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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一年九月十日和十一日两天我在布鲁克林区的一个旅馆里面开会。我所在的公司“风险管理部”正在召开例行年会。这种会从来都不在公司大楼内部举行。上上下下两，三百人，找一大旅馆关起来，连吃带喝带开会，整整两天。那一年的会址其实离公司也没太远。旅馆与世贸中心之间隔了一座桥 – 布鲁克林大桥。公司大楼就在世贸中心的西边，金融大楼。 九月十号一天相安无事。开完了会我就坐着地铁回家了。领导要求大家第二天早上八点到，先吃早饭然后九点正式开会。 那段时间女儿还在练习独自睡觉。她常常是先在自己房间里睡。到了半夜，醒来就跑到我们的房间，挤到我们的床上继续睡。星期二早上，听见女儿咚咚的脚步声知道她又来了。我看了一下时间，五点整。心想还不错，总算自己睡了一夜。女儿挤进我的身边，对着我的耳朵轻轻地说：“妈妈，我尿床了。” 然后就接着又睡了。 “哎，怎么搞的？”我只好起来去看看她的床。果不其然，是湿了床。想了一下，回去睡也睡不上一小时就又该起床了，索性就起来算了，还不如用这个时间把女儿尿湿了的床单，单被等洗一下。把这些事情都搞定了我就去厨房给自己做了杯茶喝。结果先生也起来了。他说他也睡不着了，就早点去上班好了。 我那天早早的离开了家。天气不错！清晨，阳光灿烂，气候凉爽。纽约的黄金季节将要到来。 我上了地铁。第一段要坐四十五分钟左右，然后还要换车，路上全程要走一个多小时。今天女儿由先生送去学校。来到旅馆后与同事们一起进餐。早餐很丰富。喝的有各种果汁，茶和咖啡。吃的有精致糕点，面包和酸奶。因为时间很早，大家就一边吃，一边聊天。大概八点半左右领导们就让大家进入会场开始早上的会，说是如果顺利的话，大家可以早回家，避开下午的交通高峰。 会场的布置与前一天一样。两个比人还高的电视屏幕一左一右面对听众。最高领导先给大家做一番头天会议的总结然后由会议主持给大家讲解新的一天会议日程。大概在八点四十五分左右，第一位做报告的人就开始演讲了。两个大电视屏幕上布满了数字表和色彩鲜明的图解。报告人也不时地出现在屏幕上。报告做到中间，忽然间电视屏上的内容变了。我们所看到的是CNN 的新闻直播。我很快做出了判断，屏幕上是世贸中心的一号和二号塔，其中的一个塔上部在冒烟。会场内的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搞得很困惑。报告人也停了下来，转过头来看电视。这时候，会议厅内响起了旅馆的播音。广播让大家立即疏散。布鲁克林大桥的另一端世贸中心发生了火灾，情况不明。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所有的人都必须离开旅馆，听候消息。我随着人群快速地离开了旅馆，心中忐忑不安起来。 外面天气很好。从旅馆里疏散出来的人很多。大家都自动聚成一个个小组，分散在旅馆附近等待着。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因为先生的办公室在世贸中心一号塔的六十六层楼上。我需要尽快与他取得联系。我开始用手机给先生的办公室座机打电话，是忙音。我接连着打了几次都是如此。我也打了先生的手机，没有信号。先生平时大约九点左右到办公室。今早因为女儿的“事故”先生很可能提早去上班。所以他人在哪里成了我的焦虑点。办公室电话里的忙音意味着什么？几个和我关系很近的同事也凑了过来。他们都知道我先生在一号塔楼里办公。我跟大家说电话联系不上。也不知道他人在哪里，出了什么事。客户管理部的弗瑞德提议走过布鲁克林大桥去世贸中心看个究竟。我们便向桥的方向走去。我们离桥越来越近，发现大批的人群从桥上走下来。男人们都还穿着上班的西装，女人们穿着各种夏天的服装，有的比较随便，也有比较正式的。有些女士们手里拎着高跟鞋，光着脚走路。