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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嵘（杭州）·经济自由人 三岁叙利亚幼童艾兰被海浪冲上土耳其沙滩，红色T恤、蓝色短裤的小身躯躺在沙滩上，仿佛正在沉睡。这张照片让世界震惊了。 小艾兰的父亲阿卜杜拉为了躲避战乱，一家四口决定一起偷渡前往德国，但悲剧发生了，船翻了，最后这个家庭只有艾兰的父亲阿卜杜拉幸免于难。 欧洲正遭遇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潮。数据显示，今年已有23.7万名非法移民横渡地中海进入欧洲，超过去年总和，已有2300多名移民在前往欧洲的途中丧命，其中多数是葬身大海。 在移民问题上欧洲国家互相推诿，当艾兰遇难的照片登上欧洲各大报纸头版时，人们从冷漠中惊醒，英国《独立报》评论说：“如果这幅照片还不能改变欧洲对待难民的态度，那么还有什么能够改变这一切？”面对国际国内巨大舆论压力，英国表态再接收数千名难民；德国正式宣布，今年将接收3.1万名难民；奥地利也开放边界，让上万难民入境。 为什么人们对数十万的难民、成千上万的遇难者熟视无睹，对一个孩童遇难却立刻做出重大改变？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得比·斯摩尔教授以及俄勒冈大学的乔治·勒文思教授等人曾进行过一个实验：他们给参与实验者每人5美元，并让他们分成两组。一组得到的信息是马拉维食品短缺影响到300万儿童，津巴布韦大约300万人面临饥荒，400万人口的安哥拉三分之一被迫逃离家园，在埃塞俄比亚，1100万人急需食物。 另一组看到的是一张面临饥饿的7岁小女孩照片，文字说明：你的捐款会改变马里女孩洛基亚的一生，让她有饭吃，有书读，有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障。 实验的结果是，前者愿意捐款的比例为23%，后者达到48%。美国经济学家丹·艾瑞里说：这个就是“可识别受害者效应”，我们一旦看到一张面孔、一幅照片、一个人的具体情况，我们会感同身受，随之而来就是采取行动。但是如果信息没有具体到个人细节，我们就不会有很强烈的同情心，结果就很难采取行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也很好地描述了可识别的个人与统计数字之间的区别，他说：假如有个棕色头发的6岁小女孩需要几千美元进行手术，手术进行顺利她可以活到圣诞节，人们捐款的钱能让邮局忙得不可开交。但是假如报道说如果不征收销售税，马萨诸塞州医院的设备持续老化，这会增加一些本可以避免的死亡病例，但却不会有很多人为此掉一滴泪或者掏出支票簿。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说：画面感越强，决策权重越大。1972年，美国正身陷越战泥潭，一名越南小女孩在遭遇凝固汽油弹袭击后背部燃烧、赤身裸体奔逃的照片，把战争对无辜平民的残酷伤害直呈在世人面前，这在美国激起规模巨大的反战浪潮，直接加快了越南战争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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