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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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老子

直到100年前，人类最快的移动速度也只有每小时65公里左右，即马最快的奔跑速度。

跟牛一样，马最早的用途是用来拉车，但马的速度要远远快于牛；马车的阵势也更为壮观，更具有冲击力。因此战车一度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

公元前2000年左右，人类终于骑在了马背上。骑马的出现在当时所引发的震动不亚于现代飞行器的发明。早期的马形体较小，如同美洲驼，载着人走不了多远。随着马在驯化过程中越来越高大健壮，骑马就成为一种完全不同于一般驯养动物的伟大创举。最早骑在马上的是中亚一带的游牧民族，他们被称为“斯基台人”。这是给一种新的可怕的动物和一种自然现象所取的共同名称。

即使从表面上看，一个骑在马上的人也要高别人一头，而他移动的速度和力量则更加令人惊叹，一种不言而喻的优势就迅速建立起来。当人类驯服了大多数动物和植物之后，骑马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典型的人类姿势，是人类主宰整个世界的象征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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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战争是由马引起的。

战争不仅是一种财富大比拼，更是一场能量比赛。在冷兵器时代，战争的主要能量来源几乎只有人的肌肉。如果说打仗是力气活，那么胜负往往在于两个人之间机械功率比较，男人比女人的功率大，壮年人比老人和孩子的功率大。

研究表明，人在长时间做功的情况下，即使消耗的功率超过1000瓦，其中只有约100瓦的功率可作为机械功输送到体外。而马可以在长时间内以500瓦的功率做机械功，在短时间内的机械功率可以达到700至800瓦，即1马力。不言而喻，人输出机械功的本领比起马的本领小多了。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功率相仿的话，那么如果加上一匹马，那么没有马的人将必败无疑，而另一方则马到成功。

毫无疑问，在冷兵器时代，马力成为最大功率的战争机器。谁拥有马，那么无论机动能力还是冲击力，他都占据极大优势。

因为率先引进了马，古亚述王国迅速崛起，后来丧失马的来源，亚述又迅速没落，可谓成也萧何败萧何。中国古代史始终是北方征服南方，鲜有南方北伐成功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方拥有马。

人类从游猎采集进入安土重迁的农业时代以后，财富出现了生产和抢劫两种获得方式，以生产为主的种植农业往往成为游牧者的抢劫对象。

马的介入使游牧民族面对农耕民族具有不可战胜的优越性，因为他们将战争模式与生产模式统一起来，两者之间可以随意切换，“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这形成冷兵器时代的一种典型现象，即落后的游牧民族屡屡战胜先进的农耕民族，即野蛮战胜文明。战争因此也几乎成为游牧民族的一项主要活动。

从匈奴人到满洲八旗，从成吉思汗到皮萨罗，马的出现使人类成为一种狂热的战争动物。

在冷兵器时代，谁拥有马，谁就拥有战争的主动权，他想打仗时就纵马前来攻击，不想打仗时就骑马逃跑。没有马的一方不管愿意打还是不愿打，都必须接受有马一方的安排，这是何其无奈和泄气——躲又躲不开，追又追不上。

马出现以后，欧亚大陆的距离突然被迅速缩短。被西方人称为“上帝之鞭”阿提拉曾经宣称：“被我的马践踏过的地方，都不会再长出新草。”后来蹂躏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仍然只是阿提拉的借尸还魂。

马的出现使战争打破了空间上的阻隔，即使在火车问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空间距离对于交战的双方依然是难以克服的阻碍，因此在极其漫长的历史中，马是人类消除这个战争限制的唯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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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了马的世界，战争就无处不在。

正因为马的出现，偏居欧亚大陆西陲的欧洲持续遭到来自东方的侵略。

培根在《随笔》中写道：

在古代时期，战争往往来自东方。波斯人、亚述人、阿拉伯人、鞑靼人，这些侵略者都是东方人。高卢人是西方人，但在欧洲历史上，他们只发动过两次战争。一次是古柯西亚，一次是古罗马。此外，我们在历史上经常看到北方民族侵略南方，由此可见，北方也是好战之地。

