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都城 定位华夏文明主脉——山西古文化“三个一”之陶寺遗址 ▲陶寺彩绘龙盘
 ▲陶寺特磬  ▲陶寺扁壶朱书“文”字
 ▲陶寺土鼓
襄汾陶寺遗址是帝尧都城，使尧文化由传说成为信史，树起5000年中华文明的伟大丰碑。
6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国务院新闻中心举行了“山西·陶寺遗址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一系列考古重大收获和研究成果的公布，让全世界开始重新认识和定位陶寺遗址。陶寺，这个坐落于晋南襄汾县东南隅、塔儿山西麓黄土塬上的普通村落，竟令人惊讶地隐藏了一座改变中华文明起源传统认知的上古都城，一部镌刻着中国早期文明格局的历史书卷，一个从传说中穿越到我们面前可以触及的上古文明。
从1978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考古发掘，让陶寺最真实的面容和最深厚的底蕴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考古工作者们用近40年的不倦努力，在破碎的陶片和残损的遗迹中仔细而谨慎地拼对出越来越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中华文明最早、最有根据、最完整和最庞大的社会文明遗迹，就在这里。
壹 陶寺，帝尧的都城
陶寺遗址，一座存在于4000多年以前的城邑，一座面积达280万平方米、规模空前的城址，其由宫城和外郭组成的双城制模式，奠定了后来中国历代王朝都城的构架。现代人也许根本无法想像，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上古时代，在没有大型设备辅助的当时，如此宏大规模的都城究竟怎样构建，更无法想像这样一座上古时期的城邑，外围耸立着高大的夯土城墙，内部已经规划分明地布局着雄伟壮阔的宫殿区、规模庞大且等级森严的墓葬区，独立完善并有专门守备的大型仓储区，阶级和阶层区划严明的居住区，技艺娴熟并由官方管理的手工业作坊区，以及无比神圣庄严的祭坛和天文观象台……功能区划齐备合理，俨然已成气势宏大的中土“王都”，成为乡野敬仰的权力中心，四方向往的首善之地。
在陶寺的墓葬区，王级的墓葬中出土了制作精美的彩绘蟠龙纹陶盘，蟠龙以红白彩描绘，周身遍饰红鳞纹，巨口张开，利齿毕现，既是帝尧邦国的图腾，又是典籍所载“赤龙生尧”的注释，被认为是中原地区最早的龙形象之一；遗址中，考古学者找寻到书写于扁壶残片之上、迄今发现的中国最古老最典型的文字，“文、尧”这两个比甲骨文还早500多年的汉字，成为帝尧邦国文明的原创标志和初始记录；在宫殿群的夯土中发掘出的装饰戳印纹的白灰墙皮和陶板瓦残片，彰显了当时宫殿建筑装饰的恢弘奢华，而后者更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建筑板瓦；除了质地精美、制作考究的玉钺、玉琮、玉圭、玉璜、玉兽面等代表着军权、王权和神权的礼器，陶寺贵族大墓中还埋藏着用以“通伦理、明礼仪”的鼍鼓、土鼓、特磬、陶铃、铜铃、陶埙等上古乐器，其中铸造精美的铜铃是目前中国历史上第一件金属乐器，标志着构成古代音乐文明重要内涵的“金石之声”时代的来临。它的铸造方式表明在4000多年以前，陶寺先民就已经可以用内外模具组合铸造结构比较复杂的器物，成为后来中国青铜文明的技术基础。
陶寺城址及墓葬中的考古发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和精致，是中国文明演进历程中中原地区出现的第一个崇尚军权和王权的王国。充分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证明，陶寺遗址不仅是目前国内文化内涵最丰富、研究期望值最高的一座古城遗址，而且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越来越多地同有关尧舜的文献记载相印证。《水经注》言：“尧都平阳”。没有任何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在年代、地理位置、规模和等级以及文化内涵等诸多方面与唐尧之都如此契合，与“古平阳城”如此一致，“尧舜禹传说时代”已不再仅仅是传说，而是真实存在的确凿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负责人王巍表示: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地拥有所有的文明要素和标志，“尧都平阳”已成定论。
贰 陶寺，最早的中国
承载着帝尧邦国的百年沧桑，陶寺遗址作为目前黄河流域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是黄河中游地区能够确认的最早进入到初级文明阶段的都邑性遗址。城，就是某个区域乃至国家的政治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城就是国家的物化标志。陶寺城址规模宏大，它的存在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比氏族部落领导集团更为强大的管理机构，证实早在4300年以前，当时社会就已经突破了氏族部落阶段而进入初期国家阶段。因此，是迄今为止最符合“中国”本初概念的政体——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据塔儿山两侧、汾河以东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调查结果判断，陶寺文化遗址群以陶寺都城为核心分为南北两大群，拱卫陶寺都城京畿。南北两大下属分布区各有百万平方米以上的地方中心聚落统领，而这些中心聚落是由自上而下的分支发展起来的，并且发现有驿站型遗址，表明了中央与地方行政关系的存在，凸显了陶寺遗址的都城性质和陶寺文化的国家性质，标示“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
