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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佛教史的记载，从东汉时起，就不断的有天竺（印度）的、西北印度的罽宾（犍陀罗）、迦湿弥罗（克什米尔）和西域诸国（今新疆地区古代诸国）以及南亚的师子国（斯里兰卡）、扶南（柬埔寨）等等各地僧人来内陆传播佛教。内陆也从东汉时起就不断有僧人西行求法，著名的如三国时期的朱士行、晋代的法显(约337～约422)、北魏的宋云和慧生（518年赴西域）唐代的玄奘和义净等等。
僧人们从西域取回佛经的同时必然也带回来许多佛像的图像和雕像，这些取自西天的佛像受到信徒的崇拜和尊奉，图样很快就互相临摹制作，流布天下。为了使这些佛像得到信徒的承认，这些来自异域的僧人携来的佛像往往背后还附会有一段神奇的故事。由于中外僧人们的国籍、籍贯不同，主要活动地域各异，所以佛像的样式和风格呈现形形色色，带有明显的地区特色。可以说，某地区的主流佛像的样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图样的来源以及当地信徒接受的程度。为了使这些佛像得到信徒的承认，这些来自异域的僧人携来的佛像往往背后还附会有一段神异的故事。
如《魏书·释老志》中所记载的：
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
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诸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
外国诸王相承，咸遗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
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
即太安初年（455年）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五名僧人带了三尊佛画像来到平城，宣称经由西域时看见了佛影迹及肉髻的灵异现象，当时，各国的工匠都到西域摹写佛影迹及肉髻的佛像，但都不及浮陀难提临摹的佛像好，远去十余步看形象逼真，越近反而越不清楚。
这段史实很值得注意，京都即北魏的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至今流落于日本的三尊北魏时期的螺发形的石佛像（北魏太安元年 455年 张永造石佛坐像 高35.5厘米，日本藤井有邻馆藏 、太安三年（ 457年 ）宋德兴造石佛坐像（ 高41.5厘米,日本私人收藏） 、延兴二年 （472） 张伯和造石佛坐像 （高33.5厘米,日本大和文华馆藏 ）按照日本考古学家水野清一的意见,很可能是从难提的佛画摹写而来的。如果这个理论能够成立，即是说，难提等人带来的宣称在西域临摹的佛像图样在平城受到信徒的崇拜，并互相传摹，影响很大，所以《释老志》才会加以记载。 
《梁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记东晋的名僧道安（314－385 ），他是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出家后因战乱活动于河北、山西诸山，后南下襄阳，自称弥天释道安，声动江南。前秦的符坚仰慕道安，派人给道安送去外国佛像：
（前秦）符坚遣使送外国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结珠
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张
所谓外国佛像，既有别于中国汉式的佛像。遣使送外国的金箔倚像（鎏金倚坐佛像）、结珠弥勒像（用细小的珍珠连缀缝于织物上的弥勒佛像）、金缕绣像（金线刺绣佛像）、织成像（织锦佛像）等等。前秦建都长安，这些所谓的外国佛像应该是西域诸国的佛像。
在佛教史上,还记载了许多所谓外国佛像，《续高僧传》卷25“僧意传”载：
释僧意……元魏中住太山朗公谷寺……寺有高丽像、
相国像、胡国像、女国像、吴国像、昆仑像、岱京像,
如此七尊并是金铜,俱陈寺堂。
即是说僧意和尚住在山东泰山的朗公谷寺，寺内供奉着高丽国、相国、胡国、女国、昆仑国等等各国的金铜佛像，所谓相国、胡国、女国、昆仑国等另有学者细考，应是当时人们对西域诸国的称呼。总之，说明在北魏时，西域各国的佛像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内陆，引起信的注意，故特意记录此事。 
《 弘赞法华传》卷一，记隋大业时：
（肖铨）朝起，忽见前院草中，见一檀木浮图。盖
下有一鍮石佛像，制作殊异。梵容威肃，其眼精，
以银为之，中黑精光净，如自然者。 1
肖铨早晨起来发现一座檀木佛塔，内有鍮石（黄铜）佛像，其样式新奇，呈印度式的容貌。值得注意的事，佛像眼睛是用银镶嵌的，瞳孔黑而明净，如同真人。
这种在铜佛像上以银嵌眼睛的工艺在中国古代汉地制作佛像上是见不到的，只有西北印度的的的斯瓦特和克什米尔地区的佛像，眼型多为大杏眼，眼白和眉间白毫嵌银是其独特的手法。
从上文描述得如此详细、具体，当时应是有人亲眼目睹过的，不可能凭空想像出眼睛嵌银的佛像，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斯瓦特(swat）为今巴基斯坦印度河上游支流的斯瓦特溪谷地区,位于兴都库什山脉的东南侧、白沙瓦以北,与克什米尔地区比邻。我国古代称其地为乌仗那，乌苌、乌场等，属北天竺。
晋代高僧法显(于公元402年)、北魏慧生、唐玄奘都曾拜谒过此地。《大唐西域记》卷三“乌仗那国” 记载了许多著名的佛经故事即流传在这一带，如尸毗王割肉贸鸽等。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曾派末田地迦罗在此地雕刻了弥勒菩萨像供置。
《洛阳伽兰记》卷四载，法云寺即是西域乌场国的胡僧昙摩罗所建的，僧房皆为胡饰，从西域携来的舍利、佛牙、经像都收藏在此寺。（图1-3）
《全唐文》卷九百十三载长安授记寺婆罗门僧达摩战陀也是乌仗那人,曾画千臂菩萨像，画样流布天下。
从上述的嵌银眼睛佛像的细节透露出古代西北印度的佛像确实传入了中国，由于式样新奇，引起了时人的兴趣并加以记录。 
除了通过古代丝绸之路传入佛教艺术外，至迟从三国时代起，海上就已经可以和南亚诸国有了贸易和文化的交往，南朝时，梁武帝特遣使到扶南（今柬埔寨）迎请释迦佛的佛发。《梁书》五十四《诸夷列传》载：
（大同）五年（539年）复遣使献生犀，又言其国有佛发，
长一丈二尺，诏遣沙门释宝云随使往迎之。
据《法苑珠林》二十一广东甚至还有扶南国的石佛像：
齐建元中番禺毗耶离精舍旧有扶南国石像，莫知其始，
形甚巨异常，七八十人乃能胜致。
即齐建元时（479－482）广东番禺地方僧人静修参禅的毗耶离精舍内旧有扶南国石像，不知何时就有了，体量巨大，要七八十人才能移动。
南印度的狮子国（斯里兰卡）制作的玉佛像曾送到东晋的京师：
梁慧皎《高僧传》 十三《慧力传》：
释慧力，未知何许人。晋永和中来游京师尝乞食蔬，苦行头陀修福。
至晋兴宁中启乞陶处以为瓦棺寺。…又有狮子国四尺二寸玉像,并皆
在焉。昔狮子国王，闻晋孝武精于奉法，故遣沙门昙摩抑远献此佛。
在《梁书 .诸夷列传》中也记有此事：
狮子国，天竺旁国也…晋义熙初,始遣送玉像,经十载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
但是外来的佛像由于样式过分新奇，生搬硬套而来的佛像也不能轻易为中国人所接受，据《尚书故实》记载；（六朝画家）
佛像本胡夷村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绘雕刻，自戴颙始也。
即是说，佛像本来是蛮夷供奉的东西，人们对此并不能产生敬畏之心，但东晋的大画家戴颙首先将外来的佛教艺术加以改造，变成中国人能接受的形式，在画史上评价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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