联学者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共产主义理论至少有一部分是源于基督教再洗礼派的极左派,那么如果说马克思共产主义是与《圣经》或基督教的影响分不开的,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人类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总是承前启后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也不是他坐在家里想出来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由于受文艺复兴理性至上的理性主义哲学影响,过高地估计了人的力量,而忽略或有意舍弃了基督信仰最基本的概念——罪人观。所以,当他们以为推翻一个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就可以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苦难、灾难时,他们犯了乐观过度的错误。新政权的建立多少总归有些进步和提高,但如果掌权的还是一帮未悔改的罪人,迟早还要回到老路上去。中国历史上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和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并没有使社会生产力和文明程度产生质的变化。马列主义指导的一度席卷全球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相继垮台,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其社会主义也在苟延残喘中。我们敬仰那些为共产主义流血牺牲的共产党人,但也为他们惋惜,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他们把人当神,没有意识到人的有限性与生来无法克服的罪性,没有神的参与人是无法完成自我解放的。所以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但却事与愿违。这不仅是共产党人的悲剧,也是不认识神的一切人类的必然悲剧。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信仰危机的问题。

信仰危机就是人因失败而放弃了信仰而又不知何去何从。对当代中国人而言,信仰危机现象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出路这个沉重、深刻、古老的难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人们又一次陷入困惑。于是,什么也不信成为一种普遍社会心理,但实际上很少有人清楚地意识到,人已经变成只相信自己的自大狂,或者只相信金钱和权力,其实是一种新宗教:拜物教。文革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社会道德沦丧、物欲横流就是自我中心论的必然结局。

五.无神论的悲哀

从严格意义讲,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这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对无神论者,用偶像崇拜者一词来描述他们才更加准确。对于不相信有上帝存在的人(包括一些迷信宗教),他被形形色色、有形无形的偶像替代了上帝,如金钱、地位、名誉、权利等。当有人说我只相信自己时,他将自我当作衡量一切的标准,他的神就是他自己,发展到最后会极端自私自利。尽管这是被歪曲的信仰,但也从反面说明了:没有信仰的人是不存在的。这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对灵魂平安的追求,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即使聪明绝顶的动物也不会有崇拜、图腾或神,为什么呢?因为人是神造的,有神的形象在里面,创世记126“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无神论者把人降到动物的水准,是对人的蔑视。

基督信仰认为,在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中人是其中的中心,(创128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在创造世界以后,上帝为了人类能了解这些,给人类两种启示: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普遍启示是给所有人类的,它通过大自然、人类历史和每个人的良心,向人们诉说有关神的奥秘。特殊启示就是《圣经》,他只是给信他的基督徒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316-17)只有基督徒能读明白《圣经》,其他人很难读进去或读明白,因为读《圣经》必须有圣灵的引导。

人是灵魂和肉体两部分组成的,上帝在造人时就给每人一个灵魂去感受上帝的声音,良心包含在灵里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基督徒说上帝是人类灵的父。良心的奇妙,甚至让康德也惊奇地说,布满星辰的天空和人的良心,是最奇妙的东西;所以这个理性主义大师把内心深处良心的令命称为绝对命令,作为人类的最高原则。很可惜,无神论者在这个问题上陷入自我之中难以自拔,他们常常问:神在哪里?《圣经》已给我们说得很清楚了: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叫人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19-20)只是人唯我独尊的狂妄,使他难以谦虚认真地借普遍启示思索隐藏在其后的奥秘。从这个意义上讲,无神论也是无知狂妄的同义词。

当使用无神论这个词时,是指那些无宗教也无基督信仰的人。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信仰的人生是痛苦的人生。面对茫茫宇宙、芸芸众生、苦难人生,人生的价值意义何在?难道人生就是吃好、穿好、完好,然后死掉拉倒?如此,人何异于猪、马、牛、羊等畜兽呢?无神论者就总体而言,是一群迷途的羊,是没有灵魂之家的流浪者,是失落家园的难民,是没有父母的孤儿,是值得怜悯和关怀的社会弃儿。但无神论只是一种过渡状态,不可能持久,他们就象是处在但丁《神曲》的炼狱中,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痛苦将伴随他们一生。

由于在无神论大旗下聚集着形形色色的人群,所言所行相去甚远,为了便于分析,可分为以下几类:

1.教育误导和先入为主的主观,形成一些人主观性很强,没有自己的独立思索就接受了无神论的观点。儒家学说的未知生焉知死,马列主义的教导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全得靠我们自己(但很少有人去反思它与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矛盾之处),和在科学名义之下的进化论的影响。这种受儒家文化和进化论影响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愚民教育的产物,教育者不向人们解释进化论仅为一种尚待证实的科学假设。一但人们接触到更广泛客观的知识后,当他们真正明白科学的定义和实质,他们就不再那样盲目盲从,最易于接受基督信仰。大科学家牛顿一生主要研究的不是科学,而是《圣经》,明代科学家徐光启是天主教徒。在西方发达社会,文化程度、文明水平远高于我们的人却信仰基督,难道不值得我们问个为什么,并弄清其中原因吗?把有神论者简单地斥为精神空虚是否过于简单?据1991年大英百科年鉴提供的数字,当时全球人口52.92178亿人,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口数达41.93178亿人,占人口总数的4/5,其中基督徒(含各宗派)有17亿人,穆斯林9亿多,佛教徒3亿,印度教徒7亿多,而无神论者和无宗教信仰者仅有10亿多。崇尚科学的人,应仔细研究这些数字揭示出的真理。