陶寺贵族墓中出土的木立表和王墓中出土的漆圭尺，可以构成一套完整的观测日影的天文仪器。圭尺通身漆彩绘绿黑相间的色段刻度，第1号至第11号色段长约40厘米，合1.6尺，正是《周髀算经》所记载的“地中”夏至晷影标准。以此理论夏至影长，表明陶寺很可能对外宣称其地为“地中”，使得陶寺城址顺理成章地成为“地中之都”，进而使陶寺文化所代表的邦国成为“中土之国”，开创了“中国”最初始的含义，成为“最早中国”所在。此外，陶寺圭表还可用于大地国土的测量，以陶寺城址“中表”为中心基点，按照陶寺城址的经纬线作为测量基线，对陶寺所在大陆的东西南北四至进行夏至晷影测量，以确立陶寺文化的四表。而基于此，圭尺也便作为王权的象征，被元首所垄断，下葬于王墓，并被先秦文献描述为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时的谆谆嘱托“允执其中”。
■著名考古学家、我国考古类型学奠基人苏秉琦先生曾这样评价：陶寺文化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叁 陶寺，华夏文明的起源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华文化的发展绵延不绝，从萌生至今一直环环相扣、步步相衔，特别是我们今天所沿袭的文字、历法、礼制,我们今天所遵从的道德规范和审美矩度,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早在尧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雏型。考古发现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可知，在唐尧之时，中华早期文明的国家观念、王权观念、私有观念、礼制和历法等均已形成，成为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制度或统治模式的主源。我们有理由认为，尧舜禹时期的华夏早期文明为后来的中华文明奠定了基础，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主脉。
陶寺遗址作为帝尧的都城，使世人看到，早至距今4300年之前，在晋南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早于夏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心，形成了一个具有金字塔式社会机构、有一定分布范围、拥有公共权力、工官管理手工业、拥有彩绘陶艺术、使用文字的初期文明社会。特别是被考古发现的陶寺观象台，更显示出陶寺文化与国家社会相匹配的精神文明所达到的当时最高水平。
陶寺观象台通过1个观测点和13根石柱间间隙的12道观测缝，与东南7公里外的塔儿山山脊线构成一套完整的列石观测系统。观测者立于观测点核心，透过石柱间的缝隙，观测早上日切于塔儿山山巅时是否在观测缝正中，如果日切在某缝正中，则是陶寺历法中某一特定的日子。12道观测缝，每个缝隙为1个节令，7号缝居中，为春分、秋分；2号缝为冬至；12号缝为夏至……从观测点可观测到一个太阳回归年的20个节令，既展现了我们的祖先为农时服务，为社会生产生活服务，还体现出当时王权对于天文历法的控制。陶寺观象台是迄今考古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遗址，比位于英格兰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巨石阵早了近500年。而史前陶寺人据此制定的历法，是当时世界已知最缜密的太阳历法，代表着当时天文学发展的最高水平，也是今天中国二十四节气的直接源头。观象台的发现同时也证明了《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性。
事实上，在陶寺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宫殿形制、农时节令历法的发明、汉字的使用、“天下之中”观念的确立等等，都被后来的夏、商、周王朝的王国文明所继承，都是我国年代最为久远的最具代表性和最典型、最丰富的发现。这些遗存，在唐尧古老王国的肌体上迸发着文化精神的光芒，有力地资证着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决定着中国历史的长度和文明的时段，成为实证华夏5000年文明的重要支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认为：陶寺是目前不可多得的将历史与考古有机结合在一起的遗址，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历程中，作为帝尧陶唐氏文化遗存的陶寺文化，是中国正式踏进文明社会的界碑石，也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民族正式形成并由此不断推进民族发展的奠基石。它表明晋南、陶寺才是华夏族、华夏文明的直接源头。
