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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了里查德·鲁德富、闻郁的画册《益州汉画集》（HanTombArtofWestChina），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国四川地区所发现的汉代画像砖。
不久前，四川画像砖精品在旧金山展出，再次引起国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作为巴蜀文化的典型代表，上个世纪四川画像砖的发现，有着鲜为人知的历史记述和发现故事——
四川画像砖的重大发现
1996年11月，广汉市新平镇罗家包发现8座汉代砖室墓，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上世纪80、90年代四川画像砖最具研究价值的考古发现。
此次发现出土了收租、宴乐、锱车、轺车、渔猎、燕集、酒肆、捕俘、乐舞、二骑吏、五铢等画像砖上百方，其数量之多、模印之精为国内汉画砖研究前所未有。
最早注意画像砖的是成都古玩商和收藏家。清末，已有收藏家进行拓片著录。清光绪三年（1877年），在成都20公里外的新繁出土的八方'24字'铭文砖，就是有案可查的最早四川发现的装饰性墓砖，其中有阳文篆书：富贵昌，宜宫堂，意气扬，宜弟兄，长相思，毋相忘，爵禄尊，寿万年，共四行，每行六字，该砖为成都当时古董商所收藏。
清末出土于广汉县五里巷的'桑园'画像砖，是最早四川发现的画像砖。该砖出土于古雒城旧址，当时的成都古玩商为了提高其收藏价值，便在砖侧作年号，以此引起收藏商关注，于是被流传下来。
最早研究画像砖的是外国传教士和外籍学者
1911年，英国传教士陶然士曾将四川一匹模印有西王母画像的砖偷运至伦敦，至今仍被列为大英博物馆藏品。
1914年，法国学者维克多·谢阁兰、基尔贝特·法占等组成四川考古队，沿岷江、涪江流域对汉墓进行调查，在昭化北发现了鲍三娘残墓。其墓室均为花纹砖砌成。谢阁兰发现的昭化汉画像砖是四川在上个世纪初最具代表意义的汉砖。
文化名人对四川画像砖的发现
1937年，当时的中央大学迁至重庆沙坪坝后，郭沫若、常任侠、葛维汉、卫聚贤等学者在重庆及川东南一带，先后发现了多处画像砖墓。1940年，常任侠、卫聚贤、郭沫若在重庆化龙桥收得带有花纹的有汉字'昌利'、'富贵'的汉砖若干，并在该地发现砖室墓十余处。其后卫聚贤组织在该地进行了试掘，发现墓砖两种：一种为圆拱砖，两端有公母铆接，中有'富贵'二字。另一为长方形，里有'延光四年七月造作牢谨'字样。延光为东汉安帝年号，延光四年即公元125年。
根据上个世纪40年代，卫聚贤先生的《汉代的重庆》记载，'四川汉画像砖分两系：一沿嘉陵江而下，如阆中、重庆、涪陵等地出土之砖，其形大而厚；一经绵阳、成都、新津至嘉定等地，其砖小而薄。以花纹形式论，嘉陵江系多为几何形，而岷江系则有人物图案。而岷江系以川北墓砖为最多，成都、新津、眉山次之，而嘉定砖甚少。'由于当时并未进行科学系统地考古发掘，卫聚贤的分类，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上世纪40年代关于汉墓的考古调查
1941年7月，当时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联合组成的'川康古迹考察团'对四川彭山崖墓进行了考古调查。'营造学社'参加了发掘工作，还调查了乐山白崖、宜宾黄伞溪等地崖墓。营造学社留下了崖墓测绘图和大量珍贵历史照片。前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会，在夏鼐先生的主持下，对四川彭山崖墓进行了清理发掘，并留下珍贵原始发掘记录。至1945年，前中央博物馆驻四川南溪李庄筹备处，对其资料进行了整理，在崖墓中出土有纪年砖，在墓室中发现了大量花边砖。崖墓中发现汉砖，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画像砖的科学研究始于新中国
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四川省各级文物考古部门先后于1952年、1953年及1975年，在成都站东乡青杠包汉墓、成都北郊羊子山汉墓、新繁清白乡汉画像砖墓、成都西郊曾家包汉墓、新都县新农公社'高堆子'汉墓，发现了大量画像砖，其中大量精品都是首次发现。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的西南文教部'宝成铁路文物征集小组'在成都及周边县区的建设工地上，收集了一批极具研究价值的画像砖。这批画像砖主要集中在成都、新都、广汉、德阳一带，尤以1954年—1956年在德阳黄许镇宝成铁路工地收集的画像砖最具代表性。1975年，在曾家包发现了两墓并列的画像砖墓。1987年、1988年、1989年，彭山县文物部门配合文物普查工作，收集了50方画像砖。1996年11月，省市文物部门在广汉市新平镇罗家包发现8座汉代砖室墓，并进行科学清理和研究。
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四川地区也零星有画像砖墓发现，只不过出土画像砖的数量和内容已极为稀少。 从四川画像砖的发现始末可以看出，在上个世纪前半叶，四川地区的古董商、收藏家、国外传教士以及国内专家学者，就当时的技术和条件，对四川早期发现的画像砖进行了研究与保护，客观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上个世纪后半叶，国内愈加完备的科学考古发掘工作，为目前建立四川画像砖科研体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陈大葱（微信cq28128）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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