2.是社会改革者    他们站在被压迫的一面,看到宗教总是与统治阶级站在一起,所以就认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有的学者认为宗教是一个使人被他们的热心所迷醉的艺术,为的是要使他们不去对付他们的统治者在地上压迫他们的种种罪恶行径,强迫人们在静默中忍受强权政治加于他们的痛苦和苦难,使人甘愿在现世吃苦受难,而在来世或西天享乐。如果用这种观点看待宗教尚可,但若用于基督信仰,则有对历史无知之嫌。在基督信仰开始形成的近三百多年中,基督徒一直遭受到当时的统治者罗马帝国政权的持续不断的迫害和镇压,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因不愿背叛和出卖自己的信仰耶酥基督而甘愿牺牲殉道。在宗教团体中,有一直始终与统治阶级站在一起,起麻醉人们反抗意识作用的宗教团体,其中包括在科学的幌子下行迷信和宗教之实的伪科学和主义。一些宗教团体为了生存,甚至修改其教义,以迎合统治者,极力反对社会结构调整和人们价值观念体系的改革,甚至包括马丁·路德这样伟大的人物都曾经极力反对和指责德国农民的起义斗争。但不能因此就对所有的信仰和宗教现象加以全盘否定,否则恐怕是过于简单化了,有害无益。马克思主义者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但却不是唯一的和最后。在这里首先必须弄清楚三个基本问题:1)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区别2)个人对信仰体系的曲解而形成的宗教言行与信仰体系本身的区别3)具体分析每种信仰和宗教的教义及其历史文化背景和发展过程,再去论说。

尽管如此,就共产主义信仰而言,人们似乎很难理解看起来伟大正确完美无缺的理论,也曾经席卷全球,轰轰烈烈震撼人心,曾几何时,便灰飞烟灭,四面楚歌处于苟延残喘行将灭亡之境。从兴起至衰亡,短短的不到一百年,带给它的追随者的,是恶梦绵绵,灾难深重,苦难多于幸福。但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千百万仁人志士为之流血牺牲的信仰难道只是一场美好的梦幻吗?究竟是人的问题原因还是信仰的問题?而被马克思称为鸦片的基督教却何以能延续五千多年,至今仍生机勃勃呈燎原不可阻挡之势!真正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呢?这是每一个追求真理的有识之士不能不深思的沉重问题!

3.因自己罪大恶极而不能接受上帝,这一类人之所以称为无神论者,是因为他们承担不起上帝存在的事实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他们没有道德观念和原则,只相信自己,以己为标准,自私自利唯我独尊,因为心中无神而目中无人,用进化论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动物道德规范为自己弱肉强食的种种罪恶行径开脱。俄罗斯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谓:假如没有上帝,那么什么都可以做的这句话,应该是指他们这一类人。对于这样的人,耶酥早就预见到他们的作为: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約翰福音3章:19-21节)

4.拒绝上帝,因为他们自己想成为”   这类人是人类中唯我独尊的心态最极端代表者,他们不但拒绝上帝,同时也拒绝任何一个超越人类和他们自己之上不是出于他们自己制定的绝对真理。在心理深处,不管他有没有机会称王称霸称皇,都自比为。中国历史上的独裁者,自命为天子天之子,就是最典型的代表。虽然儒家文化传统中没有神的地位,但他们用皇帝、祖先和圣人当神,以维护统治的权威性。这是人类极端自大唯我独尊的罪性赤裸裸的社会政治表现。所以,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父子相残,母子相残,兄弟相残,战友相残,朋友相残``````,当大权在握时,就急不可耐地掀起一次又一次的造神运动,人性自大的罪性在此暴露无遗。封建社会皇帝如此,专制独裁政权如此,共产党人的左派也是如此,工人农民同样如此,私营经济老板更是如此。古今中外无神论者概没能外。当他们自比为神的时候,当然不会允许一个在他们之上的神的存在。可悲之处在于,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太多想当皇帝而没有机会的土皇帝土霸王。甚至于以传扬平等博爱的基督福音精神为己任的很多传道人,是在用一种专制的方式和心态对待自己的弟兄姊妹,动辄训斥责备,斥责他们素质低,水平差,而从不检讨自己的问题!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一种蔑视神而抬高人的无神论者为何如此嚣张?为什么一些无神论国家总是毫无例外的走向个人崇拜、专制独裁的道路?根本原因是独裁者想通过抬高自己来维持统治,通过抬高人而最终只抬高自己,而愿意抬高别人的普通人,心灵深处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皇帝梦,所以,岂能说抬轿者无罪呢?

无神论者不承认人的有限性,把人看做不受限制的、无所不能的,人是世界上第一可宝贵的因素,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导致三年灾难,饿死不少人。鼓吹人的无限性和无所不能,结果是极少数人的权利无限膨胀,使绝大多数人伏倒在他们脚下,拱手交出自己的尊严和人格,很多情况下甚至是积极主动自愿的。人的无限性使他们成为真理的标准,在政治权力中表现为权力的无限性,对真理的崇拜变为对人的崇拜,对人的崇拜变为对权力的崇拜,权力最终成为真理的象征和标准,在权力最高处的人变成了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以致在真理的旗号下权力无所不用其极,甚至灭绝人性、伤天害理的事都可以做得出来。法西斯政权以及很多独裁政权概莫能外。原因在于登上权力巅峰的人也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神,他也是肉胎凡身,有与生俱来的罪性与弱点,还有权力带给他的腐蚀和腐败。一旦他的罪性没有可能得以限制而任其肆意发挥时,在真理名下剥夺人权、践踏人权、使人非人化,已被视为一种见怪不怪的现象。甚至深受其害的人非但不能认识到不公而反抗,反以为是权力生存的规律,只恨自己权力太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便是这种复仇心理的体现,错与对已没有人去重视和追究了。可悲的是流血并未使他们醒悟到正是自己造的是他们自食其果的根本原因,是他们自己的罪间接地击杀了自己。至今仍然有为数不少的自诩为精英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人素质太差,非得实行专制不可,岂不悲哉!