我们从历史中走来，它是我们存在的依据和理由，它是我们成长的沃土和甘露。我们找寻上古的历史，就是在发掘华夏文明的根系脉络，探索传统文化的最初起源。尽管，帝尧和他的那个时代早已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但创制于尧且沿袭至今的历法、礼制等诸多精神财富，早已融入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之中。陶寺，这片隐匿于广阔田野中的史前遗迹、尘封京华，用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尧文化的丰富遗存，给山西所拥有的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宝藏以最充分的理论诠释和最合理的历史定位。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杰地灵、资源丰富……诸多美好的词语，都是山西从远古传承、从祖辈继承、从世代秉承而来。陶寺，便是根源，便是发端，便是始祖。
至今，我们的教科书里古老中国有信史可循的起源，仍被界定在了夏商。唯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课本能够重建中国的上古史，把帝尧所创造的文明昭告世界——告诉人们，不仅最丰富的古代文物留存在山西，最早中国在山西，华夏文明的起源也在山西。一如国家文物局在其编撰的《文物三字经》中对陶寺遗址的描绘：北陶寺，有大墓。出龙盘，出鼍鼓。击石磬，配乐舞。持玉钺，兴军旅。古国家，正崛起……
本报记者 张轶慧
版式设计 刘铁军
一堆圣火 照亮人类最早家园——山西古文化“三个一”之西侯度遗址 ▲石核
 ▲刮削器
 ▲烧过的动物化石出土
 ▲西侯度遗址发掘地理位置图
 芮城西侯度遗址火烧骨的发现，把中国古人类用火的历史，推进到180万年前。根据对西侯度遗址的地质地貌、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的相关学术研究，确立了西侯度遗址是目前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之一，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先发现的早更新世初期人类文化遗址……人类文明第一把圣火，就这样从黄河岸边开始燃起。
大河滔滔，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在巍峨的巴颜喀拉山孕育而出，绵亘万里，出昆仑、汇洮湟、傍大漠、驱流沙，浩浩汤汤，在晋陕峡谷中激荡而下，于山西南部急转而东。在黄河母亲千里沃野、万世丰饶的宽厚臂弯之中，中华文明从远古而来，奏响了奔腾的序曲，揭开了不朽的篇章。
壹 文明圣火，从黄河岸边开始燃起
在我省南部芮城县西北隅的中条山阳坡，一个叫作“西侯度”的小山村，黄河从西边和南边绕过。上世纪60年代，一批孜孜以求、严谨细致的考古工作者来到这里，唤醒了那沉睡弥久的历史记忆，并通过黄河岸边远古的印痕，在此重新梳理出古人类通向文明的荣光。
如今，站在西侯度村后的人疙瘩北坡眺望，这里依然涧沟梁峁，东西数条。在这个高出黄河河面170余米的古老阶地上，地层发育齐全、露出良好，成为观察研究第四纪地质的理想地点。
1961年、1962年，由考古学家王建率领的考古队，就在这里先后进行了两个年度的发掘，在距地表近70米的砂砾薄层和砂砾层之间的交错砂层中出土了属于早更新世初期的一大批古脊椎动物化石和若干石制品。在这些出土的文化遗存和动物化石中，就包含有切割痕迹的鹿角、火烧骨。之后，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推进，根据动物化石群判断其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早期，古地磁测定遗址年代为距今180万年。而西侯度遗址火烧骨的发现，把中国古人类用火的历史，从50万至70万年前周口店北京猿人，又向前推进了110万年，这在世界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可以说，人类文明第一把圣火，就这样从黄河岸边开始燃起。
1978年由贾兰坡、王建合著出版的《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一书对西侯度遗址的地质地貌、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进行了详尽系统的研究，确立了西侯度文化。相关学术研究也确立了西侯度遗址是目前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之一，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先发现的早更新世初期人类文化遗址，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家园。
西侯度之后，元谋人、蓝田人以及泥河湾的东谷坨、小长梁等人类遗址或地点，不断充实着中国早期人类演化的足迹，使得西侯度不再孤单。
朝去暮来，沧海桑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近距离感受这份远古的光耀。在西侯度遗址文物管理所的陈列室内，玻璃橱窗的展柜中摆放着一些骨骼化石：巨河狸、剑齿象、山西披毛犀、长鼻三趾马、三门马……这些都是180万年前的动物遗迹。据工作人员介绍，西侯度遗址出土有鱼类化石，根据鲤鳃盖骨判断，这里的鲤超过半米，说明当时这里的水域比较宽阔。研究人员从这些零星的考古发现中，结合地理历史推证，180万年前后，这里是黄河岸边或与黄河有关的湖泊边。那时的西侯度应该是草青林茂，湖水荡漾，气候温润，四季分明。在这里的草地上奔跑着古中国野牛、山西披毛犀、三门马、步氏羚羊、纳玛象、李氏野猪、晋南麋鹿等动物，水中游戏着各种鱼类。这样优渥的自然环境，给远古人类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条件。而西侯度遗址火烧骨、石器等人类活动痕迹的发现，也与当时适宜人类的自然条件互为印证，共同定格出一帧帧“人类演化场”的蛛丝马迹，给予追寻者以动力、给予研探者以方向……