我看到一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人，公事包挎在肩上，一双高跟凉鞋拎在手上，裸着的一双脚在流血。她的头发凌乱的挂在脸上。因为赶路，大家脸上的表情都是紧张而又疲惫不堪的。我们发现只有人们从桥上走下来，没有人走上桥去。我们试着问了几个下桥的人究竟出了什么事。大多数人都只是摇摇头，继续赶路。也有人简短的回答说不知道或不清楚。看这个情形我们过桥去世贸中心是不明智的，一定无法找到我先生。我对同事们说，还是别去了。那边恐怕很混乱。于是大家就都又回到旅馆外面。这时旅馆工作人员已经召集人们回到里面了。 会议中断了。大家坐在会议厅里看CNN 新闻直播。现在屏幕上的两座塔都在冒烟。新闻报告说有两架飞机分别在十七分钟以内撞到世贸中心的两座塔上。原因还在调查中。有可能是恐怖分子的袭击。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得找到我先生。他人在哪里？两百多人的会场内听不到声音，大家的目光都聚集在荧光屏上。屏幕上不断地重播着飞机是从哪个角度撞击了两座塔。漫天是飞舞的纸片和烟雾。忽然间，电视屏好像抖动了一下。二号塔在我们的眼前从腰身的中间出现裂纹并伴有尘暴，开始塌方了。会场里有人惊叫起来。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升起无限的恐慌。新闻报告员以惊叹的口气大声的叫着，世贸中心南塔倒塌了！快看，二号塔就在我们的眼前倒塌了，消失在瞬间！。我满脸是泪，全身由于恐惧而轻轻的颤抖着。看到到此刻我已无法继续坐在会议厅内了。手机不灵是因为电话的信号天线建在一号楼的塔顶，已被摧毁。我想到了旅馆内有付费电话。来到电话机前才发现已有几十人在排队等着打电话。一共有两部电话可以用。旅馆工作人员在维持秩序并且不断地提醒大家不要长时间的占据电话，因为大家都需要尽快得到亲人的消息。排队时我就在盘算电话应该打给谁最有效率。我的脑子在飞快的思索着。我先生的父亲当时住在新泽西他妹妹，也就是我先生的姑母家中。老人家已经九十二岁而且耳朵完全听不见。他不一定有任何消息。再继续想，如果先生安全的话，联系不上我，他会先打电话给谁？他的弟弟？人在密西西比州， 有消息的可能性不大。先生一定会想方设法让我先知道，那就是我的父母亲了。父母亲白天都在我姐姐的家里。我家和姐姐家相距十分钟的路程，在皇后区。 对了，还有姐姐。姐姐的办公楼在华尔街一带，那里离世贸中心也不远。她在哪里？所以打电话给父母亲是最合理的。做出了给谁打电话的决定已经让我稍微平静了一点。剩下的就是排队，等待。 轮到我了。我快快的拨了姐姐家的号码。电话只响了一声就被接通了。电话里传来了父亲的声音。父亲对我说：“知道是你。Jody, (我先生) 打电话来了。他没事！姐姐也没事。”听到父亲这样说，我释然了。我居然忘记了问她/他们人在哪里。电话断了。后面的人接过了我手中的话筒。这时的我，两腿发软，全身疲惫。看到不远处有一张沙发空着便赶着走过去把自己重重的摔在上面。不知过了多久我意识到应该回到会议厅看看事情的发展。 当我再次回到会议厅里发现会场已经很乱，有些人出去了，坐在里面的人也在说话。这时我注意到一号塔也塌方了。世贸中心区域一片混乱，逃亡的人们在烟雾和尘埃里奔跑或急促的行走。大约半个小时后，领导们召集大家回到会议厅。就坐后，领导宣布会议停止。根据得到的消息，全市的公共交通已经停止。领导们在现场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将所有参加会的员工安全疏散回家。他们统计了那天早上所有开车到会场的车与人然后做了部署将两百多人都安排了搭车回家。也有些人决定等候在旅馆里，看事件的发展再决定。我将搭麦克的车回家。已经接近中午了。领导们再三关注大家安全第一。回到家后大家要等候自己领导的电话通知下一步的行动。 麦克是个副总裁。人长得高大，阔肩膀。他工作刻苦，人慈祥，在风险管理部享有颇好声誉。所有搭麦克车的人都集合好了。