无神论者的悲剧,三千多年以前的《圣经》旧约早就给我们指明了,(诗篇21):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化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理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至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需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忌妒,凶杀,争竞,诡诈,毒狠;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妄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罗马书121-32)。罪的工价就是死,这是一种比肉体死更为痛苦的折磨,灵魂的永远灭亡。

六、多元主义者

    “教宗脱去了他的鞋子,迈着缓慢但是稳健的步子走进一座清真寺。为了呼唤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兄弟情谊,他成为第一位走进穆斯林清真寺的教宗。……(若望保绿二世说)长期以来穆斯林和基督徒互相反对,我们需要寻求天主的宽恕和相互之间的宽恕,他说。耶稣教导我们,我们必须宽恕他人的罪过,就象天主宽恕我们的罪一样。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对话和合作的新时代将引导双方走向多种形式的合作,特别在肩负起关怀穷人和弱者的责任方面。他说。这些才是我们真正崇拜天主的象征。(《国际天主教参考资料》2001 513-14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研究室 编印)这种类似的多元化,由天主教教宗带头做,已经成为所谓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时髦!但却是严重违背《圣经》教导的!在中国,自然也不乏追随者。

多元化的思潮,在大陆主要集中在大学的基督教学术研究机构,从非信仰的角度研究信仰与宗教的关系,是一种宗教哲学的而非神学的研究。这种研究在基督徒看来,是荒唐、狂妄和荒谬的,但这些研究者却是认真的、一本正经的。从积极的意义来看,这表明已经有一部分中国人理性地思考基督教问题,不再简单地排斥和批判基督教为鸦片、精神空虚等,从现实角度看,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他们也因此作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翻译出版发行了很多相关书籍、资料。至于他们的研究能否有实质性的进展,这完全取决于他们有多大程度上的谦虚。

目前看来,多元主义主要有两种理论:

     1不同的、相互平等的宗教,都是对同一个绝对普遍真理的局部反映或表现,因此宗教对话的目的,就是要使大家更好地反映这个普遍和绝对的真理,从而实现一种普遍的神学。

     2还有一些人认为,不同的宗教反映了完全不同的但就其自身而言都是绝对的真理。因为这些真理不能相互通约,宗教对话的目的,就是要使大家充分认识到各种宗教之间的根本差别,而且不但可以使不同的人,选择对于自己来说是合适的宗教,而且使这些不同的宗教和平相处。

前一种在国际上以J.Hick(希克)为代表,后一种以S.M.Heim(海姆)为代表。另外还有一个德国天主教神学家汉斯·昆,以提倡基督教宗派合一、世界各宗教的对话和乌托邦式的全球伦理而著名。

国内学人中,多元主义以王志成、丝竹在他们合著的《神圣的渴望——一种宗教哲学》(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书为代表。在书中,他们又提出一种灵性多元主义。作者在序言中严肃指出:假如它只是增加一点知识,对你真正的解救不起一点作用,那么本书的写作是完全失败的;假如一位读者读了此书之后没有产生一点澄明之感,渴求更真生命之愿,这就不仅是本书写作的失败,更是我们学术生命的崩溃。毫无疑问,作者是要失望的,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包括所有人)永远也不能达到的目标。这个世界上,除了《圣经》以外,没有哪本书能给人生命的真理。

研究者们(没有几个人配称费希特意义上的学者)的动机或许是好的,但正所谓皇上不急太监急,提倡多元以及对话的几乎都是无信仰者,对基督教尤其如此。但福音派的基督徒,鲜有对话的愿望,只有传福音的热诚。对于不承认自己的有限和罪性,正在走向灭亡的罪人,对话有何意义?正如癌症病人最需要的是灵丹妙药而不是语言的安慰一样,最需要信仰的却也正是这些所谓的学者。他们什么都不信,却要给别人开生命救恩的药方。从这一点讲,他们的学术水平,并没有超过一百年前的梁启超们,这是中国学术界常有的黑色幽默,也代表着中国人最正统的思维传统:自以为反传统,其实比传统还更加传统,并没有什么新意。在这一点上,甚至鲁迅这样的大师也不能例外,何况一般学究、书生!
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告诉我们,没有信仰和宗教的人类社会是不存在,中国历史及现实情况当然也不例外。李桂铃编著的《台港澳宗教概况》一书指出:目前台湾90%以上的人有自己不同层次的信仰和宗教,香港至少60%以上。在澳门这样一个面积仅18平方公里,人口60万的弹丸之地却拥有150个宗教组织,仅寺庙就有40多间,可见宗教影响之大。,而且几乎包含了世界各种类型的信仰与宗教团体。在台港澳中国式的新宗教团体还有:天帝教,天理教,轩辕教,孔教,一贯道等。所以当前大陆人们的信仰危机和价值观念混乱的现象,不过是处在历史过渡过程所具有的一种必然的暂时现象。但是众多的宗教信仰和偶像崇拜,并没有给予中华民族所期望的民主与富强,繁荣与昌盛。当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又一次将探寻的目光转向西方世界精神生活核心的基督信仰时,很多人必然也会有这样的疑问:他果真是我们所要寻找的绝对真理吗?他能带领我们走出黑暗痛苦的精神世界吗?他能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民主与富强之梦吗?回答是完全肯定的,唯一的条件是我们必须放下架子,象小学生一样十分谦虚谨慎地学习和研究基督信仰。如果仍然采取恶劣的简单粗暴的批评与排斥态度,站在《圣经》之上,毫无自知之明、居高临下地俯视,那么除了更多的贫苦落后屈辱失败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着;明媚动人光辉灿烂的世界永远与我们无缘,只有愚昧落后和专制独裁是我们永恒的伴侣!

