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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简帛学滥觞于20世纪初期，学者每论及此，多援引王国维所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作为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的四大发现之一，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简帛文献的出土与发现，引起了海内外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学者的极大关注。如今简帛学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而成为国际性的显学。不少学者以简帛史料进行史学研究，澄清了不少史学问题。笔者不揣鄙陋，也试以战国楚简帛资料为主，对这一问题谈些自己的粗浅想法，以就正于方家。
一、从学界对简帛学科的认识看简帛史料功能
首先，关于简帛学的命名，虽然有林剑鸣、马先醒等学者倾向称之为简牍学，而卜宪群先生指出 第一，这门学科是按照书写材料的性质来命名的……作为同一历史时期书写材料的一个重要门类，帛书不可不包括进来。第二，“简”与“牍”虽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书写材料，但……古代已有将其混用的倾向，可以相互概括。汉代的书籍肯定不是都写在竹简上的，但《汉书·艺文志》或称“书缺简脱”，或将“竹帛”连称，显然是用“简”概括了“牍”，而将“帛”作为与“简”对称的一种书写材料……“简牍”二字，应表明它是简帛学的一个分支，简牍学应包括在简帛学的学科范围之内，正如还可以有帛书学一样（《简帛学刍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11月2日3版）。 笔者以为，卜先生所论精当。新近出版的李均明等先生编著《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即按此分类，以简牍典籍、简牍文书和帛书的分类加以叙述的。 此外，关于简帛学的性质和范畴，许多学者在不同场合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从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简帛学科的基本属性，即史料性。正如张政烺先生为《简帛研究》的题词：“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终成图籍，补史之逸。”他认为“简帛研究”的最终功用在于补史之缺。大量简帛典籍、文书的发现为我们的古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使得我们可以突破史料缺失的瓶颈，可以纠正历史记载的谬误，从而推进古史研究的进展。作为边缘交叉学科的简帛学，在整体上看，其基本功能还是证史、补史。简帛资料本身即是为解决“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顾炎武语)的学术困境提供了可能，为真实还原简帛时代的历史面貌提供了可能。
二、楚简帛史料价值的甄别
可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出土文献在整体上被看作是完全可以征信的材料。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由此发轫。而在最近的研究中，学者们已经开始意识到，简帛文献存在时间方面的差异，对其中蕴含的史料价值不可一概而论。 在我们研读的战国、秦汉简牍中，资料年代与其史料价值……而不是象傅斯年先生所说都属于“直接史料”。虽然都书写于竹木之上，但套用刘知几的说法，它们并不都是“当时之简”，而包含大量的“后来之笔”。这些存在年代梯次的资料，一般说来，其史料价值或者说可靠程度当然不尽相同（陈伟：《试说简牍文献的年代梯次》，“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 清华简《保训》简文中有“惟王五十年”，该篇中称武王“发”，可知此处的王是指文王，刘国忠先生认为此即是文王称王的坚实依据，印证了周文王在即位之初就已经称王的说法（《周文王称王史事辩》，《中国史研究》2009年3期；《清华简〈保训〉与周文王事商》，《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5期）。刘光胜先生则据上博简《子羔》、《容成氏》等指出“受命”的两种含义，一是受王册封担任重要大臣，行使行政权力；二是受天命，做天子。刘先生并根据文献记载，说明文王受命是文王接受商王室的册命，“册周方伯”，“惟王五十年”是后人的追记（《由清华简谈文王、周公的两个问题》，《东岳论丛》2010年5期）。 双方争讼的焦点，其实正是目前学界需要厘清的问题，清华简《保训》时代约在公元前305±30年，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其时上距殷周之际已逾六七百年，所谓“惟王五十年”，实录和后人追记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在研究过程中确实存在主观倾向取舍的可能。正如陈伟先生在《试说简牍文献的年代梯次》中所论：“清华竹书中《尚书》类和《逸周书》类文献，问题更为复杂。它们不仅初始形成的年代难于厘清，在流传过程中，有无……文本演变，也需要加以考察。”作为基础史料的简帛，其材料的零散性决定了它的作用主要是证史与补史，要使其在更高层次上发挥功能，不仅要注意充分与文献材料相结合，特别是要与一定的历史理论、方法相结合。这样才能有效地驾驭、分析史料。 不宁唯是，诸子百家用作表达自己思想的一种特殊方式，即是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古人的言行表达出来，把古人的言行作自己思想得以成立的根据。