贰 西侯度，离文明源头最近的地方
电光石火，日月轮回。人猿相揖别，走过了600多万年演化的历程。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西侯度遗址所展现出的石制品、火烧骨等人类活动印记，恰如把180万年前古人类的生存环境、生存能力等细节，一页页地展示于今人。
如今，回首古人类生存与智慧之火的长燃不熄，梳理人类身体机能进化、技术文化和社会关系等的进步与发展，才会一步步坚定地认识到——西侯度，恰恰站在离文明源头最近的地方。
上世纪80年代之前，山西的旧石器考古工作在全国处在领先地位，陆续发现了丁村人、许家窑人等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遗址。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主任李君教授认为：从西侯度、匼河到丁村遗址，它们的三棱大尖状器、厚大尖状器、砍砸器和石球等石器具，具有浓厚的地域特点，构成了三晋大地南部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到中期具有典型特征的文化系统。年代在距今3万至2万年之间的峙峪遗址、下川遗址和柿子滩遗址，细石器文化非常发达，是研究中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文化晚期细石器起源和发展、农业起源的重要遗址。在研究人类起源方面，丁村人和许家窑人是早期智人阶段的代表，在人类演化史上、在世界古人类进化谱系中，均占有一席之地。
历史如雕刻。拂去远古神话幻诞般的面纱，一幅幅基于考古成果还原的画卷，道出了西侯度遗址在人类发展历程中的意义。在这幅浩瀚如烟的画卷中，以黄河为主线贯穿起来的山西古人类活动遗迹多姿多彩、成果丰硕，人类文化发展序列完整、脉络清晰，共同构成了“东亚最早人类的脚踏地”。
恩格斯认为：火的使用，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他把这种发现看作“人类历史的开端”。古籍中记载的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化腥臊”，就是对那个时代有关火的反映。沿着西侯度遗址映射出来的文明发展脉络，人类以一系列开天辟地的创举，昭告着自己与其他动物门类的截然不同。不仅仅是狩猎、照明、熟化食物，还带给人类刀耕火种、烧制陶器、冶铸青铜器乃至铁器；而在对大自然改造的潜移默化中，人类的脑量增加、体型增大、臼齿变小、肠胃缩小、体毛减退、树栖能力消失；人类在智能、行为乃至社会结构上发生了重大改变，进而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引发了人类社会历史上一次次影响深远的重大变革。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关于西侯度的记忆，不知有多少在漫漫岁月中，被时间长河的隐隐涛声淘得无影无踪、没入尘埃；唯有它给人类带来的文明跨越，在伴随人类的进步中，一路前行……
叁 新发现，“人类演化场”之魅力所在
200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益人研究员再次走进西侯度进行了50余天发掘。获得石制品和动物化石标本1500余件。这次发掘从发掘方法到石制品打击痕迹与自然碰撞的对比，以及原料环境、埋藏环境、河流流向、砾石层的来源和走向等许多考古学相关性信息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揭开了西侯度遗址这个存在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谜底。新的材料表明：西侯度石制品虽然受到河流搬运埋藏的影响，但人类行为及其特征毋庸置疑。
2007年至2008年，王益人、卫奇分别发表《远古遗踪》《西侯度石制品研究感悟》《关于西侯度问题的思考》等文章论述西侯度遗址研究中石制品的人工性质。2010年起，王益人与南京师范大学沈冠军教授、美国普渡大学达利尔·格兰杰教授合作，就西侯度遗址绝对年代进行宇宙射线埋藏测年研究。分别于2010年、2012年、2013年进行测年样品的采集。根据测年数据的初步分析结果，支持贾兰坡、王建认为西侯度遗址大于180万年的观点。
2015年6月底，王益人、沈冠军再赴西侯度进行地质考察和剖面观测，进行小型剖面清理，在1960年发掘探方附近的文化地层中发现石制品、动物化石近10件。7月5日至15日，应邀来访的南非金山大学地理考古与环境研究学院凯瑟琳·库曼教授，一同观察了西侯度遗址历年出土的石制品，专家们对西侯度遗址的石制品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认识，确认其为早期人类打制的石制品。
新的研究，新的发现，新的问题。西侯度文明之火愈盛，留给后人的探究就愈加深奥、浩繁、紧迫。而西侯度的魅力恰恰于此。
放眼西侯度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遗存，其不可能是独立存在的。在位于黄河大转弯处的“三门古湖”范围内，其所在的中条山南麓至黄河的芮城风陵渡至下游的垣曲古城，甚至再往下的三门峡一带的广大地区是山西早更新世初期地层出露最好的地区。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芮城、平陆、垣曲发现了许多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还在垣曲古城发现4500万年前的世纪曙猿化石。因此，这里很可能发现一个东非以外的另一个“人类演化场”，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而不远处的黄河母亲，正不舍昼夜地带着从山西所蕴积的文明精粹，一泻千里，奔入中州大地，在西侯度之后的历史长卷中，浓墨重彩地掀起中华文明发展的狂涛巨澜……