七、信仰就是力量

    世界政治的新时代:迈克尔·迪布丁的小说(死亡环礁湖)中的威尼斯民族主义煽动者,用一个不祥的世界观为这一新时期作了很好的表述: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这些是我们在一个世纪之后正在痛苦地重新发现的古老真理和更加充满情感的奢谈。那些否定它们的人也否定他们的家庭、他们的遗产、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出生权,以及他们本身!他们不能轻易地得到原谅。政治家和学者们不能忽视蕴含在这些古老真理中的不幸的真理。对于那些正在寻求认同和重新创造种族性的人们来说,敌人是必不可少的,而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会出现在世界主要文明的断层线上。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在人类生存的大部分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是间断的或根本不存在。然后,随着现代时期的启始,大约在公元1500年,全球政治呈现出两个方面。在40O多年里,西方的民族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普鲁士、德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西方文明内构成了个多极的国际体系,并且彼此相互影响、竞争和开战。同时,西方民族也扩张、征服、殖民,或决定性地影响所有其他文明。冷战时期,全球政治成为两极化的,世界被分裂为三个部分。一个由美国领导的最富裕的和民主的社会集团,同一个与苏联联合和受它领导的略贫穷一些的集团展开了竞争,这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有时是军事的竞争。许多这样的冲突发生在这两个阵营以外的由下述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里:它们常常是贫穷的,缺少政治稳定性的,新近独立的,宣称是不结盟的。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他们用人类曾经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来回答它,即提到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文明。人们不仅使用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且还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认同。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事务中的主要因素。它们的行为像过去一样受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的影响,但也受文化偏好、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非西方社会,特别是东亚社会,正在发展自己的经济财富,创造提高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基础。随着权力和自信心的增长,非西方社会越来越伸张自己的文化价值,并拒绝那些由西方强加给它们的文化价值。亨利·基辛格曾注意到:“21世纪的国际体系……将至少包括六个主要的强大力量——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国,也许还有印度——以及大量中等国家和小国。基辛格提到的六个主要强大力量属于五个十分不同的文明,此外,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伊斯兰国家,它们的战略位置、庞大的人口和(或)石油资源,使得它们在世界事务中具有影响力。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部落战争和种族冲突将发生在文明之内。然而,当来自不同文明的其他国家和集团集结起来支持它们的亲缘国家时,这些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暴力就带有逐步升级的潜力。索马里部族的流血冲突没有造成更广泛的冲突威胁。卢旺达部落的流血冲突波及了乌干达、扎伊尔、布隆迪,但是没有广泛地蔓延。波黑、高加索、中亚,或克什米尔境内的文明之间的流血冲突,可能演化为更大的战争。在南斯拉夫的冲突中,俄罗斯向塞尔维亚人提供外交支持,而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利比亚向波斯尼亚人提供资金和武器,但它们这样做不是由于意识形态,或者权力政治或经济利益的缘故,而是由于文化亲缘关系。瓦茨拉夫·哈韦尔注意到,文化的冲突正在增长,而且如今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危险,雅克·德洛尔也认为,未来的冲突将由文化因素而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所引起。而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亨廷顿)

文明与信仰

    长篇评述:美国霸权的逻辑2003-08-21 15:20 王缉思]    美国霸权主义的主要思想基础,是其国内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说美国人的意识形态高度统一,一定会遭到许多美国人的驳斥。首先,意识形态ideology)在美国政治中含贬义,通常表示一种偏狭的信念。在美国的政治词汇中,其他民族和人群的信仰可以称为意识形态,而美国人持有的是一种价值观(values)、信念(creed)、精神(spirit)、气质(ethos)、理想(ideal)、信仰(faith),甚至可以称之为神话(myth)。更重要的是,美国人会强调他们社会中种族、宗教、文化背景上的多元化,以及由此派生的思想观念上的多元化。一个开放、多元而且言论自由的国家,怎么可能产生一种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呢?

美国社会的开放、多元和言论自由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正是美国人引以为自豪而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向往美国之处。但是,开放多元化言论自由等等,本身就是带有强烈美国意识形态色彩的观念。当然,这些观念的根源应追溯到欧洲。但美国人又会说,他们的许多祖先是因为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受到不开放、不宽容的宗教迫害而迁居到北美去的,是在美国享受到更大自由的。美国人向来鄙视欧洲残存的封建传统,把欧洲战乱频仍归咎于否定自由及人性尊严的政治体当道。

自由、民主、公民权利、三权分立、政教分离、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宪法至高无上的法治等等,都是美国社会的成员一致接受并且不容挑战的原则。这些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早已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例如,美国人都认为没有个人自由和私有制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的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美国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所争论的,不外乎如何解释和实践这些原则。在美国,自由主义同保守主义之争构成政治思想斗争的主线。但是,即使是传统的保守主义,他们所要保守的也是自由的传统。他们所要保守的也就是形成于英国、光大于美国,从盎格鲁萨克逊到美利坚一脉相承并扩展整个世界的自由主义大传统。”[x]在美国政治光谱中左端的激进派,则主张以激进的方式实现极端化了的自由主义原则。激进的左派以批评美国政府、国会、资本家集团为己任,但其思想武器仍旧是美国意识形态的一个核心原则,即政府是为人民设立的,个人的权利高于国家的权力,因而美国人民有理由批评以至推翻自己所不信任的政府。这样,在美国人当中,连极右派和极左派也仍然有许多共同奉为圭臬的原则,互相攻击对方违反了这些原则。美国的政治主流一般都在温和的保守派和温和的自由派之间徘徊,以争取最大范围的政治共识。不管是标榜自由主义的民主党还是提倡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其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依然是相同的。

简单地说,将美国人凝聚在一起的传统核心观念是自由,是一种个人权利观。所有美国政治派别,都以自由为自己的旗帜,无一例外。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概括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表述。二十世纪末的一项民意调查问道:你作为美国人最感到骄傲的是什么?”69%的人回答说:自由。如果单就意识形态来说,美国国内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持不同政见者
    
这套以自由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是美国的立国之本,通过《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利法案》(宪法前十条修正案)、《联邦党人文集》等经典著作化为文本。华盛顿、林肯等早期政治家的言行,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些判例,直到当代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词(我有一个梦),美国总统的演说、声明、国情咨文,都在体现、补充和强化这套意识形态。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一立国之本,就没有美国,更没有当今美国赖以称霸世界的实力地位。

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就其扎根于美国社会的深度而言,就其文本和其他体现形式的广度而言,就其历史生命力和世界影响而言,美国意识形态都超过历史上其他霸权国的思想基础。在沙皇的专制统治下,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手段支持新发明的泛斯拉夫主义理论激起了国内外其他民族的激烈反抗。法西斯德国的种族优越论只能在德意志民族中产生共鸣;日本称霸时期的东亚共荣论在日本以外的任何地区皆缺乏号召力;苏联霸权主义最终在国家内部的种种弊端、意识形态同现实生活的脱离、持不同政见者的反叛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无法维持。相比之下,美国意识形态却能够适应新形势,补充新观念,而且万变不离其宗。