麦克开着他的SUV 来了。我数了一下将会有几个人乘坐麦克的车。有苔莎，安童妮特和她的丈夫丹，露西，宁，我，两个叫不出名字的同事再加麦克一共九人。这么多人如何挤得进一个车里呢? 麦克请大家都忍耐一下，这是非常时期。他负责把我们分别送到三个不同的地点。我算了一下，我和宁是第一站，皇后区的森林小丘。大概需要二十多分钟的时间。行。将就一下吧。麦克开车，安童妮特和丹坐在麦克的旁边，两人挤在一个位子上。苔莎，露西和两位叫不出名字的同事做第二排。我和宁钻进了车后面的行李空间。麦克关照大家都坐好，无法栓安全带了，确定门都关好了，上路。 车子离开了旅馆来到街上，路上挤满了车。布鲁克林到皇后区有一条高速公路叫BQE，布鲁克林 – 皇后区高速公路。我们将要开上这条路。从旅馆到BQE 已经开始塞车。车速大概每小时十到十五里左右而且不时会停下来不动。路上还有行人。路上行人不断地向我们车内窥测，大概想要知道有没有机会搭车。我意识到这将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旅途。我和宁坐在行李间无法抬头。半小时后我们还没有到 BQE。宁干脆侧身躺了下来，双臂抱着双腿，前胸贴在大腿上。再过半小时，他将身体转到一边，保持同样姿势。我们预计上了BQE 车子应该能够开得快一点。但是一点都没有。BQE 上的车子同样多，还是开不快。坐在车前面的同事们在不断地开着玩笑，打趣自己难过的身体姿势。车子里开始热起来，载了太多的人，没办法。我感觉身体已经麻木了。头在我的两个膝盖和车顶之间没有多少活动空间。“啊，这总比步行要好吧”，我这样告诉自己。我努力的不让自己去想变换姿势。看到宁那样翻来覆去的变换姿势，我知道没有一种舒服的姿势存在的。就这样忍着吧。在 BQE上，我们的车已经超过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分界点了。我只看得到我们后面都是车，显然前面也都是车，真可谓路漫漫。又过了很久，车子终于离开了BQE，上了长岛高速公路。我心里想着，这一段路很短，上了皇后大道就好了。宽阔的皇后大道上满是行人和车辆。我们的车继续以蜗牛的速度爬行着。我想起了八年前，一九九三年世贸中心一号塔地下的爆炸事件。那时我还在纽约的癌症肿瘤医院做生物统计学方面的工作。下午接到了先生的电话。先生的第一句话是：“我出来了！”，没头没脑的。我问他出哪儿了，为什么出来了。先生说：“你不知道？我的办公大楼地下室发生了爆炸。但是我没事，晚上回家再说了。”放下电话我也没有感到丝毫的紧张。那一次的爆炸就是恐怖分子袭击，规模小多了。那一次，先生和另一位同事一起帮助一位没有四肢的的女同事从六十六楼上走下来。那位有着超人毅力的女同事用两手，人工肢体，各持一个木制小板凳式的工具，坚持着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下挪，不让同事们背她下楼。这样速度就很慢。她甚至几次催促我先生和另一位同事自己先走，不要管她。两人却始终一边一个将这位女同事陪到底。来到地面后，先生说他完全不知道他的脸上盖满了烟灰，都是黑色。当他步行到教堂街一百号，他原来上班的大楼内去用那里的厕所时，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一张黑脸才意识到难怪他走在路上许多人盯着他看，脸上带了莫名其妙的表情。 车终于开到了森林小丘。麦克停下车，走到后面来打开行李区的后车门让我们下车。我小心的挪动着僵硬了的全身向后车门趋近，成功了。下一步，用双手帮助双腿挪到车外，麻木了的双腿吊在车外面顿时感到一阵疼痛。这样不错，说明双腿在苏醒，血液循环在恢复。在这期间，宁快速地下了车。他翻滚身体摔到车外的地上，大叫了一声。我小心翼翼地将身体向前跃了一下，双脚着地，摇晃着站了起来。我看了一下时间，三点多了。就是说，车子走了超过三小时。宁也站了起来，我们象麦克道了谢，他们就又上路了。 天气依旧晴朗。