风乍起，吹起一丝秋意。踱步在西侯度的夜晚，仰望遗址，倾听大自然的密语，寻觅古人类的身影。百万年前的上空曾经奏响着人类进化的凯歌，人类生存与智慧之火曾经在这里熊熊升腾，长燃不灭！期待，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增加和持续不断的考古研究，西侯度遗址的学术地位与重要性越来越显现出来。
本报记者 朱慧
版式设计 刘铁军
一缕曙光 引出人类起源新说——山西古文化“三个一”之“世纪曙猿”时间：2015-09-16 05:23 来源：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 垣曲“世纪曙猿”，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距今已有约4500万年。它的发现，动摇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同时也把类人猿出现时间推前1000多万年。美国《科学》杂志及时报道说：“这是20世纪古生物学上最为重大的科学发现，中国很可能是包括人类在内的高等… 
“世纪曙猿”考古发掘
科学家依据挖掘出的曙猿化石描绘的曙猿形态
▲ 发掘出土的“世纪曙猿”化石 垣曲“世纪曙猿”，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距今已有约4500万年。它的发现，动摇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同时也把类人猿出现时间推前1000多万年。美国《科学》杂志及时报道说：“这是20世纪古生物学上最为重大的科学发现，中国很可能是包括人类在内的高等灵长类动物的发祥地。”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称：“通过对山西垣曲发现的'世纪曙猿’下颌骨、跗骨化石的研究，证实了人类的远祖起源于中国。”
人类从哪里来，猿人从哪里来？从寻找人类祖先，到寻找人与猿的共同祖先，100多年来，人类起源最早在地球上哪一块地方，包括人类在内的高等灵长类动物的祖先究竟长什么样？一直让科学家孜孜以求，苦苦探索。
人猿共祖，人由猿进化而来，高等灵长类动物是人类、猿类、猴类的共同祖先。这一观点，已为中外科学家所公认。而迄今发现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世纪曙猿”，是在山西垣曲县黄河北岸的寨里村，距今已有约4500万年。
从事“世纪曙猿”课题研究的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王景文、童永生、黄学诗3位研究员和美国的玛丽·岛森、克里斯托弗·毕而德两位博士。他们认为，“世纪曙猿”的发现，动摇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并且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推前1000多万年。
壹 “世纪曙猿”的发现过程
1863年，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最杰出的代表赫胥黎发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首次提出人猿共祖论，从此拉开从猿到人演化研究的大幕。之后，科学家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发现了许许多多与人类起源相关的化石，曙猿即为其中之一。
曙猿在生物分类学上属灵长目、猿猴亚目、狭鼻猿次目、曙猿属，是目前已知的高等灵长类最早祖先，相信生存于始新世，目前已确认的有两个种，“世纪曙猿”即为其中之一，意为“类人猿亚目黎明时的曙光”。
1994年至1997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美国卡耐基博物馆组成考察队，经过8次规模较大的抢救性发掘，包括一对相当完整的下颌骨、跗骨(即足骨的一个部分)在内，共发现10件珍贵的“曙猿化石”。今天，仍珍藏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这是20世纪生物学上的重大科学发现。一是下颔骨化石为迄今发现最完整的曙猿生理材料，二是跗骨化石逼真地反映出猴类、猿类及人类共同祖先演化的早期特征——“镶嵌进化”的形态。且不说当时，直至今天，该发现仍具有惟一性。同时，曙猿化石的发现适逢美国卡耐基博物馆建馆100周年。因此，中美科学家一致同意，把这种曙猿命名为“世纪曙猿”。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谢尧亭告诉记者，在世界范围内，灵长类动物过去和现在都很少，目前仅有6个地点的9个种，能保存为化石的就更少。因为它与人类有着特殊关系，发现的每一块都十分珍贵，尤其是始新世的灵长类化石标本。一个小型盆地中发现如此多的始新世灵长类地点和属种，实属罕见。
贰 “世纪曙猿”的学术价值
早于“世纪曙猿”几年，还曾在江苏常州城西南40余公里的溧阳上黄镇两次发现“中华曙猿”化石，经中美科学家联合研究多年，初步认定现代高等灵长类动物的祖先可上溯到4500万年前左右的亚洲东部。但“中华曙猿”，一是出自洞穴内，且系筛选法所得；二是过于零碎、不完整，国际上不少灵长学者认为其作为高等灵长类动物证据不足。相比之下，山西垣曲“世纪曙猿”化石一经发现，便得到了广泛认同。