这一著名的“古人多造作”故事的现象早已被余嘉锡先生指出（《目录学发微（含〈古书通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7-248页）。如此，战国楚简中众多被冠以“孔子”名字的言论并不一定全为孔子言，而应当算作孔门后学的言辞。这些文字中的思想当然不能用于分析孔子的个人思想，但却能用于了解战国时代儒学的传流。这样从史料学的眼光看，简帛作为历史记载的一部分，应属于文献史料的范畴。出土资料也好，文献资料也好，都需要进行史料批判。出土文献不见得比传世文献更可靠，尽管它是数千年前的东西，但它只是将数千年前的思想面貌呈现了出来，并不等于其所反映的历史事物就真实可靠。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一样，也需要接受严格的审查，它并不具有无需证明的可信性。 此外如果我们只抓住其中的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往往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得出片面的结论。如在探讨楚简学派归属时，有学者会根据楚简中几篇儒家文献讲仁义、性命、五行、求己等，推断属于思孟学派，而还有学者会根据另外几篇儒家文献谈“仁内义外”，不谈性善，而推断不属于孟子一派。如果以某篇或某几篇竹书的思想，来概括整个楚简儒家文献的思想，那么既不能得出楚简儒家思想的正确结论，同时又不能正确评价楚简儒家思想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对楚简儒家文献的孤立研究，使得我们的认识是孤立与肤浅的。正如李零先生所指出：“出土发现和传世文献，两者都是管中窥豹，全局还在两者之外，无论哪一方面，都有已知和未知，只有放入学术史的框架，虚实结合，才能发挥两方面的作用（《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页）。”
三、楚简帛史学价值的体现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笔者曾提出要注意分辨楚简帛文献的不同文类。根据文类的不同，笔者以为楚简帛的史学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有益于科学的古史史料学的构建。 近年来李学勤先生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等口号，裘锡圭先生也提出了“古典学重建”的问题，这些口号和问题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对新出简牍帛书的研究和认识的基础上的。出土的大量战国秦汉典籍，使我们看到了早期图书的原貌，提供了早期文献编纂与流传的可靠证据，这无疑促使我们开始了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 简帛古书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对古书，年代最早的古书，开始有了直接的感受，可以从中归纳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对古书的创作、古书的构成、古书的阅读、古书的解释，古书的选取和淘汰，古书的传播和保存，开始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李零：《寻找回来的世界——简帛古书的发现与中国学术史的改写》，《书城》2003年2期）。 目前学界对于古书成书规律方面已经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如古书多单篇流行，篇卷内容分合不定，不同传本往往有着不同的面貌；古人没有著作权的概念，著者不署作者姓名；古书的成书每每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最初只有篇名，书名是后起的；古代子书多是某一学派传习的资料汇编，先秦时期某一思想的作者，不一定是将同一思想书于竹帛传于后世的编者；先秦古书多不是伪书，不同古书之间存在着重文现象等（李零：《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7页；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页，28-34页）。此外，对于古书的载体、构成、传布方式甚至抄手的影响，我们也都开始注意。 笔者以为，简帛古书的发现，帮助我们对作为古史史料的古书廓清了认识，而古书承载的正是对先秦古史研究极具价值的文献史料。如此，简帛典籍的发现即有助于还原古史内容；有助于理清各种记述资料发生的真实情况；有助于理解记述资料形成与传世的过程以及与其他文献文本之间的关系。 其二，对先秦重要史事研究的史料价值。 对于学者普遍承认的，简帛证史、补史的基本功能，笔者理解为“证史”、“正史”和“征史”的价值。 所谓“证史”，即简帛为我们以往正确性的认识提供了新的佐证。如李学勤先生指出清华简《说命》三篇和《尹诰》一样，确证了传世孔传本为伪书（《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文物》2012年8期）。 “正史”则是以简帛补正以往认识的缺误。例如，秦人起源的问题，长期以来的主流意见是“秦人出自西方”。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及《赵世家》中，曾经详述秦的先世，讲到商朝晚期有戎胥轩，娶郦山之女，生中谲，“在西戎,保西垂”，看来秦人当时已在西方，并且与戎人有密切关系。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便据此认为“秦为戎族”。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比如钱穆《国史大纲》主张“秦之先世本在东方，为殷诸侯，及中谲始西迁”。近年这种东方说的代表作，是林剑鸣《秦史稿》一书，以为中谲只是“曾率一部分秦人替殷商奴隶主保卫西方的边垂”，不能说明秦人即是戎族。