这里离世贸中心够远，街上还是象早上出门时一样平静，美好，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慢慢的走在去女儿学校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想着看到女儿说什么。她都知道些什么。她实在还很小，无法懂得这些事。我的先生在哪里，回家了吗？来到了女儿的学校。孩子们都在后操场玩儿。我在人群中搜索着女儿的身影，看到了。她和同学们在疯跑着，玩儿着。那就好。看来孩子们还不知道什么。我找到了老师，告诉她要接女儿回家。老师问了我先生怎样。我回答说他很好，没问题。老师把女儿喊了过来。女儿满头大汗，看到我有点诧异。我告诉她今天妈妈早下班，就直接来接她回家。从学校走回家只有五分钟的路。女儿话不多，我也无从说起。我问了女儿老师有没有跟她说什么。女儿说老师告诉她爸爸给老师打了电话。老师说爸爸大概没问题。许多年以后先生才从女儿那里听到这些话，他对老师十分不满意。他说他让老师告诉女儿他很好，安全。老师怎么可以说他大概没问题。 我们回到家以后我就把电视机打开。然后给我爸，妈打了电话报平安。姐姐乘用了不同的交通工具已辗转回到了家。再下来就开始看电视。各电视台都在报道当天的恐怖事件。通过媒体我才了解到这次恐怖事件的严重性。华盛顿外的五角大楼也遭到飞机撞击。在电视里，我也看到了世贸中心后面的金融大楼，我所服务的公司所在。大楼看上去还好。先生一直没有消息。邻居们不时来按门铃询问先生的安危，甚至连平时不大来往的邻居们也来关心。我很高兴自己可以有好消息报告。先生终于回来了，五点半以后到家的。女儿赶上去抱住了爸爸的腿。 早上我离开家以后，先生给女儿吃了早饭，准备好书包，八点以前就把女儿送去了学校。然后先生就去乘长岛铁路火车。长岛铁路经过森林小丘后，一站就是曼哈顿的宾夕法尼亚火车站，位于三十四街第七，八大道之间。火车站和地铁站是相通的，在同一处。照常规他总是先乘快车三号地铁到千博尔街，然后在那里换慢车一号到考特兰德下车，车站就在世贸中心地下广场的入口处。但是他坐的车到了千博尔街时，站台上挤满了人迫使他改变了主意，就留在了快车上，坐到下一站帕尔克·普雷斯。在那里他下了地铁决定从地下走回去一站，反正他那天比平时早。那时大概八点半多一点。当他走回到世贸中心地下广场与考特兰德地铁站交界处时，听到了一声沉闷的巨响，好像重载卡车在头顶经过，同时感到了地下的震动。接着就有两，三个女人从维希街地铁口冲进来。她们一边跑一边喊着：“飞机爆炸了！飞机爆炸了！”先生猜想大概有什么小型飞机出了事故。从她们下来的楼梯口像维希街看出去，看得到一些飞扬的土黄色尘暴。先生心想如果外面出事了还是留在里面比较安全，因此就继续朝一号塔地下的电梯方向走去。走着走着还没有到电梯前就有一股人流从对面急涌而来， 冲向通往教堂街地铁入口的楼梯。看到这种情形，先生决定先不去办公室了。他跟随着人流来到了地面上。一出地面就是教堂街老教堂的外面。教堂院子的前面已经有许多人站在那里向世贸中心的两座塔观望。先生也加入了他们。一号塔的上部有黑色的浓烟冒出。观看的人们中大概有很多游客，许多人立即掏出一次性照相机开始拍照。蓝天里，纸片在飞舞，也有一些散碎的像石棉一样的建筑填充物混在其中，好像 confetti!。看着，看着，二号塔突然也冒出了一个火球伴随着黑烟，几乎同时又是一声沉闷的巨响。看到这里，先生开始怀疑这会是任何事故，看来这里不应该久留。他立即向东走到了他平时锻炼的健身房。在那里他打了三个电话，一个给我父母，一个给他的姑妈和他的父亲，还有一个给女儿的学校。打完电话他就进入附近的地铁站内，跳上了一辆即将出发的地铁，离开了那一带。后来他认为那班车可能是那里当天最后一班地铁。先生回到了宾夕法尼亚火车站，打算坐火车回家。不巧他刚好错过一班经过森林小丘的火车。车站里都是人。由于刚好错过早晨上班高峰时间，下一班车要一小时后。于是先生就去了附近的梅西百货公司，在那里消磨了一些时间，看看差不多了他又回到了火车站。这时候，火车站已经被警察封闭，不许任何人进去。