“世纪曙猿”化石发现后，世界权威的美国《科学》杂志当即予以报道，文中说：“这是20世纪古生物学上最为重大的科学发现，中国很可能是包括人类在内的高等灵长类动物的发祥地。”几年后，同样权威的英国《自然》杂志则发表论文称：“曙猿是人类及其近亲猿、猴的共同始祖，通过对山西垣曲发现的'世纪曙猿’下颌骨、跗骨化石的研究，证实了人类的远祖起源于中国。”在国内，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生前也曾有专论。他认为，曙猿化石是中国20世纪考古生物学上又一极为重要的发现，其意义可与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相媲美。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益人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他告诉记者，垣曲“世纪曙猿”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完整的下颌骨化石和跗骨化石，体现出了更加明确的指示性——具有猴类、猿类以及人类共同祖先演化的早期特征。它的发现，不仅打消了学术界对“中华曙猿”的种种质疑，而且奠定了曙猿乃高等灵长类动物最早祖先的学术地位，同时也为高等灵长类动物起源于中国加上了重重的砝码。
2000年，英国、缅甸科学家又在缅甸仰光附近发现曙猿化石，这等于是为“高等灵长类动物的祖先在东亚”再添佐证，同时也使曙猿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猿共同的祖先。
叁 “世纪曙猿”与人类起源
“世纪曙猿”的发现，犹如黎明前的曙光，照亮了科学家们的探索之旅。但毋庸讳言的是，无论当时还是今天，怀疑乃至否定的声音从未停息。那么，“世纪曙猿”与人类起源究竟有没有关系呢？
人类学家所说的“人猿共祖”，是对人猿超科范畴内灵长类动物的研究。然而，人猿超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涉及到“猿猴亚目”或“类人猿亚目”范畴内高等灵长类动物的起源演化问题。直言之就是，进化成类人猿的这些猿猴是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由什么样的动物进化而来。
一般认为，灵长类动物是从树栖的古食虫类进化而来。根据现有的化石记录，最原始的灵长类动物是发现于北美的普尔加托里猴，其时代为晚白垩纪末期，距今7000万年前。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我国江苏溧阳上黄地区的“中华曙猿”和山西垣曲发现的“世纪曙猿”。
在古生物学的价值判断中，哪种动物被认为是已知最古老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就意味着它们可能是人类、猴类和猿类(高等灵长类动物的3个分支)的共同祖先。“世纪曙猿”的价值正在于，使曙猿从此有了一个明确的身份：迄今所知道的最高级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同时也是最小的灵长类动物，生活在距今4500万年前，主要活动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温暖湿润的林地里。
为更好地让世人所识，科学家还为“世纪曙猿”勾勒出了粗线条的“肖像”：门齿小、犬齿大、下颌角圆、下巴前缘直立，体重在100克至150克之间，大小与今天的一只小老鼠相仿；善攀援，喜欢在树上用四足行走，采食以虫子及植物果实为主。同时认为，4500万年前的垣曲盆地，应是气候湿润，湖泊相连，树木丛生，动植物种类繁多，非常适宜曙猿的生存繁衍。在这片土地上，这个家系延续、演进，逐步形成了猴类、猿类以及人类。
山西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主任李珺教授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待垣曲“世纪曙猿”，而应将其放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审视，如果说垣曲“世纪曙猿”是古人猿的远祖，那么，芮城西侯度“火烧骨”就是古文明的萌芽、襄汾“陶寺”就是古中国的雏形，可以说是遥相呼应、互为验证。同时，垣曲盆地及其周边已发现的旧石器遗址、史前石器遗址和新石器遗址之多，也是世所罕见。
受这一席话启发，联想到旧石器早期遗址全国已发现200多处，仅山西就有157处，数量居全国第一，或许，不仅一点都不偶然，而且真的与“世纪曙猿”有某种关系。
肆“世纪曙猿”的故乡垣曲
垣曲县又称舜乡，是帝尧故里。100多年来，这里一直是古生物考古重地。
垣曲县文物局局长李武斌告诉记者，早在1916年，垣曲县寨里村附近的土桥沟就发现了我国第一块始新世哺乳动物化石，有关研究论文发表后，垣曲盆地及其所含的化石迅速闻名于世。同样是这片土地，除发现“世纪曙猿”化石外，还找到大量保存完好的啮齿类和食虫类牙床及许多其他动物化石，并发现了数件黄河后标。
目前，垣曲盆地已被确立为我国最早知道的早第三纪地质之一，同时也是第三纪地层和哺乳类动物的发祥地。我国已故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杨钟健教授、古生物学家周明镇教授等，都非常重视这一地区的考古研究工作。杨钟健对垣曲盆地考察后曾这样描述：约在5600万年前，垣曲一带是淡水湖泊……哺乳类动物开始在湖岸出现。
