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因为学生多，可能会记不起自己的学生，而学生却永远也不会忘记老师对自己的恩情。顺治十五年（1658），蒲松龄“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试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受知于施闰章，文名籍籍诸生间。”（路大荒著《蒲松龄年谱》）由此，蒲松龄对施闰章的知遇之恩念念不忘。
施闰章（1618—1683），字尚白，一字屺云，号愚山，又号蠖斋，晚号矩斋。安徽宣城人。顺治六年（1649）成进士，任刑部主事,在京与诸名家倡和，已有文名。顺治十三年（1656）秋，参加选拔学臣的考试，获得第一名，就任山东学政。任满，迁江西参议，分守湖西道。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侍讲，参与撰修《明史》。二十二年（1683）转侍读，不久病逝于京邸。施闰章祖、父都是理学家，他则以诗名噪清初，所著《蠖斋诗话》主张“诗有本”、“言有物”,反对“入议论”，推尊唐人，反对宋诗。王士禛论康熙时诗人，将他与山东宋琬合称“南施北宋”，认为施闰章的诗“温柔敦厚，一唱三叹，有风人之旨”（《池北偶谈》）。《清史稿》评价施闰章任山东学政时“崇雅黜浮，有冰鉴之誉”。
学政，又称学使，其历史沿革是：宋崇宁二年（1103），在各路设提举学事司，管理所属州县学校和教育行政，简称提学。金有“提举学校官”，元有“儒学提举司”，都属同一性质。明初设“儒学提举司”，正统元年（1436），始设提督学政。两京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佥事充任，称为“提学道”。清初相沿，各省多设“督学道”，简称“学政”。由学政主持的童子试称道试。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四》载:“国初，凡提督学政，惟直隶、江南、浙江曰学院，以进士出身之卿贰及翰林院侍讲、侍读充之，余曰学道。”
顺治十五年，十九岁的蒲松龄第一次参加童子试。在道试中，施闰章把蒲松龄录取为第一名，当时的试题是“蚤起”、“一勺之多”。童子试又称童试、童生试。所谓童生，《明史·选举志》说:“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意即无论年龄大小，青壮年或老年人，凡尚未进入府州县学的读书人统称童生。童子试是童生的入学考试，考上的即为生员，俗称秀才，也叫诸生、博士弟子员。童子试分县试、府试、道试三级。县试主考是知县，府试主考是知府，道试主考是学政。一般情况是县试录取者参加府试，府试录取者参加道试，三级皆过，才能成为生员。据资料介绍，童生录取为秀才的比例一般在百分之五以下，录取率极低。童生成为秀才，就算有了“功名”，可以进入士大夫阶层，有免除差徭、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
施闰章当时给童生出的第一道制艺题是《蚤起》。“蚤起”出自《孟子·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章的其中一句，“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科举考试要求代圣贤立言，按说做这样的文章应该阐发《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章的本义，发挥孟子于篇末所说的意思，即“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也，几希矣”，可是蒲松龄却写成了像小说的文章。文章写道：“尝观富贵之中，皆劳人也。君子逐逐于朝，小人逐逐于市，皆为富贵也。至于身不富贵，则又汲汲焉伺候于富贵之门而犹恐相见之晚，若乃优游晏起而漠然无所事者，非放达之高人，则深闺之女子耳。”接着，蒲松龄写齐人之妇“疑良人”，如何夜里辗转反侧，思虑追踪丈夫，写到她内心的一系列独白：“吾起乎”，“起之未可不蚤也”，如何回答其夫诘问。最后写到齐人之妇的实际行动，对妾说：“姑掩关以相待矣，我去矣！”
在这篇文章中，富有小说家气质的蒲松龄，真切生动地写出了齐人之妇想要窥视丈夫经常外出真相而早起的心理活动，不仅如此，还有不少人物语言，真是一篇不折不扣的小说，哪里是中规中矩的八股文。这种文章，这种文笔，根本不合乎八股文的格式，更缺乏“代圣人立言”的庄重。但作为诗文大家的施闰章，却独出己见，给予好评，将蒲松龄列为案首。如果换作另一位主考官，对于此等出格的文章，肯定要将它打入落卷中，那么蒲松龄恐怕要再等几年才能成为秀才，更不用说第一名了。