培根所说的“北方也是好战之地”，其实也与北方适合养马有很大关系。

可以说，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马出现以后，整个古代亚欧大陆的农耕世界都经历着来自北方游牧部落的持续不断地入侵，后者总是和马一起来的。赫梯人洗劫巴比伦，亚述人攻入欧洲，雅利安人冲入印度，希腊人侵入爱琴海……《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就是驾着双轮马车凯旋的。

马的驯服，不仅仅改变了游牧民族的文化，也改变了古文明时期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军事实力对比。

虽然农耕民族人口远远大于游牧民族，马的介入使军事力量的天平倾向了游牧民族的一方，这导致了公元前1700年和公元前1200两次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大规模侵袭，从而结束了辉煌的古文明时代。公元前1200年，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再一次的闯入农耕文明的中心地带。这次入侵预示着骑兵时代的来临。

马的出现，引发了从公元1 世纪开始，直到5、6 世纪方始结束的横贯亚欧大陆东西的民族大迁徙运动。这一迁徙导致亚欧大陆南部文明地区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匈奴人、鲜卑人、阿尔瓦人、哥特人和阿拉伯人的铁蹄尚未远去，13世纪的马镫冲击波几乎成为席卷了整个欧亚大陆的世界战争。蒙古人联合突厥人，以极少的人数，依靠马的力量征服了西方的斯拉夫人和德意志人，而东方的宋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也望风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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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按照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的观点，中国的历史是中国文化圈不断扩张的过程，由中原的中国，扩大为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至世界的中国。

著名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认为，游牧民族是属于停滞的文明。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国较早进入农业时代，自古以中央之国自居。中原以外是发展较晚的狩猎游牧部落：南为蛮，东为夷，西为戎，北为狄。孔子作《春秋》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由于文化歧视和文明冲突，对蛮夷戎狄的戒备自古即是“华夏大防”。

马的出现，虽然并未改变这种历史成见，但却使北方游牧者具有更大的暴力优势。虽然文明的沟壑一时难以填平，但这并不妨碍落后的野蛮游牧者依靠暴力凌驾于先进的文明农耕者之上。“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 ”

在相当长的历史中，马几乎成为军事力量的象征。正如章潢在《马政叙》中所说：“阵马之勇，势比风樯，甚言马之有益于国也。”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据古文献所载传说，中国人对马的驯化和役使可以追溯到遥远的黄帝尧舜时代。如《易经·系辞》说：“黄帝尧舜……服牛乘马，引重致远。”安阳殷墟中就有商代晚期的双轮马车。

晁错在《言兵事疏》中说：“平原广野，宜于战车、骑兵作战，步兵十不当一”。马车因其强大的突击能力和机动性，很快就成为战争的利器。“檀车幝幝，四牡痯痯。”战车最早在夏王启指挥的甘之战中就已经开始使用，但直到商朝还没有把马广泛用于战争。

相对于中原文明的商而言，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的周部落无疑属于“蛮族”，原始印欧人引起的亚欧民族大迁徙逼迫周人向东迁徙。“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诗经·大雅·绵》）。亶父率领周人迁到岐山周原，所谓“走马”其实就是骑马。

应当说，骑马并不比乘马车的历史更晚，只是没有马镫而已。周人在与印欧人或阿尔泰人的接触和斗争中学会了骑马，以及用马拉战车，“实始翦商”。这种军事上的优势加速了周人战胜商人的过程，结果“野蛮”消灭了“文明”，已经靠马拉战车武装起来了的周取代了商。

夏商周三代以后，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战车已经成为战争的主力和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到春秋时，出现了不少“千乘之国”，甚至“万乘之国”。