一般认为，有人类的历史至今约300万年。令记者肃然起敬的是，在垣曲县古城镇“世纪曙猿”化石发现地的纪念碑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人类从这里走来。更有文物遗址表明，人类的遗迹在这里不曾间断。记者从垣曲县文物局了解到，从旧石器时代到仰韶、龙山、夏商周时期的文物，这里皆有发现。
在2011年结束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垣曲县共发现不可移动的旧石器时的遗址127处，其中，垣曲丁家河一带的旧石器遗址距今100多万年，南海峪一带发现的旧石器遗址距今五六十万年，历山大腰一带发现的细石器文化遗址距今两万三千多年。细石器时期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中石器时代，可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甚至铜石并用的时代。
同样引人瞩目，垣曲境内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也有40余处，其中下马遗址、龙王崖遗址等处都发现有丰富的、代表性遗物。这说明，远在四五千年至六七千年以前，垣曲一带便是人口稠密、生产力比较先进的地区。直到今天，垣曲仍然生态气候宜人，历山原始森林更是华北独有，传说这里有野人。
所以，垣曲不仅当时因“世纪曙猿”化石的发现而神秘，而且直至进入21世纪的今天，伴随着历山的美丽和传说，这里依然保留着别处没有的远古神秘色彩。或许，不远的将来，垣曲更大的考古发现，正在某一个地方，静静地等待。
本报记者 徐补生
版式设计 刘铁军 山西，人类文明从这里走起——纵论我省古文化的“三个一”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万事万物都有一个来头，而探寻人类文明的起源，就绕不开山西这一方厚土。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人类文明的摇篮，山西蕴育了光耀千秋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省委书记王儒林8月16日会见世界华文媒体高层访问团时，首次提出山西古文化的“三个一”。9月14日起，本报连续三天刊发《一座都城定位华夏文明主脉》《一堆圣火照亮人类最早家园》《一缕曙光引出人类起源新说》三篇重要文章，对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考古发现进行了集中报道，引发读者广泛共鸣。
“三个一”是山西在人类早期文明、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呈现出的“三大亮点”，即“一座都城、一堆圣火、一缕曙光”。
一座都城——临汾襄汾陶寺遗址。经过40多年的发掘考证，被“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专家认定为“帝尧都城”，使尧文化走出传说成为信史，树起了5000年中华文明的伟大丰碑。
一堆圣火——运城芮城180万年前的西侯度文化遗址。其出土的石器尤其是“火烧骨”，比我们熟知的周口店北京猿人用火要早100万年，把我国范围内发现的人类用火的历史，向前推进到了180万年前。
一缕曙光——运城垣曲发现的4000多万年前“世纪曙猿”化石。这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多万年，被专家认为是“类人猿亚目黎明时的曙光”，有力质疑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证实了人类远祖很有可能起源于中国。
这些震古烁今的重大发现，对研究人类的起源，告诉我们如何从万千物种中脱颖而出，如何从风霜雷电中一路走来，如何从浑浑噩噩进入文明时代，都有着关系全局的重要意义。如果说垣曲“世纪曙猿”是古人猿的远祖，那么芮城西侯度“火烧骨”就是古文明的萌芽，襄汾“陶寺”就是古中国的雏形。
联系起来看，“三个一”说明，人类一直在山西这块神奇的黄土地上生存、繁衍、创造，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播散中华文明、建立最早“中国”；“三个一”也说明，山西是非常适宜人类生存发展的一块乐土，是人类起源难得的一张温床。“三个一”就是人类演化翔实的历史纪录，就是一部气势磅礴的史书巨著。
“三个一”绝非孤例。单就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而言，我省就有芮城西侯度、芮城匼河、襄汾丁村、阳高许家窑、朔州峙峪、沁水下川、吉县柿子滩等。这些连续性状的人类化石和一脉相承的丰富文化遗存，横跨东西、纵贯南北，珠串三晋大地，构筑了先祖在这里演化的近乎完整的时空框架，谱写了一部浩瀚、翔实但又需要专家破译的无字史书。
有些重大事件的价值，在拉开时空距离后往往看得更加清晰。在世界的横轴上，山西旧石器文化遗存质量高、数量多、居全国之首，在全球也属凤毛麟角。从历史的纵轴上，山西历史文化脉络清晰、框架完整，文明进程从未间断、影响深远。这些文化遗存构成了山西古今兼备、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也成为山西不可复制、独一无二的宝贵财富，更标志着山西在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和辉煌。