信仰决定命运

    “一个人拥有信仰当然是他生命尊严的体现,可是如果他的信仰背后没有一个更加普泛更加深层的信仰那就是别人有权利选择与自己不同的信仰那他的信仰就不是给世界传播福音,而只能带来灾难。然而,人类悟出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竟然牺牲了那么多头颅和鲜血。即使在人人都懂得这个道理之后,依然不断有人不得不为此继续牺牲头颅和鲜血。英国十九世纪著名的大众道德学家塞缪尔·斯迈尔斯写成《信仰的力量》,将法国的这一段血腥历史展示给一代一代读者,无非是要让我们明白并且牢记这个简单的道理。斯迈尔斯同时指出:殉道的时代,就像那些产生奇闻怪事的时代一样,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们已经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因为信仰被枪杀,被钉在火刑柱上烧死,或者被车轮活活碾死。(转引自斯迈尔斯《人生的职责》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9月版110页)。这个诞生于十九世纪的结论,只能说体现了作者善良的愿望。他把地球看得太小,把人类社会看得太简单。二十世纪的圣哲潘尼卡说,人类历史上的战争主要是宗教战争,即使是不再以宗教名义宣战的现代战争,实际上也无不受到背后的宗教信仰因素所驱动(参见潘尼卡《文化裁军——通向和平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纷争是这样,一个社会的各个集团之间的纷争往往又何尝不是这样。由此看来,消除信仰歧视、放弃宗教迫害是谋求世界和平与人民幸福的最主要的条件。无论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无论你信奉哪一种宗教或者不信奉任何一种宗教,都必须时时为自己和他人信仰的权利向上苍祈祷。建立起了这样的信念,即使你是一个无神论者,也能够听见天国的福音。违背了这个道理,即使你万分虔敬地侍奉上帝,你也只能是永远远离天国的迷途的羔羊。

信仰决定健康

新的医学研究表明,信仰宗教的人普遍比其他人更为健康而且长寿。当研究人员对信仰与健康之间的联系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他们就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提出了许多有趣的理论。过去,宗教被认为是那些受疾病和烦恼所困扰的人们的精神避难所,耶稣巡视古圣地的时候也通常首先帮助那些受到疾病折磨的人。但如果人们对宗教与健康的关系所持传统观点是错误的、而信仰真的能增进健康,那又会是什么情况呢?令一些学者恼火的是,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表明事实的确如此。

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信仰任何一种主流宗教的人,不论男女,其平均寿命均比其他人要长;他们的免疫系统功能也比其他的好;他们的血压比其他低;他们患中风、抑郁症、心脏病和产生焦虑不安情绪的可能性也比其他小;他们自杀的可能性更是远小于普通人。这些都是世俗医学院校和卫生保健机构的研究成果。即使研究人员对教徒们的健康史、自我选择的影响(即这些人从病床上起来后去参加宗教仪式是否会使他们比以前更加健康)、集体支持(教会团体通过关怀网络为那些患病的成员提供帮助)等变量因素进行控制研究之后结果依然如此。还有更令人震惊的发现:杜克大学医学中心(Duke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的哈罗德·科尼格(Dr. Harold Koenig)博士对所有主流教派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很少参加宗教活动会对人的寿命产生极大的影响,相当于每天抽一包烟、连续抽40年造成的危害

科尼格与来自杜克、哈佛(Harvard)、耶鲁(Yale)这些大学的一些研究人员最近又分析了大约1,100项有关宗教活动对健康影响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虽然不是全部,但是大部分数据显示出参加宗教仪式与增进健康之间存在着具有统计意义的联系。(研究人员将参加宗教活动的次数作为参照数据,因为这是一个客观的数据点,而不是试图根据各人的真实信仰进行归类。)一项研究发现,定期进行礼拜的人的血液中间白细胞素沟闹甘艿停ㄔ降驮胶茫<词故歉腥景滩〔《镜娜耍绻嵌ㄆ诓渭幼诮桃鞘剑浒紫赴毓的指数也会降低。另一项研究还发现,在耶路撒冷,不信宗教的以色列成年人患心脏疾病的危险要比那些信仰宗教的成年人大得多。研究人员威廉·斯特劳布里齐(William Strawbridge)用了28年时间,对大约5,000名加利福尼亚人进行了跟踪研究,这项研究的结果于两年前发表在《美国公共卫生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上。他发现,尽管在男子当中并没有这样明显,但那些每周参加一次宗教活动的妇女的确明显地延长了寿命。斯特劳布里齐还发现,从总体来看,教会信徒并不是一开始就比普通人健康,相反他们开始时的健康状况还达不到平均水平,只是后来身体才逐渐越来越好。另一项主要由得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研究人员进行的新研究发现,定期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比那些从不参加的人的平均寿命要多7年。

杜克大学的科尼格说,几乎所有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情况均表明,参加宗教活动与身体健康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另外,他认为,尽管目前研究尚未获得足够数量的穆斯林来予于确证,伊斯兰教也将会是这种情况。主要区别看来就在于你是否定期参加宗教活动,"他说。除了那些非主流教派,基督教内部各个教派信徒的健康状况改善程度都大同小异。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区别也很小。信仰宗教还能造福下一代。父母如果定期参加礼拜活动,其子女健康长寿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但对于非主流教派,情况则大不相同。尽管基督教科学桑–hristian Science)号称能帮助信徒强身健体,但统计数字却显示其教徒的平均寿命在美国几乎是最低的。基督教的另一分支卫礼教(The Faith Assembly)可能是由于其教徒有病不愿就医,所以教徒死亡率高得惊人。各种异教徒在入教以后,其健康指数也随之跌到了最低点——特别是在琼斯敦(Jonestown)和维科(Waco),那里的邪教徒们在极其悲惨的境况中死去。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宗教信仰与身体健康之间的确存在内在联系,全国126所医学院校中也有60所(这个数字要比几年前高出许多)开设了宗教课程,但医学界的一些人士对这种现象的出现颇有微词。

