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 战国：最乱的时代，最好的舞台

——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

题记：在那个血雨腥风、战乱频繁的动荡时代，也成了怀抱理想、渴望成功的列国游士们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好时代。这样的时代，到底是好还是坏，很难说得清楚，但毫无疑问，那是一个绝对独特的时代，空前绝后。

齐威王注重选拔人才，有一次他同魏惠王会谈，惠王问他，你有明珠吗？齐威王说没有，惠王很诧异地说，我的国家小，还有十颗光照几十丈的明珠，你怎么没有呢？威王说，我的明珠同你的不一样，我以人才为明珠。当时，说得惠王在会场上很不好意思。齐威王的回答不是随便的调侃，而是很有底气的，完全以自己的强项比人家的弱项。

由于齐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那时“齐最强于诸侯”，曾与魏国进行桂陵、马陵之战，都打赢了，使得牛哄哄的魏王不得不低下了曾经高傲的头颅来朝见。

从威王和惠王这段对话以及齐威王得意的表情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的人才是很吃香的，同时也反映出当时人们的人才观念。客观上，战国时期的战争是诸侯之间为了人口和土地而进行的兼并。战争犹如一个巨大的市场，按照固有的市场规律，有需求必然有供应，需求越大，市场则越大。战国这个市场什么都需要，特别需要的是人才。于是，各种各样的人才应运而生，层出不穷。

在空前的武装冲突的驱使下，一批批勇敢的士人和战士纷纷踏上了战场，参与了无数令人不堪回首的战斗，他们的目的仅仅是希望自己的国家能获得和平吗？鬼才知道。不过，他们中确有一批名副其实的铁血英雄，播扬过一种烈烈扬扬的生命意志，秉承着“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政治逻辑， 目光所及之处，即便是再冷僻的陋巷荒陌，也会因兴奋而变得炯炯有神。

变法，则是市场与人才间坚韧的链条。它以其磅礴的气势，诱人的魅力，召唤着一批又一批勇于向旧制度发起挑战的变法者去拼搏、去奋斗，吸引着一个个不甘落后的诸侯国家去探险、去斩棘、求追求。那时候，作为政治智囊、军事参谋、外交使节、思想精英、文教师长而活跃于天地翻覆的历史舞台上的“士”，在推动社会前进的同时，表现出自己强烈的独立意志，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群体人格。儒家倡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道、墨、法、阴阳家提出“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还有，至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万物皆备于我矣”、“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些闪光的思想，绝非迂腐书生的口出狂言，而是这些群体博大胸怀与高远志向的自白。

战国给军事谋略家们提供了一个表演的舞台，军事人才是战国时代最炙手可热的宝贝，他们憧憬着它无限光明的前途。当然，争霸事业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会打仗，那就到边上歇菜去吧。

想在战争的舞台上大显身手的人，首先得有一两手绝活，光靠忽悠不是长久之计，尤其是平民去参政的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具备一定的学识，其中向前人求学求知是一条必由之路。春秋晚期私学发展打破了“学在官府”的贵族垄断知识的局面，继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那时，社会上各阶级、阶层人士只要家里有点积蓄，都纷纷入学受教，以改变身份，获取官爵，显威扬名，学习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出人头地，禽滑厘师从于墨子，吴起从师曾子，张仪、苏秦俱师从于鬼谷子，孟子亦受学于子思，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春申君以“游学博闻”而“相楚二十五年”，蔡泽以“游学于诸侯”而被“拜为秦相”。

难怪，200 多年前，一个叫马戛尔尼的英国人到中国来了一趟，回去后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做官。”

不分平民与贵族，不分国界，不分品德，只要有富国强兵之术就能够参与政治甚至攫取大权。战国可谓是一个人才的“春天”。即便一个地位很低的士人，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主人，议论古今，陈说利害，一经国君赏识，便可提拔为执政大臣，上为国排解忧患，下为自己博取富贵。

一部改革史，是与许许多多人才的个人活动紧密关联的，虽然那时充满变法精神的人才们无一例外地都是怀抱着个人的基本需求、最隐秘的欲望，以及他们身上根深蒂固的优长与弱点，跻身到变法的洪流之中，但只要他们的主张客观上成为社会进步的引擎，就可以认为他们的思想与实践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的。对于前人，不能用后人的框框去套他们。

那些“改善政治”、“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的战国人才们，作为统治阶级的有识之士，正是那种特定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者。这种精神力量鼓舞、驱使着古代、近代的改革家们勇于奉献、不惜牺牲。

战国时代，是个竞争时代，自然会人才辈出。这些知识精英生活在活泼的时代，使得变法运动波澜跌宕而又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