马最先是与轮子一起出现的，马的速度使人自直立行走以来终于了离开地面，并借助轮子移动得更快，因此马车成为一种划时代的武器。轮子与马的结合，象征着征服和法律，也标志着政治和技术。轮子和马使庞大的帝国获得了有力的技术支持，统治成为一桩可以轻松实现的壮举。历史学家房龙一针见血地指出：“统治意味着暴力，世界上所有的美丽辞藻堆砌在一起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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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马是站着睡觉的动物，也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之一。与马相比，人是一种很脆弱的动物，人类没有很强壮的身体。没有马之前，无论是人还是物，或者是命令、信息，移动的速度都不会超过人行走的速度。有了马以后，人类世界的移动速度突然提高了好几倍。

秦始皇将自己命名为中国人的“第一个皇帝”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实现帝国之内的“车同轨”，甚至修建了世界第一条高速公路“直道”。秦国的暴政虽然很快就夭折了，但比嬴政小3岁的刘邦终于实现了嬴政的理想。一个大一统的第一帝国之所以从此固若金汤，一切都来自于马的出现。没有马，也就没有一个巨大的秦汉帝国。

到了汉武帝时代，暴力机器已经终于实现了从战车到步兵，再到骑兵的革命性转变。

相对于骑马来说，使用马车需要宽阔的道路和平坦的路面，而良好的道路还需要经常保养。马镫的出现使统治者几乎摆脱了道路的限制和对道路的依赖。比起轮子来，马蹄子简直对道路毫不挑剔，兼容性要好得多。在一个没有水泥沥青和橡胶的古代，对轮子的放弃使帝国统治者移动得越来越快，骑在马上的统治者也越来越危险，“十骑服百人，百骑服千人”。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马的出现，人类才进入一个刀光血影的战争时代，并以此创造了国家和统治。正如东汉马援对刘秀所言：“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兵甲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

没有马的时代，人类是独立的。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所谓的战争，只是掠夺而不是征服。当战争结束以后，胜利者远去，人们重新获得独立。没有马的时代几乎是不存在统治的，因为在人可以到达的一定区域内，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力量过于悬殊。

然而马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统治者的反应速度得到极大提高，它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以很快的速度，集中力量去镇压一定区域内的叛乱。只要统治者的总体力量大于反叛者的力量，就可以维持征服和统治。独立就这样被马消除了，人类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被奴役的命运。

因为马的出现，征服的范围逐步扩大，征服的程度逐步加深，宽松粗疏的控制越来越被严厉的直接统治所取代。“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吕氏春秋·用民》）。西周初年，封国400，服国800。到了兵强马壮的秦始皇时代，天下一统，所有的国家都被消灭得干干净净，这就是中华帝国奠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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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韩非子对秦王言：“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事实上，创立中国2000多年专制格局的秦帝国就是从驯化马开始的，直到最后驯化并奴役人，将御马术与御民术结合得天衣无缝。

“故御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则马和而欢；道得则民安而集”。继承秦帝国衣钵的汉魏六朝将州郡行政长官称为“牧”，《淮南子》上说：“夫牧民者，犹畜禽兽也。”《庄子·马蹄》中写道：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

远古时代的秦只是一个小部落，地处与西戎接壤的偏远西部，善于驯马和驾车。从虞舜禹汤直到周代，秦部落多次以马匹对中央王权提供支援。传至非子时代，他们仍以御马为生。《史记·秦本纪》记载：

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仍为朕息马，朕封其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

至此，非子获得了“秦”的封号，字意为收获禾谷。秦帝国征服天下后，威名远扬，“秦”随之成为中国的称呼——china。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几乎没有诞生出一位有原创精神的本土思想家，但这种文化的落后恰恰成为野蛮时代的优势。

不可否认，秦马成为这个第一帝国诞生的关键性历史细节。《史记·张仪列传》中说：“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十寸为尺，八尺曰寻，秦马可跨越“三寻”即两丈四。

在马镫和马鞍普及之前，骑马是比较少见的。虽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