约翰·比林斯(John Billings)是美国内战(Civil War)时期的陆军军医处处长,后来成为纽约公立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的首任馆长。他在其文章中提到,在他所调查过的部队中宗教似乎可以减少部队的死亡人数。不过,相关关系无法被证明为因果关系,一些人信仰宗教同时又增强了他们的体质这一事实也不能证明宗教就是导因。

医学研究中充满了诸多干扰因素,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在研究中是无法进行有效控制的,不论研究人员如何努力都无济于事。以下便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世界各地对咖啡因的研究已进行了几十年,有人说咖啡因是危险的,有人认为它可以造福于人类,有人则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对咖啡因的研究受到了每个人个人因素的制约:不同的饮食结构、生活习惯、家庭和工作环境以及遗传因素等。研究人员们努力通过对许多人、很长时间的跟踪调查来排除上述干扰因素的影响,他们这样做的理论是,任何规律性的东西都具有统计学上的重要性。但是即便如此,也会经常出现两项研究同样认真地进行、结论却截然不同的情况。如果医学仍无法证明一杯咖啡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害,那么也同样不能对教堂、清真寺、犹太教教堂是有害还是有益进行评说。

那么,为什么信仰宗教会使人健康长寿呢?当有些研究开始显示出信仰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时,许多人认为这是宗教社团关怀的原因所致。很明显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一个人定期参加宗教活动,他身体不适时周围关心的教友们一定会注意到;如果他没有如期参加宗教活动,他的教友就会打电话询问原因;或者上门去看望,在他患病时给予照顾和鼓励。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延年益寿。只要有这么一个互助团体能在自己身体出现问题时表示关切,在自己接受治疗时给予鼓励,都将会很有帮助,因为早期治疗总是最为有效的。但研究似乎表明,即使当去除了宗教集体的帮助这个因素之后,信仰与健康之间依然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信仰与健康的关系也许得益于各教派的禁忌,比如禁酒、禁咖啡因、禁烟或者像犹太教要求食物必须洁净这类饮食限制。但是目前尚无研究结果证明其中任何一项推测的正确性。

从宗教行为与延年益寿的关系这个角度而言,信教者的生活方式可能有其渊远的历史根源。比如,历史学家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犹太教和穆斯林制定禁食猪肉的教规的根本原因在于防止教徒患旋毛虫病。也许类似的自我保护意识在宗教的许多方面均有所体现。因此,那些教育其信徒有节制地生 

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最近宣称:医学找不到办法时,有时可以从祈祷中寻找到答案。” 现代社会的诸多小秘密之一就是并非只有虔诚的教徒才祷告。世界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全球变暖理论的主要支持者约翰·霍顿(John Houghton)就经常做祈祷,他还撰写了许多文章论述祈祷的重要作用。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激光光束的主要发明者查尔斯·托内斯(Charles Townes)说他每天都要祈祷。 也许博学的权威们听后会嗤之以鼻,但是如果有规律的祷告真的能使人心态平和并给人的身体带来益处,那么无论各种宗教有多少真实性可言,祷告者的所作所为则完全是明智之举。(美国交流杂志)

4信仰疗法与气功

  科学教,也称信仰疗法教会,是美国邪教中最为残忍、贪婪和神秘的组织之一,是打着科学幌子、以治病为手段的害人教。此教初创于1954年,总部设在美国洛杉矶,对外称科学教国际,信徒分布在几十个国家。

科学教自称为解脱宗教。它主要以佛教等东方宗教的超脱和生死轮回说为基础,宣传冲破物质世界的枷锁,达到精神世界的完全自由。它认为:人的真我是一种叫赛顿THETAN)的东西,在理想状态下,可以超越物质、能量、时空、观念和肉体,使人不再受任何心理疾病或精神迷乱的威胁。该教将实现这种境界的疗法称为净化(Cleaning)“,包括以下几个步骤:听教;由教内专门人员向病人即信徒提问做出暗示,助其解除忧虑和痛苦;用一种叫做“E-的电流表来测试治疗效果;为确保不断向更高境界迈进,花大量钱财购买教的书籍和视听教材,反复进行阅读、听看;最后,消除疾病,并在精神上达到完全的解脱和自由。

据曹道明译《美国时代周刊》载《揭开邪教的真面目》一文介绍,该教创始人为美国科学幻想小说家罗恩-哈伯德。此人生于1911年,二战时当过海军。他从1950年代起开始写科幻小说。他认为:人类是由在7500万年之前被银河系的君赶到地球上来的幽灵形成的,人的疾病是心理失常造成的,因而,心理疗法可以治好人的病。他为此写了《净化头脑术——现代精神保健学》一书,阐述其观点。此书后来为该教经典。他还制造了一种测试器,称此物不但可用来测试人的情绪和精神变化,还可用来给人进行检查治疗,驱逐心魔,治愈各种疾病,其实,他的惟一目的就是利用人们祛病健身的心理,进行欺骗,赚取钱财。

但好景不长。1971年,美国联邦法院裁决其医疗根据不能成立。哈伯德面临非法行医和逃税的指控。在此情况下,狡猾的哈伯德宣布其活动是宗教活动,应受美国宪法关于宗教自由条款的保护。他让手下人穿上牧师服装,并着手建教堂,把非法行医所得称为信徒捐款,结果骗得了美国法律的保护。从此,该组织以科学教信仰疗法教会名义活动。
  科学教不择一切手段地赚钱。哈伯德在其内部文件中写道:赚钱,赚更多的钱。不要问用什么方法和为什么,赚钱就是目的。该教捐献表规定,听课者,每小时要交1000美元;突击听课12.5 小时,要交12500美元。哈伯德将骗来的数百万美元拿到巴拿马一个公司进行洗钱,然后存入瑞士银行。据1985年该教六大魁首之一的阿泽纳兰叛教后指称,哈伯德从该教偷走了2亿多美元的巨款。

