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没有人能完全一帆风顺。 面对这些不如意，有人举步维艰，甚至从此一蹶不振，自暴自弃；有人则淡定从容，优雅潇洒，如同拂去衣袂上的一粒尘埃一般无惧无畏，继而顶着压力迎难而上，开创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前者，不能称其为懦弱，只是修为不够；后者不一定是钢铁之躯、铁石心肠，却一定会成为令人钦佩的“大神级”人物。毫无疑问，左宗棠就是后者。 左宗棠生性颖悟，少年时候就胸怀大志，他勤学苦练，不仅攻读儒家经典，还兼通经世致用之学，可以说是真正博古通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全才”。道光七年（1827年），左宗棠应长沙府试，考中第二名。道光十年（1830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之后又转入湘水校经堂，在湘水校经堂，曾在一年内连续7次考取第一名。 拥有这样光辉的历史，任何人都会认为左宗棠必然一路平步青云，但左宗棠此后三次赴京会试，全都名落孙山。这恐怕是他一生中所遇到的最不如意之事了！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心想事成，事事顺心，左宗棠当然也不例外。但人生路长，不可能事事如愿，若真的每个人都心想事成，那这个世界早就乱套了。因为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换句话说，“心想事不成”才应该是这个世界的主流。所以，一些哲学家学聪明了，提议让人们想得现实一点，想得少一点，这样就容易心想事成，所谓“知足常乐”，也就是如此。 然而，对于一个真正有雄心抱负的人来说，他真的能够把“鸿鹄之志”降低到“燕雀之志”吗？这些人总是放眼天下，胸怀天下，绝对不会改变自己的志向，这也注定了他们所遭受到的不如意之事会比普通人多很多。 左宗棠深知这一点，所以，当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志向，他只好试着锻炼自己的抗打压能力，化悲愤为力量，把不如意当作“验平素道力”的手段。 咸丰四年（1854年），左宗棠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并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骆秉章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几乎言听计从。 但就在进入幕府的第6个年头，左宗棠再次遭遇了“不如意之事”，且这次风波所带来的压力要远远超过他之前所遭遇的任何不顺。这件事就是轰动一时的“樊燮事件”，也叫“官樊构陷事件”。 樊燮是湖南永州镇总兵，但却官风败坏，曾经擅自动用军中银钱作为镇蜀中零用花销，还私自派遣兵弁为他抬轿等。咸丰八年（1858年），骆秉章进京见皇帝的时候，顺便告了樊燮一状，皇帝当然是龙颜大怒，马上下令查办樊燮。 樊燮不服，就向湖广总督衙门投诉。总督官文是骆秉章的顶头上司，两人心不和面也不和，明里暗里地斗争了很多年，就想借着这件事好好出口恶气。官文打听到湖南巡抚衙门的师爷是左宗棠，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几乎把衙门一切大小事务都交给他打理，就将矛头指向了左宗棠。 更悲剧的是，当时胡林翼、曾国藩、骆秉章等汉人纷纷得势，汉人官员成为朝廷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使得一些满族上层人士十分郁闷，一直在伺机寻找机会打压汉人。可是，清朝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正在重用胡、曾、骆等汉族大员，不能轻易动手，于是，这些人就想借着樊燮上诉的机会，修理修理左宗棠这个小小的幕客，以便杀鸡儆猴，打压一下汉人的气焰。 出于这种种不可告人的原因，官文欣然接受了樊燮的控告，并立即撰写奏折，形象地描绘了湖南巡抚幕客劣绅左宗棠如何骄横跋扈，如何越权干政，如何与永州知府黄文琛等人暗中勾结，陷害永州总兵樊燮，然后快马加鞭送往京城。 官文是满洲贵族官员，皇帝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会睁着眼睛说瞎话，对他的话深信不疑，马上下令将本案移交官文和湖北正考官钱宝青审办，并在密旨中特别交代：“如果左宗棠的确做了不法之事，可以直接将他就地正法。” 这让左宗棠瞬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压迫和危困之中，幸好有潘祖荫、曾国藩、胡林翼等人誓死保救，才勉强平息了这场风波，救下了左宗棠的性命。 这是左宗棠开始“为朝廷办事”以后遭遇到的第一场政治压迫，一开始，左宗棠也心灰意冷，打算退出湖南幕府，返回柳庄归隐。但他知道归隐并不是他最大的志向，所以一番静心思过以后，左宗棠决定将这些不如意当作浮云，从容淡定地迎难而上，最终被皇帝破格提拔，以四品京堂候补的身份，到长沙招募“楚勇”。 在这场起伏的风波中，左宗棠就像一勺咖啡，被扔进水中煮沸，他既没有像萝卜一样软弱无力，不堪一击，也不像鸡蛋一样看似刚强，实则怨恨丛生、脆弱不堪，一压就垮，而是把外在的一切压力当作浮云，从容淡定地顶住压力，扭转局势，将外境转化为自己前进的动力，最终散发出醉人的香醇。 此后，左宗棠正式出仕，也屡屡遭遇弹劾、诬陷，但左宗棠秉承着这一原则，从容面对，彰显出一个英雄豪杰所具有的豪迈气概，实在令人佩服之至。 人的一生难免不如意，有时甚至遭遇“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尴尬，经受“雪上加霜”的考验，关键是如何面对。是消极对待，还是积极应对？是怨天尤人，还是勇于挑战？真正的强者总会对自己说没什么，然后把这场经历当作一种人生体验，努力让其绽放出美丽之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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