火车和地铁都停了，所以他回不了家了。 先生回到了梅西百货公司，在那里消磨了一天的时间。他喝了咖啡，吃了东西还买了一套运动短衫。在店里又碰到了一位同事。同事说，这一次事故结束后，她说什么也不再回世贸中心大楼上班了，一生里碰到两次这样的事件对她来说够了。事实上，在她说这个话的时候，世贸中心的两幢塔楼已不复存在，无此担心的必要了。先生一直等到交通恢复后，坐火车回了家。一天下来因为没有电视看，他对后来所发生的事也不清楚。他说也听到了只言片语关于南塔倒塌了，可是当时并没有引起他的特别注意。先生不是个多话的人，坐在电视机前，看着两座塔楼倒塌的视频重播，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无言。 此时此刻，一家三口人在一起的机会显得极其金贵。每天的重复生活看似单调，有时甚至会感到枯燥无聊，但是此时此刻的感受是，这就是幸福。这种平凡的幸福又是很脆弱的，随时都可能消失在一瞬间。先生想到如果早晨在千博儿街那一站下了车换慢车，而没有留在快车上多坐一站，然后再走回到考特兰德站，大概会节省三到五分钟的时间。但是如果早了这几分钟，命运就有可能完全不同了。那天早上当第一架飞机撞上一号塔时，他的一个同事和另外几个人就死在了电梯里。还有一位女秘书全身大面积烧伤，面部烧毁。但是她活了下来。她当时在八十八楼，（飞机撞击部位是塔的北面，九十三到九十九楼之间）打算乘电梯离开。当电梯门打开时，极高温度的火和烟从电梯里扑向了她。电梯通道已经成了一个大烟囱，将灼热的空气传送到每一层楼。先生在八十八楼的全部同事们都死里逃生，这也是一个奇迹。 晚上，我的高层领导打了电话来。一是确定我安全到家，二是通知我公司大楼不可以进入所以不要去上班，在家等候通知。我因为手提电脑带回了家所以跟领导说将在家里上班。领导表示如果接得上公司电脑系统就做做看，不行的话就不做。他一再表示员工的安全是领导们最大的安慰。我想那是他发自内心的感言。 接下来的一周，没有班可上，我和先生每天就看电视，同样的内容看了又看。我们都感到浑身无力，像生病一样，无法做任何事情。家里的电话不断，亲朋好友们都来慰问。先生在电话里不断地重复着他的脱险记。那个周五的凌晨三点左右，我们被电话吵醒了，是玛格瑞特从英国的威尔士家中打来的。她说听到我的声音马上就感到了安慰。接着立即抱歉并解释说不是她有意选择我们睡觉时打电话来吵我们，只是多天以来她一直无法拨通我们的电话，只好在我们睡觉的时间打，试试看，结果就打通了。玛格瑞特是我先生老父亲的同事。他们两位在肯尼亚联合国机关一起工作多年，并成为好朋友，忘年之交。玛格瑞特一年前还来纽约看望老父亲，住在我家。所以她知道我先生在世贸中心一号塔上班。她说星期二的下午她正和女儿开车在路上。她的女儿先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然后让她听。她们开始以为是脱口秀搞笑。听着，听着就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并不是搞笑。从那一刻起，她每天都给我们打电话。她听到的一直是忙音，天天如此。四天下来她担心死了。最后不得不选一个我们在睡觉的时间打，还真接通了。现在想想，我这篇文章应该当时就写，写好了分寄给亲戚朋友们，让大家放心。可是回想起那些个日日夜夜，我们俩每天都像在生病中一样，吃不好，睡不好，恐怕也写不出。 记得有一次我们带着女儿和她的小朋友琳达去看电影“国王与我”。电影开映前是些预告片。忽然间巨大的银幕上出现了许多穿着制服的警察和救火员们。他们坐在纽约市的公共汽车上，汽车朝着世贸中心驶去。这让我立即回到了九 · 一一出事的那一天。我的心一下子缩得紧紧的，泪水顿时溢满双眼，模糊了视线。我感到一阵窒息。脑子里想到那些在第一时间赶去世贸中心营救的警察和救火员们，这些活生生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我用双手遮住了脸，低下头不再看了。