华夏民族公认是炎黄子孙，而炎帝、黄帝均在山西活动，并留下丰富遗存。大家熟知的上古“三帝”尧、舜、禹，把都城全定在了山西南部。有专家指出，晋南一带是中华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以帝尧文化遗存为代表的陶寺文化，构成了一个历史丰碑。它是中国正式踏入文明社会的界碑石，也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民族集团正式形成并由此不断推进发展的奠基石。
从古至今，山西始终走在各个时代的前列。以“三个一”为代表的山西早期文明，开启了山西文化好为人先、革故鼎新的传统，并在以后岁月中，贯穿始终、一脉相承。
春秋时，晋文公采用“郭偃之法”，整吏治，成为五霸之一。战国时，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勇变法，跻身七雄之列。东晋高僧法显西行印度，历艰险、记佛国，比唐玄奘还要早200多年。北魏孝文皇帝平城改制，推均田、倡汉化，推动民族大融合大发展。明清晋商后来居上，货通天下、汇通天下，驰骋商界五百年、雄居十大商帮之首。山西人民在上下五千年历史中，永远处于革故鼎新的浪端尖峰，不畏艰难，自强不息，并凝注为我们生生不息的根和魂。
我们从来就不缺乏讲述“山西故事”的各种好题材。有专家说，“华夏大半部文明史在三晋浓缩，山西是抓一把泥土就能攥出古老文明液汁的圣地。”五千年文明的薪火相传，铸就了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留下了饱蕴思想精髓的灿烂遗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社会发展基础，这都需要我们大力继承和弘扬。但今天的我们怎样才能在改革创新中，将这些宝贵的财富转化为山西发展的现实优势呢？
首先，我们应该不断加深对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认同，增强做山西人的骨气和底气。山西历史脉络绵延了千万年而不断，其文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山西历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优秀的成果结晶，是先祖赐给我们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是我们今天依然需要借重和依托的力量源泉。作为山西人，有了这种骨气和底气，即使饱经风霜、备感艰辛，也会不断迸发奋起抗争的强大合力，迎来发展振兴的光明前景；失去这种骨气和底气，即使衣食无忧、一帆风顺，也会离心离德、散沙一盘，甚至陷入盛极而衰、走向没落的境地。 其次，我们应该不断加大对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开发，书写山西旅游富民强省新篇章。山西表里山河，文明久远。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高居全国第一；宋金以前的木构建筑占全国同期建筑物的75％以上。我省的山水资源也非常丰富，“人说山西好风光”名副其实。我们要像重视煤炭产业一样重视发展文化旅游业，从“煤堆里”跳出来发展非煤产业。我们拥有比煤炭资源更丰富，更有特色，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我们要大力发掘三晋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促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努力将我省打造成文化旅游经济强省。
再次，我们应该不断加强对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推介，树立山西政治社会发展新形象。山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杰地灵、贡献突出。不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都以文化厚重、名人辈出、人民淳朴的良好形象闻名于世。去年虽然发生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使山西良好形象受了损、抹了黑，但这不是山西的全部。我们要担负起重塑山西形象的历史责任，借助各种渠道、利用各种场合,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告诉人们：千百年来，勤劳智慧的三晋儿女用忠诚和智慧、激情和热血、坚韧和奉献为中华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创造了丰富厚重、弥足珍贵的优秀文化。我们要从现在做起、从具体事情做起，汇众智、集众力，大力弘扬我省源远流长的法治文化、博大精深的廉政文化、光耀千秋的红色文化，以优秀历史文化教育人、启迪人。
文化凝结着历史，连接着未来。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而将更多机遇留给敢为人先和勇于探索的人们。“我创造，所以我生存”，以敢为人先的精神一往无前，就没有什么困难拦得住前进的脚步，就没有什么风险挡得住梦想的花开。当前，山西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充分利用我省的历史人文优势，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突出问题导向，在实现“三个突破”、推动“六大发展”上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为实现富民强省增添新活力、注入新动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