1970年代开始,美国国内税收局在多方控告下,对该教进行核查。为了阻挠调查,哈伯德等人派人潜入政府机关,偷盗、篡改案卷,放置窃听器,监视官员的举动。此举被政府发现,哈伯德之妻等11人被判刑。狡猾的老狐狸哈伯德则逃之夭夭,隐名埋姓,于1986年在隐匿处死去。

哈伯德逃走后,大卫-米斯卡维支接任教主,继承了该教在美国的多处房地产和在国内外银行的大笔存款,仅在国外银行就有4亿美元。他虽然高中都没有读完,但聪明狡诈,野心勃勃。为了改变该教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为骗钱开辟更为宽广的道路,他策划了一系列公益活动:成立30多个戒毒、戒酒中心,其中在俄克拉马州纽柯克市设立世界最大的戒毒中心:组办运动会;资助教育事业。同时,在报刊、电台、电视台上展开宣传攻势,宣扬该教是科学的宗教,以救人和从事慈善事业为宗旨,并到处刊登、散发赞扬信仰疗法哲学的广告,甚至向公立小学赠送上百万册的宣传书籍,还设法在公立小学和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开设该教课程,企图打入教育界,直接从少年儿童中培养信徒。他们自行设立了一套医疗系统,宣称包治百病,实则是专门推销哈伯德的学说,骗取钱财。

经过这些努力,大卫为该教树立了慈善形象,骗取了人们的信任。一些政界名流纷纷发表谈话,对该教表示赞扬和支持。19928月,伊利诺伊州州长吉姆-埃德加受其迷惑,认为该教能用科学方法治好人们的心理疾病,宣布813哈伯德日,后因受到广泛抗议而取消。一些电影明星、医生和富豪加入了该教。到1990年代初,美国各州都有其分支机构和教堂,其成员自称达300万人。此外,还在德国、法国、加拿大等65个国家,建立了700多个活动中心。哈伯德的12本著作成了全美畅销书,据该教称在全世界的发行量达9000万册之巨。1988年美国《出版人》周刊为去世的哈伯德颁发奖牌,纪念其《智力学》一书连续10周成为畅销书。

科学教利用形象投资获得的效应,加紧推广信仰疗法,花大力气向人们传教,大骗其钱,尤其是盯住受疾病死亡侵扰的老人和收入较高的人,如牙医等。有位老太太死了丈夫,十分悲伤。该教乘虚而入,称入教可以拯救其灵魂,并使之脱痛苦,劝她前往参加治疗。老太太花了1.5万美元,已身无分文,仍不见好,便心生退意。该教看到她还有一处房子在手上,就假惺惺地劝她坚持下去,不要功亏一篑,并提出可以她的房子作抵押,先行进行治疗。在其甜言蜜语迷惑下,老太太与之签订了4.5万美元的合同,继续接受治疗19906月,老人发现上当,声明退教,并索还2.7万美元的预付款。该教便派人到她家,对她测试了一番,然后宣布,这次治疗顶了她的预付款。老太太惊呼上当,但为时已晚,因负债累累,只好把房子交给该教抵债。

该教还找上门去,对他们盯准的目标进行测试,称近日将有大难临头,只有听该教讲课,才能免灾,以此骗取听课费。当受骗者举家迁移他乡躲避时,该教便派人追踪而至,进行骚扰,当对方交了数万美元后,才高抬贵手放过。

对于那些无力支付各种昂贵治疗费的信徒,该教摆出一副慈善面孔,少收或不收服务费,但要他们提供无偿劳动,超负荷工作,拼命为其介绍新信徒,拉人下水,并从事杂务。该教从不向他们提供任何劳动保障、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险,肆意侵犯合法权利。
  该教还在不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登记的情况下,从事商业活动,大量偷税漏税。还有专人洗钱,把骗取的黑钱变成合法所得。该教还派人打入世界银行、国际贷币基金组织、美国进出口银行,窃取情报,从事投机活动,操纵股票市场。

科学教对信徒进行身心折磨的精神控制。它实施所谓净化疗法,隔断病人即信徒与社会的联系,使之对该教形成心理依赖。它有一种所谓洁身的药,信徒服后会产生吸毒一样的快感,形成毒瘾,便自动登门求治,将服务费源源不断地献上。频繁的心理测试、长时间的听教、洗桑拿浴、服用超剂量药物,致使许多人心理崩溃,精神失常。

该教还经常对信徒进行殴打、威胁、绑架和恐吓。有些信徒对该教产生怀疑、要求退教,往往被他们逼得自杀,或者遭到他们杀害。许多人被逼成了精神病。纽约有个叫诺亚-洛蒂克的小伙子,曾是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本来身体健康,奋发进取,但入教后,精神和行为变得荒诞不经,相信该教能洞察人的灵魂,解除人的痛苦和疾病。父亲心脏病发作,他也不让去看医生。他的收入几乎全部流入了该教之手,仅付给该教的求医咨询就达5000美元。1990511,他在该教的一个教堂里呆了几个小时后冲出来,跑到了一家旅馆的10层楼上,从窗口跳下,摔在楼下的汽车上,脑浆迸裂,手中攥着仅有的175美元。他死时仅24岁,入教才7个月。据其父讲,诺亚死前5天就精神失常,无端指责父母散布谣言,加害于他。

该教还命令信徒与不愿皈依该教的配偶离婚,教唆信徒与父母或子女断绝关系。宣称通过各种手段制造恐怖气氛是有益的、合法的,挑动信徒们护教,对非议该教者进行打击报复。该教组织信徒采取各种非法手段骚扰公共场所,侵犯公民私人生活空间,强行传教。
  该教还敌视人类和现在社会制度,妄图夺取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世界。它宣称要净化地球,统治世界,必须首先控制经济和政治命脉,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法律体制,建立以该教教义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它野心勃勃地宣称,在未来的社会体制中,只有它的信徒才被赋予生命权、健康权、公民政治权利等基本人权和自由,其余人则要被消灭。该教将自身凌架于政府、社会和法律之上,煽动信徒对抗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