多少个月下来，我无法读报上任何九 · 一一遇难人的报告。 以后的八个月里，公司将员工们分散到三个不同地点上班。我开始往返于新泽西州的帕尔斯波尼和纽约皇后区的家上班。每天上下班要穿越纽约市的两条河，哈德逊和东河以及中间夹着的曼哈顿岛。刚开始时，公司还没来得及租用交通车。我每天上下班路上要五个小时。同事安童妮特住在长岛内，她上班单程就要三个半小时。一个月后公司就租用了交通车。这样我上下班变成四小时来回。“风险管理部”的成绩一直很好。在极其不方便的情形下，大家的工作精神一直都很高涨。 我的同事中有一位安吉拉小姐。她结婚刚一年并怀有四个月的身孕。她的先生是九 · 一一遇难者之一。身材娇小的安吉拉每天都来上班。每次看到她我都不敢正视她的眼睛而且忍不住想哭。虽然我很想对她的不幸有所表示，甚至说一些支持她的话，可是我做不到。同事们有时谈论安吉拉的遭遇并替她担心。她将如何面对这突然的打击，撑过未来的艰苦岁月呢？可是我无法直接对安吉拉说出我心中的任何感想。看着安吉拉一天天高起来的腰身终于有一天我和安吉拉说话了。刚说了半句就被涌上来的泪水噎住说不下去了。安吉拉很沉着，她倒安慰起我来，搞得我很不好意思。安吉拉约了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吃中饭。那一天，安吉拉在上班。事情发生时她就预感到不妙。安吉拉的先生在坎特尔，费兹捷若特公司上班。那个公司的员工都很早上班并且工作极其认真。后来证明那天那个公司遭受到最大损失，只有很少的人逃脱死亡。安吉拉说，他先生已经来到外面，等了一会儿看到没什么事情发生就又回到办公室想去拿些东西出来。这一去就遇难了。据说有好些人遇难都是这样一个经过。以后，安吉拉就生活在丈夫家人和自己家人的无限关怀中。她的儿子长得酷像父亲。 安吉拉真坚强。纽约人真坚强。 在那八个月中，我经历了公司最大的一次裁员。公司刚上任的总裁是个极佳的演说家。记得他站在我们临时办公楼的小前庭，面对几百名员工们用颤抖的声音，充满激情的鼓励大家坚持下去。同时，他也宣布了裁员计划。他表示公司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财政困难。这次裁员是不得已。说到此处，他已是泪水盈眶。他保证以后公司会优先考虑聘请录用这次被裁员工，只要他们愿意回来。那一年，新总裁的年薪是两百四十万元，所有没被裁的员工都没有加薪。我的领导们一再对员工们强调这个数字是总裁没上任之前的报酬，很低。二〇〇二年，不那么新的总裁年收入一跃跳到两千四百万元，是头一年的十倍。 九 · 一一以后，整个世界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大大小小的恐怖事件接二连三遍及世界各地。以宗教或各种名义出现的极端组织通过暴力企图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他们的领地。 我们每天早晨醒来开始一天的生活并不知道还有没有同样的明天到来。人们不得不 tough。 直插云霄的高层建筑一个又一个的竞相在地球的不同部位升起。世贸中心地区整个地貌和天际线在过去十四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建成的大楼一个个耸立在蓝天白云里，无所畏惧。更多大纽约地区的人赶到这里来上班。再加上前来参观的观光客们，川流不息，这里是一派繁荣景象。中国的一家公司在新建的世贸中心一号塔内租用了最高的楼层。 二〇一五年的三月里，十四年以后，先生服务的纽约-新泽西州港务局 · 法务部终于搬回到世贸中心刚刚竣工的四号楼。九 · 一一那天在梅西百货公司里说再也不回世贸中心大楼上班的同事也一起回到这里上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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