施闰章给《蚤起》写的评语是：“首艺空中闻异香，百年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蚤起）二字之上，直足以维风移俗。次，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掉臂游行之乐。”也就是说，（蒲松龄）写的第一篇文章，好像在空中闻到了奇异的芬芳，是这么多年来最有神韵的文章。文章将人们一时追求富贵的丑态全部暴露在“早起”二字之上，真正可以促使人们保持好的风俗，去掉坏的习惯。其次，看前人的作品明白白透彻，写起文章来轻松流畅，有一种摆动胳膊、参加游行的乐趣。由此看出，施闰章对蒲松龄的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近年来，有专家称，蒲松龄后来屡次未能考中举人，是施闰章误导了他。因为蒲松龄认为，按照施闰章欣赏的模式写作，就能够中举，甚至取得更高的功名，其不知，这些考官是拿着那种刻板的、毫无文采的八股文取得了功名，他们喜欢的也是这样的文章，所以把蒲松龄小说式的八股文认作异端邪说，根本不会录取。这种观点现在颇有市场。其实，这种观点根本不对。明清时，八股文的好坏是选择文人踏入仕途的标准。文人们为了做好八股文，从学写文章起，就认真学习、研究八股文的写作方法、写作技巧，一是仿效中式范文，二是相互交流写作心得，这是当时走科举道路的文人的主要工作，就如同现在的中学生应付高考一样。处于这种情况，绝对不会有人另辟蹊径，不按八股文的程式写作，蒲松龄也不会沿着老路子走，继续写小说式的八股文。施闰章录取蒲松龄为头名秀才时，对蒲松龄写作八股文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个影响可能是终生的，但是，严酷的现实决不会让蒲松龄一直沉湎于写作小说式的八股文，而不去改变自己的八股文写作方法，以牺牲自己的前程为代价。从目前流传下来的蒲松龄的八股文习作来看，都比较符合八股文的程式，已经没有《蚤起》这类八股文的影子了。再说，康熙二十六年(1687)，蒲松龄应山东乡试，当时主考官已准备将他录取为解元，只因出现“越幅”失误，才未被录取。这说明此时蒲松龄的八股文合乎规定程式，做得相当好，得到了主考官的首肯，不会是类似《蚤起》的文章了。
蒲松龄能够得到施闰章的赏识，取为头名秀才，比一般情况下考中秀才更为荣耀，而且随着施闰章的文声日益高涨，也就越来越显得荣耀。后来，蒲松龄屡就乡试不中，回想起施闰章对他的提携之恩，就更加感激施闰章对他的垂青。于是，蒲松龄就借《胭脂》这个故事，大张其鼓地夸赞施闰章的“爱才护才”。
《胭脂》写施闰章任山东学政时慧眼识冤情，为名士宿介平反冤案的故事。蒲松龄先在篇中称赞施闰章，“贤能称最，又有怜才恤士之德”，又在篇末以“异史氏”的名义说了一大段感激的话：“甚哉！听讼之不可以不慎也！纵能知李代为冤，谁复思桃僵亦屈？然事虽暗昧，必有其间，要非审思研察，不能得也。呜呼！人皆服哲人之折狱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世之居民上者，棋局消日，绸被放衙，下情民艰，更不肯一劳方寸。至鼓动衙开，巍然坐堂上，彼哓哓者直以桎梏靖之，何怪覆盆之下多沉冤哉！”文中的“人皆服哲人之折狱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是说人们都佩服哲人判案时的英明，而体会不到他的良苦用心。言外之意就是，施学政的“良苦用心”主要体现在爱护人才上，而不是单纯用在判案上，与之相比，那些所谓的父母官就等而下之，他们连“折狱明”也做不到，他们在断案时不能“一劳方寸”，“审思研察”，而是“桎梏靖之”，难怪世上有那么多的冤案啊！蒲松龄对施学政的赞扬，对那些自以为是官员的批评，真是发自肺腑，发人深省。
在附则中，蒲松龄又说：“愚山先生，吾师也。方见知时，余犹童子。窃见其奖进士子，拳拳如恐不尽。小有冤仰，必委曲呵护之，曾不肯作威学校，以媚权要。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已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这真是一篇真情告白。文章说，施先生是我的老师呀！我初次接受他的教育时，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那时候就见他奖励、扶持学子，其诚恳的真情唯恐表达不尽。学子有一点小冤屈，一定要婉转地呵护他，从来不借此作威作福，讨好权贵。他像孔子那样维护和宣扬儒家教义，不止为一代人所敬仰。他爱护人才如同自己的生命，审阅学子的文章尽心尽力，绝对不会屈才，尤其不会像后来的学政那样敷衍了事。
接着蒲松龄又举某名士写《宝藏兴焉》的故事，进一步赞扬施闰章爱才护才的精神。此段文字如下：尝有名士入场，作“宝藏兴焉”文，误犯下“水”字，录毕而后悟之，料无不黜之理。因作词文后曰：“宝藏在山间，误认却在水边。山头盖起水晶殿。瑚长峰尖，珠结树颠。这一回，崖中跌死撑船汉！告苍天，留点蒂儿，好与朋友看。”先生阅文至此，和之曰：“宝藏将山夸，忽然见在水涯。樵夫漫说渔翁话。题目虽差，文字却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尝见他，登高怕险，那曾见，会水淹杀！”这段文字是说，有一位名士参加科举考试，做题为《宝藏兴焉》的文章，却将宝藏兴焉的出处搞混了，将“山间”误作“水下”，文章的主旨错了，下面的议论就更错了，他料想一定不会录取，于是在文后以戏谑的口吻做了一首词，要求主考官给自己留点脸面。施闰章不以为忤，反而以诙谐幽默的语言，和词一首，称赞这位名士的文字功底好，表示不会让他落到最后一名。蒲松龄以此称颂了施闰章“风雅之一斑”，同时也称赞了施闰章“怜才之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