科学教敲诈勒索、残害民众的恶行,引起了公众和舆论界的注意。一些怀有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的人挺身而出,对其新闻工作者玻利特-库珀著书揭露科学教的罪行。1986年,又有4人跟随其后,分别写书抨击该教,批判哈伯德的邪说。1990年夏,《洛杉矶时报》连载文章,揭露该教的非法活动。

这些勇士们的所作作为严重威胁着科学教的财路,在科学教的头子们看来,这些人无异于找死。他们不能容忍任何批评,更不能容忍有人揭穿他们的真实面目。哈伯德决定采取合法手段解决问题,对批评者进行起诉。他指示其手下人说:我们使用起诉手段的目的并不是非要打赢官司,而是要对我们的敌人进行骚扰,使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而不敢再向我们挑战。库珀的书一出版,该教就制定计划,打算将他整入精神病院或投入监狱。不久,他们制造、出示了种种人证物证,以19项罪名对库珀进行起诉,其中之一是诬其反对宗教,企图向该教教堂投炸弹。库珀有口难辨,在6年中受尽折磨和打击。直到1977年,联邦调查局突击搜查该教洛杉矶和华盛顿办事处,发现了该教制造炸弹的文件,才使库珀洗去了不白之冤。

其余作者也受到了该教的起诉和威胁。该教花费了100多万美元对《洛杉矶时报》连载文章的作者进行恐吓、威胁和公开诬蔑。加州大学一位69岁的女教授因公开批评过该教,不断受到骚扰。为躲避威胁,她外出旅行都得严格保密,并且不敢使用真名。批评该教的人们只能生活在秘密状态中,躲着坏人走;而该教作恶多端的人却肆无忌惮,畅行无阻,不禁令人感慨万端。

有人评论说:科学教已在美国社会深深扎根,形成强大的势力,触角伸展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为了“ 分享一杯羹,许多律师、侦探和打手接受该教的贿赂和佣金,尽职尽责地保护它,合伙攫取经济利益。而受害者在进行揭发时,总是遭到报复。这一强大组织犹如一群毒蛇,单枪匹马的人根本对付不了它,只有被它咬死。

就连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对该教怯三分。该局一位前职员称:该教在美国的情报活动比联邦调查局毫不逊色,。美国财政部税务局和联邦调查局曾用了3年时间,对该教一起重大诈骗案进行调查,但迟迟未进行审理,可见该教势力之大。

在法国,情况也类似。1991年,里昂市一位工业设计师自杀后,政府才被迫采取行动,对该教15名信徒以同谋诈骗和非法行医罪名进行起诉。近年来,法国在反邪教方面已迈出了一大步。199810月,法国总统根据199512月国民议会公布的一项法案发布命令,在政府中设立反邪教斗争部际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责是通过公开发布信息或者对行政官员进行培训等方式,预测邪教现象产生的危害,提醒人们加以防范,并对国内邪教现象进行研究,发现有触犯刑律者,向检察官进行控告。反邪教斗争部际委员会严格依照法律赋予的权限,积极开展对邪教的研究和治理工作,参加了法国、欧盟和欧洲委员会41国行政、立法机构有关邪教问题的研讨。在其推动下,法国国民议会完成了一项立法,赋予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检查私立学校教学内容的权力,法国政府采纳了欧洲委员会于19996月提出的关于取缔邪教非法活动的建议。最近,该委员会主席阿兰-维维先生呼吁有关国家之间在自愿的前提下,开展一定程度上的反邪教斗争国际合作,共同打击跨国邪教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在此形势推动下,法国司法机关坚决运用法律武器对科学教犯罪活动进行打击。19991115,法国马赛市轻罪法庭以诈骗罪判处该市科学教头子格扎维埃-德拉马尔两年监禁和10万法郎罚款。德拉马尔现年42岁,在1980年末和1990年初曾风光一时,使许多人上当受骗。据信徒指控,他在1987年至1990年间,想方设法向信徒们诈骗钱财,向参加 “听经会的信徒每人每小时收取1200法郎,向参加洗礼的信徒每人每小时收取1.2万至15万法郎,并强迫信徒们做桑拿、服用维他命类药物,以收取所谓灵魂净化治疗费。他向一名腿受轻伤的人宣传该教可治顽疾,并为其进行所谓治疗,导致其伤势恶化,落下终生残疾。自1990年以来,马赛和尼斯地区的一些信徒逐渐识破了科学教害人面目,纷纷向法院控告德马尔等人犯有欺诈、非法敛财、非法使用药物、使用暴力等罪,要求法院以欺诈罪虚假广告罪对科学教的一些头目和信徒判刑或罚款,并勒令解散该教设立的一些机构。1999921,马赛轻罪法庭以过失伤人罪等罪名对德拉马尔等7名科学教头目进行审讯。但由于证据不足,当天只判处了5人,释放了另2人。原告和检察院对此大为不满,认为法院判决太轻,根本不能弥补受害者所受的损失,所以才有了这一次的判决。马赛法院主审法官表示,要坚决惩处邪恶,并从速执行。据报道,此次与德拉马尔一同被判行的还有另外4名科学教头目,他们分别以欺诈未遂非法牟利等罪名被判处6个月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在审理过程中,法国媒体一直进行跟踪报道,向公众详细揭露科学教诈骗钱财、致人伤残的种种劣迹,在全国形成了对邪教人人喊打的气氛。因此,法院的判决得到了公众的支持,要求进一步严惩科学教的呼声越来越高。据国外媒体报道,鉴于该教的复杂国际背景和巨大势力,法国政府已做好了与之长期斗争的打算,拟专门立法,在各地区法院之间建立邪教信息网。交流审理邪教案的情况。维维先生表示,法国政府决心严厉打击科学教,必要时予以明令取缔,坚决遏制其精神污染的蔓延。

随着科学教对社会和公众危害日益加深,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公众要求政府对其进行惩治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国家将采取何种行动遏制科学教的发展,打击其嚣张的犯罪活动,将是千百万受害者关心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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