清华简《系年》第三章，则具体回答了这方面的疑问。简文叙述了周武王死后三监之乱，周成王伐商邑平叛 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 如此，三监之乱后，周人将周公长子伯禽封到原来奄国的地方，建立鲁国，统治“商奄之民”，同时据《尚书序》，把奄君迁往蒲姑，估计是看管起来。“但在《系年》发现以前，没有人晓得，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而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11版） 而“征史”即是使“文献不足征”的史实变得可征。例如清华简《系年》概要记述了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其中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特别是关于战国前期历史的各章，填补了古史的空白，十分珍贵。清华简《楚居》对于楚君居住之地的记载十分详细，新出现了十三处“某郢”或类似“某郢”的地名，为以往史册所不载，这对于研究楚国历史地理以及楚文化考古工作，无疑有重大价值。上博简约百种篇目，据马承源先生所述“只有不到十种能和流传至今的先秦古籍相对照”（《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这批古籍具有相当大的“徵史”价值自不待言。 其三，有助于了解战国时期的史学发展状况。 简帛所反映的史学发展，主要体现在简帛所反映的当时的“史观”和“史著”的发展上。从1973年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的出土到20世纪90年代上博楚简的发现，人们意识到类似《春秋事语》这样的古书在春秋战国时代数量并不少。春秋战国时期，语类古书非常流行，数量也很大，是当时作史的基本材料（《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297页）。清华简《系年》主要叙述晋、楚两国的霸业争夺，第一章所载却是西周王朝的治乱兴衰。编纂者从繁芜丛杂的西周史事中仅选取了两起重要事件：一是藉礼兴衰，二是国人暴动。两起事件，一重天命，一重人事，恰恰体现了传统史学终极思考的两个最基本主题：历史运动过程中的天命因素与人事因素。这种选择显然不是无意识的，这种史事的剪裁与安排，说明编纂者在思考王朝治乱兴衰的历史本质，探索历史运动过程的终极原因时，天命与人事正是其力图把握和解析的两个最基本因素。 其四，对研究先秦学术思想史的促进作用。 楚简帛为研究中国思想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具有重大价值。曹峰先生以为至少体现在早期儒学，儒道关系，先秦道家史的研究，黄老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周易》经传研究，宇宙生成论，齐文化与楚文化之间的交流，民间思想研究，一些长期争议、难以解决的思想史现象、命题的再整理，对先秦学派划分的谨慎认识等十个方面的研究上面（《价值与局限：思想史视野下的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化》第6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4-76页）。笔者深以为然，以先秦学派判断标准这一命题为例，众所周知，学界争论已逾十年的郭店儒简学派属性，似乎画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原点“七十子后学论集”的说法上来，这不得不启发我们：先秦时期儒家内部一个学派的真实面貌是怎样的？思想一致能否作为判断一个学派成立的标准？不仅如此，上博简《容成氏》、《鬼神之明》等篇的学派属性也众说纷纭，这种学派性质判断的矛盾与复杂，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儒、道、墨、法诸家等是汉代以后制造的观念，然后倒置到先秦思想史上面去的，用“六家”、“九流十派”来判断学派，实际是拿《史记》、《汉书》对诸子书的想象，来做讨论基础（李锐：《论上博简〈鬼神之明〉篇的学派性质——兼说对文献学派属性判定的误区》，《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1期）。 笔者以为，这需要两个方面的认识。一是，诸子百家以三代学术作为他们的共同资源，彼此之间的思想难免有所重叠。单凭某一个标准，就想彻底厘清先秦诸子的思想面貌，这是不可能的。用“六家”、“九流十派”来判断学派，虽然会有一些出土文献的学派属性不好判断，但是大部分篇目的学派属性还是分得清的。在今后的研究中，这个标准仍然会是入手和把握的重要线索。二是，和传世文献相比，出土文献的共时性特征比历时性特征更强，因此较之不同材料间的前后关系，我们更应该把握的是不同材料间的相互关系。根据这些学派色彩模糊的资料，我们又可以激活传世文献中学派色彩混杂不清、长期不受重视的那部分材料，如《晏子春秋》、《管子》等，让先秦思想的丰富性、多层性充分展现出来。 综上所述，简帛的证史、补史功能已为学界所公认；而简帛史料使用过程中的种种偏颇也开始为人们所清醒认识。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研究楚简帛的史学价值，其意义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其一，有益于科学的古史史料学的构建；其二，对先秦重要史事研究的史料价值；其三，有助于了解战国时期的史学发展状况；其四，对研究先秦学术思想史的促进作用。简帛资料的不断发现经常会给研究者带来新惊喜，并不断出现新的学术热点，正确认识研究中简帛资料的属性、定位与价值，才会使我们的古史研究向着更高水平不断攀升。 【墨香中华编辑：成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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