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眉声里涕泪多”
——回忆与廖静文的一次会面
□周俊杰
1942年底，年仅18岁的廖静文在广西报纸上读到重庆中国美术学院筹备处在桂林招考图书管理员的消息，随后便离开一个以合唱为主的文工团去应试。经过笔试，她作为第一名到学院筹备处面试，面试的老师正是已享盛誉的大画家、美院院长徐悲鸿。她回答了关于读书、美术、业余爱好等问题，又背了陆游两首爱国诗后，当场被录取。两天后，她告别了文工团，到桂林七星岩藏有大量徐悲鸿图书的洞中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接着又随徐悲鸿到了重庆。以后的故事则人们都知道了，已与蒋碧薇分居七年的徐悲鸿与蒋离婚，然后与廖在贵阳订了婚。不久，二人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了婚礼，由郭沫若、沈钧儒二位大儒证婚，自此廖作为徐夫人一直守候在大艺术家身边。徐悲鸿经过多年分居、离婚和追其学生孙多慈未就的痛苦折磨后，终于在廖静文这里找到了爱与温情，令他万分感动，甚至在其许多代表作上题上“静文爱妻惠存”的字样。
从他们二人相识、订婚、结婚，直到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逝世，他们共同生活了整整十年。徐悲鸿去世后，廖静文将其所留下的全部书画原作、收藏珍品、印章图书都捐献给了国家，经上级批准，成立“徐悲鸿纪念馆”，由廖静文任馆长，直到她不久前以92岁高龄谢世。
纪念馆原设在徐家故居北京火车站东边一个胡同内，三进院，所有房间都挂满了徐悲鸿的书画原作。由于房间小，巨幅作品只有置于库房。我十几岁时去北京，在这三进院内整整停了三天，观摩、欣赏、临摹，可以说这位堪称大师的画家，亦可谓我未晤面的隔代祖师。
我这里记述的是多年后我对廖静文先生的唯一一次拜访。因扩建北京站，纪念馆于上世纪80年代迁入东城区东爱禄街的新址。那时我正在省书协执编《书法家》杂志，其中一期要集中发表著名画家的书法作品，除收入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等人的作品外，徐先生的作品是少不了的。其实这些大家的书作均可从画册上找到，但我要求所发作品必须是未经面世者，为此我专程到京，拿着省书协和编辑部的介绍信直接到了东爱禄街新馆。
经秘书通报，廖先生在办公室接待了我。当我说明来意后，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为我提供徐先生未曾面世的书法作品照片，并让我坐下来休息休息，于是我们开始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谈话。我首先谈到数年前在老馆停了三天的学习经历，谈到我和夫人详细读了她所写《我与悲鸿》一书的感受，谈到了她书中所描写与先生生活的一些细节，更多的谈到了对先生每幅代表作的评价和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她惊异我对徐先生了解之多、之深，以及对先生浓厚的感情，由此也引起了她的谈兴。她的声音轻柔、缓慢，常常望着对面墙上挂着的徐先生作品，我仿佛觉得她虽是在与我谈话，却真真切切地是在与徐先生对话。她谈到了与徐先生生活的一些令她难忘的经历，其中一些是我在她书中已读过的，但经她回味，许多生活情节便会充满更多的感情色彩。此后她又谈到纪念馆的变迁，她在建新馆中所做的努力，其中感到有些遗憾的是仓库容量仍不足，悲鸿先生的一些作品不得不寄存于故宫，这是她的一块心病，她还要努力争取更多仓库和设备等等。我看看表，不觉一小时过去了，当我要告辞时，她说：“我给你写幅字吧，我不是书法家，只是照着悲鸿先生的字临写。”接着她的秘书展纸、添墨，她拈起笔，略加思考，便在一张四尺三裁的纸上写下了“曲径通幽人未在，画眉声里涕泪多”14个字，并在末行下落小字款：“游黄山诗中摘句”。在将要落我名字上款时，她说：“你太太既然和你一样喜爱先生的作品和我的书，将她的名字也落上吧。”我连忙用笔在旁边小纸上写了我二人的名字，于是她在作品左上角写了“俊杰、榕鹭同志指正”，并在下边又落了“廖静文，一九八五年四月”字样。书毕，她意犹未尽，手中还拿着笔，仍然是轻声慢语地说：“这是我在前几年到黄山时触景生情所写的一首诗的其中两句。我经常回忆起在重庆的日子，每次我们要参加重要活动时，悲鸿都要为我描眉。你看，我的眉毛很淡、很稀，我自己又描不好，作为画家，悲鸿是很细心的，眉的粗细，颜色的变化，他都能很准、也恰到好处地为我描出，这是我年轻时最难忘怀的细节。所以后来到了黄山，听见画眉鸟的叫声，我便立刻停下，听着那清脆的声音，也仿佛带有一种哀怨，我便止不住地流泪，于是睹物思情，很快便写出了这首小诗。”说着说着，她的眼中已饱含泪水，她又说：“我将这两句诗赠与你和你夫人，是为了感谢你对先生的熟知和尊敬，也是对你们二位的祝福。”此时我的眼眶也湿了，低下头连忙说：“谢谢！谢谢！”接着她又说：“我的字不好也不经常给人写字，请您这位专家多多提意见，这张字就算我一份心意吧！”
随后她又将我送至院中，在徐悲鸿的雕像前合影留念。在到北京站的路上，在火车上，以至回到家中，那句“画眉声里涕泪多”的诗句一直萦绕在脑海中。那次令人感动而略带愁绪的会见，至今思之，其景其情仍然历历在目，久久不能忘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